2015年9月28日，由指挥家陈燮阳执棒，上海交响乐团与上海歌剧院合唱团联合演出的朱践耳作品专场音乐会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举行。演出结束后，年逾九旬的朱践耳先生登上舞台向观众挥手致意。本报记者叶辰亮摄

施雪钧

朱践耳先生走了!

出远门前，他已将身后事，一一嘱托老伴舒群：“不设灵堂，不开追悼会，不举办任何形式的纪念会，遗体捐献医学院。”这寥寥数语的“讣告”，昭示了践耳先生的澄明之境，世间的一切生死荣辱，顿作一缕清风，飘忽而逝。

这个世界，许多生灵忙着来，许多亡灵忙着去，来的原来都没有名字，去的，能留下名字的也只是极少数。可人们相信，音乐史上，一定会留下践耳先生的名字。

斯人已远去，音容存记忆，音乐却永恒。践耳先生的音乐遗产，成了一个时代的音乐记忆，活在人们心中。他的作品，有口皆碑的艺品与人品，已化作一座无言的墓碑。

还有什么比音乐活在人们心里更好的纪念？

1“在中国作曲家中，朱践耳留下这么多优秀作品，无人能出其右。”这是指挥演出并录制了朱践耳所有交响作品的陈燮阳对他的评价。在音乐界，践耳先生的音乐成就和艺术价值，得到了真诚的认可。

七十年的创作生涯，践耳先生创作了大量作品，题材涉猎非常广泛。在每个重要音乐领域，他都留下了成功的记录。如管弦乐　《节日序曲》、交响合唱组曲　《英雄的诗篇》　《交响幻想曲》《黔岭素描》　《纳西一奇》、唢呐协奏曲《天乐》、民乐合奏　《翻身的日子》、歌曲　《唱支山歌给党听》　《清晰的记忆》及电影音乐　《在烈火中永生》　等。尤其是在60岁后的20年间，践耳先生天马行空，“创作荷尔蒙”再度喷发，完成了创作上的转型，写出了10部交响曲。

中国有庞大的作曲家群体，可真正的交响乐作曲家屈指可数。践耳先生是这个时代精英中的精英。一个音乐人要在美学观念、历史人文观与现代及先锋作曲技法上，实现极富挑战的自我跨越，已实属不易；践耳先生以逾花甲之年作这样的跨越，更令人钦佩。虽然我们在交响乐领域迄今还没出现国际公认的音乐大师，但践耳先生是改变中国乐坛现状的先驱者之一。

国际同行曾批评中国作曲家，“只借用了西方交响乐的空壳，而没有掌握内在的逻辑与和声的本质，说他们没有领会交响艺术的精髓并不过分”。说白了，就是交响思维仍停留在肤浅的单线条平面思维中。

践耳先生不然。他将中国元素合理巧妙地消化、吸收、拆解、创新，并用浪漫乐派、现代乐派乃至先锋派的西方音乐技法，使之成为一种国际音乐语言。这种独特音乐语言，与当今中国的主流音乐有所不同，音乐中丰富的情感表达，都来自他对民间音乐的汲取和研究。这位旋律大师，在配器、音乐调色方面，有着独到的功力。

践耳先生思维前卫，他怀着极大兴趣，做各种新的尝试，寻找新的突破。“不断修正以往不足，将它转化为进一步的新探索，使每一部新作都成为一个新的自我”。

面对俄罗斯民族乐派成功地将本国音乐推向世界的经验，践耳先生用自己的创作实践，回答了“今天中国怎么做”这一命题，即一个非西方血统的作曲家，如何在利用西方音乐语言创作的同时，又不失去本民族和文化的个性，建立自己的音乐风格。践耳先生称之为“慎终追远”。

“六十岁学吹打”，却创造了音乐史上一个传奇。他完成了创作上的美学转型，从传统乐派跨入了现代乐派行列；在交响乐的创作理念、母语运用与现代及先锋技法结合上，他成为具有现代意识和鲜明的民族气质的一代大家。他为中国乐界，提供了一部鲜活的音乐教科书。

2音乐家这个群体中，有人行为乖张，随心而为；有人张狂傲慢，喜怒无常；有人目空一切，不近人情。其音乐中所表现出高尚人格力量，与现实中的人性人格，完全两码事。而践耳先生不“奇葩”，不另类，是个温文儒雅的谦谦君子。他一生谦卑低调，与世无争，也不善于自我包装与推销。他从不恃才傲物、唯我独尊。

