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永安

昨天忙忙碌碌，夜里放下手头的事，去万达影城看　《敦刻尔克》。梧桐树漏下的灯光里飘着小雨，不打伞走过去，晚风好清凉。一路上有些担心，这片子会不会像　《珍珠港》，炮火满天中开了一朵英雄美人花，战争仿佛是为了催生最凄美的爱情？　这庸俗的套路不知害了多少电影人，导演诺兰的特立独行，如何顶住电影工业的圈粉本能？

不到两个小时的影片，结束时没有马上站起来，似乎片子还没放完。一部完全没有女人的战争片，从开始到终场没有一次笑声，没有一个人中途离席，人人陷入黑洞一样的静默。钢锯般颤动的音乐穿过每一个镜头，随时都可能戛然而止，如同敦刻尔克每一个官兵的命运。诺兰淋漓尽致地发挥了自己剪辑大师的才华，视觉在陆地、海上、空中穿梭变换，释放了电影语言的自叙事能量，把一部没故事的影片拍得浓重而空灵。什么是电影？　什么是“形式即内容”？　这部片子是强大的阐释。

然而真正让我内心震动的并不是诺兰的电影美学，而是影片的性别意识。40万的英法将士一路溃退，最后惶惶聚集在敦刻尔克海滩，其中没有一个女性。这和真实的历史当然不一样，电影已经把她们过滤了。诺兰要拍的是一部“绝望的男人们依靠谁”，这个危机瞬间激发了英国全部的力量:国家机器、陆海空三军、镇定的将军、勇猛的飞行员、无畏的老船长、浩浩荡荡的民船……一个庞大的系统轰隆隆运转，每一个环节都是男人建立和操控的。惊慌失措的撤退男兵都不会失去“组织”，他们既然被编入了军队的序列，就有了明确的位置，男人编织的大救援的网络，会不顾一切把他们捞出来。

这就打开了另一面的问题:绝望的女人依靠谁？　这问题似乎很空幻，因为历史空间中没有40万女性全副武装汇聚海滩的壮观景象。从本质上说，当时女性是分散的，没有自己的独立组织，都是通过家庭纳入到社会体系。但是在现代社会，独立的女性越来越多，她们环望世界，孤独感油然而生，精神上的“敦刻尔克”直逼眼前。福楼拜　《包法利夫人》　中，艾玛的痛苦是现代女性的先声:“一个男人，至少是自由自在的；他可以体验各种激情，周游整个世界，冲破艰难险阻，去尝一口远在天涯海角的幸福之果。而一个女人却处处受到束缚。她既委顿又驯顺，她身不由己，体力既弱，法律上又处于从属地位。她的意志，就像她的女帽上用细绳系住的面纱，随风颤悠晃动；时时有某种欲望在掀动它，又时时有某种礼俗在牵住它。”这种感觉，在电影　《包法利夫人》　中归结为一句话:“世界为什么离我这么远？”

生活中也认识一些自由而丰富的女性，她们绝不从属于男性的身影，以自己的创造性和专业性拥抱广大的世界，令人钦佩。但不得不说，这样的人还是太少了，不足以构成拯救女性“敦刻尔克”时刻的强大社会系统。《挪威的森林》　将近收尾，渡边回忆自尽的美丽女子初美:

天地间的一切全都红彤彤一片。我的手、碟子、桌子，凡是目力所及的东西，无不被染成了红色，而且红得非常鲜艳，俨如被特殊的果汁从上方直淋下来。就在这种气势夺人的暮色当中，我猛然想起了初美，并且这时才领悟她给我带来的心灵震颤究竟是什么东西———它类似一种少年时代的憧憬，一种从来不曾实现而且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憧憬。

为什么“从来不曾实现而且永远不可能实现”？　这不是宇宙定律，而是自由女性每时每刻都处于敦刻尔克，后面追兵如云，前面不见来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