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益

冠服衣袜，既是生活方式，也是文化的象征。读顾炎武先生　《日知录》，发现卷二十八中有多则谈及。他说，五六十年间我看到的服饰变化已经很多，所以记录自己所闻，以视后人。其中之一是　《豫章漫钞》：“今人所戴小帽以六瓣合缝，下缀以檐如詹。阎宪副闳谓予言，亦太祖所制，若曰‘六合一统’云尔。杨维桢廉夫以方巾见太祖，问其制，对曰：‘四方平定巾。’上喜，令士人皆得戴之。商文毅用自编民，亦以此中见。”杨维桢所戴的方巾，有四方平定的含意，受到明太祖喜欢，得以推广、流行。顾炎武又引　《太康县志》　所载，比较自洪武经弘治、正德、嘉靖历代，服饰时尚的流变，似乎只体现在冠帽尺寸、衣衫高低、裙褶多少上，没有出现根本的异常。

然而在　《对襟衣》　一则，顾炎武引《大祖实录》　载：“洪武二十六年三月，禁官民步卒人等服对襟衣。惟骑马许服，以便于乘马故也。其不应服而服者罪之。”对襟衣，跟宽松飘逸的袍服不一样，便于骑马。尽管明洪武年间禁止穿着，甚至问罪于不该穿服者，但是到了顾炎武生活的明末，仍然以罩甲、蔽甲、披袄、背子的名称存在，由不同的人们穿着。形制与对襟衣相仿，两襟相对，中间系纽。

上古时代，汉人所穿上衣大多是交领斜襟。中原人崇尚右，往往是衣襟右掩，用左手解开，抽带比较方便，称之为右衽。左衽一般为死者所穿，因为不再需要解开了。然而长城外的北方诸族崇尚左，习惯上衣襟左掩，称之为左衽。顾炎武引用大量史料说明，一些殿堂寺庙的塑像出现左衽，都是金人制作的，到了明代初年，尽管有奏报，有明旨，仍未完全改变。这在　《明实录》　中有所记载。

关于行幐，顾炎武也引用了　《诗》《左传》　《礼记》　《战国策》　的诸多资料，叙述其传统由来。幐，《说文》　解释为囊。赵俪生教授认为，行幐即近世所谓的绑腿，取其行走和跳跃的便捷。这就从冠服转向了鞋靴。顾炎武说，古人的袜大抵是用兽皮做的。现在的村民往往有裹脚布而不穿袜子，“古人之遗制也”。为了保持仪容，坐下时常常穿袜，而看不见脚。但在汉魏时代，不穿袜而看见光脚的就多了。

服饰文化的剧烈变化发生在清初。清顺治元年五月，多尔衮进入北京后，立即颁布剃发令，由于遭到老百姓的强烈反对被迫停止。第二年，清兵进入南京，于六月再次颁布剃发令，规定所有的文武官民都要剃发，衣冠服饰也要遵从清制，违抗者杀无赦。在汉族人看来，发肤来自父母，怎么能轻易剃掉？不仅剃发留辫，还要穿小领窄袖的满族服装，实在是奇耻大辱。江南各地纷纷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剃发斗争。

顺治七年，顾炎武三十八岁时，也被迫含恨剃发。为此，他还写过一首题为　《剪发》　的诗。诗中有这样的句子：“稍稍去鬓毛，改容作商贾。”“丈夫志四方，一节亦奚取？”剃发是让顾炎武耿耿于怀的权宜之计。但是，尽管在感情上难以接受外来服饰，他心里仍很清楚，“处夷狄之邦，而不失吾中国之道，是之谓‘素夷狄，行乎夷狄’也。”随着时代变迁、文化的渗入与融合，对襟衣之类的胡服终究由于便利，渐渐地被人们所接受。左衽和右衽的差异，最终将消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