践耳先生九十岁那年，我到瑞金南路他家拜访。见我到来，耄耋老者才缓身离开了书桌。那段时间，他终日伏案，一笔一画在爬格子。“我的时间不多了，正在写创作回忆录呢!”他拿起厚厚一叠书稿对我说。

我很惊诧。风烛残年了，生命依旧在燃烧。我问他为何不找个助手，践耳先生叹了口气，难哪，这个人必须是懂我音乐，喜欢我音乐的人。孰料几年后，践耳先生就托陈燮阳转赠与我　《创作回忆录》　签名本。我深为感慨，践耳先生留下的不是书，而是七十年的创作思想。

在《创作回忆录》　中，我看到他从灵魂深处，不断自我反省、自我剖析：“自己趋时跟风，裹挟进滚滚浊浪中，变成一台音符打字机。”“我反思这一生，则是从革命梦和交响梦之间，不断地来回徘徊，相互交替……”

在受金钱与利益驱使的当下，作曲家是孤独和脆弱的，作品首演后即被尘封的事屡见不鲜。践耳先生也没能幸免———他创作的10部交响曲，除由陈燮阳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悉数首演外，很少有乐团在音乐会上重新演奏。时任上交音乐总监的陈燮阳对践耳的艰难转型予以全力支持，后来还为他录制出版了全部交响作品。

去年5月，上海为践耳先生举办作品专场音乐会。正在住院的践耳先生得知消息后，竟然辗转反侧，一夜未眠，他在想答谢词。第二天晚上音乐会结束后，践耳先生颤颤巍巍走上台，半天说出了一句话：“感谢上海交响乐团拯救了我。”这发自内心的一幕，现场观众无不动容。事后，他老伴舒群告诉我，整整一夜，他绞尽脑汁，才想出最贴切的这么两个字：“拯救”!

3践耳先生的建树是多方面的。除交响乐创作的杰出成就外，他早期的声乐作品，有些已成为历史的经典，留下了无法复制的“一个时代的音乐记忆”。

在践耳先生的声乐作品中，朴素、真挚、洗练、优美，成了最显著的特征。创作于1963年的　《唱支山歌给党听》，以及1981年写的　《清晰的记忆》两支歌，其音乐力量，形同姊妹篇。尽管诞生在特殊历史时期，但它以艺术的真情流露，打动了亿万民众的心，影响了中国歌坛，影响了整整几代中国人，还是才旦卓玛、李双江、方琼、廖昌永等歌唱家多次演绎的曲目。

践耳先生告诉我：“《唱支山歌给党听》　的旋律是一气呵成的。是　《雷锋日记》　感动了我。那时，报上刊出整整两版　《雷锋日记》，诗意化的歌词，引起了我的共鸣，激发了我的创作激情。在决定写后，我一边哼，一边写，脑中的旋律很自然地就往下走，整个创作过程非常流畅。我想，一个人内心深处如果没有受到感染，是绝对写不出这样的情感的。”

在自我反省“六年迷途、十年荒诞压抑、后两年反思”的人生弯路后，他为自己作品划出一条“红线”，即“凡我写的群众歌曲，全都用‘践耳’这一笔名，并不列入作品一览表中。而艺术性作品则用‘朱践耳’全名，并编了作品号，以示区别。”他说：“我的后半生是怀着补过、还债的心情在写作……”

这是何等的境界!

创作转型后的践耳先生，很少再写歌，他不为委约费所动，拒绝创作那种用完就扔的“一次性消费品”，和音乐垃圾、音乐形象工程保持距离。

晚年的践耳先生，目光与思维依然前卫，关注着当代音乐的最新发展，并汲取富有生命力的养料。他留下了可贵的创作心得，“多年的创作使我得出一条经验，那就是：作曲家要与人民心贴心；作曲家还要有个性，做到既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此可谓‘悟自生活，本于立意，归乎用笔’。”

这是一位作曲家的真诚的艺术写照。

而今，践耳先生已驾鹤西去，留下的遗言是：

至诚至真，乐之灵魂。

至精至美，乐之形神。

若得万一，三生有幸。

……

愿朱践耳先生在他的“交响梦”中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