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酉初冬，得日本古琴学者稗田浩雄先生寄赠《近世琴学史考》。这部由稗田先生倾注数十年功力完成的一千二百多页皇皇巨著，竟然只自印二十册，用以馈赠师友，岂非暗隐知音无多的怀抱?当然不能辜负前辈的好意，虽然不通日文，也连蒙带猜地硬啃起来。

第一章《战乱的余烬》末节《琉球册封使从客传授弹琴》，正是大感兴趣的题目，还曾搜集了一些材料准备写点什么。从这里知道，中国学者刘富琳先生写过一篇《中国古琴在琉球的传播》(《音乐研究》2015年第3期)，赶紧找来拜读。刘先生梳理了清康熙二年(1663)、康熙五十八年　(1719)、乾隆二十一年　(1756)三次册封琉球的史料，重点考察了各次随行的琴客陈翼　(字友石，常熟人，明末清初)、陈春树(字利州，长乐人，康熙间)、徐傅舟(杭州人，生年与王文治「1730]接近)其人与他们传授的琴曲。其中关于徐傅舟的材料，较之于我尤为丰富，不免有“崔颢题诗在上头”之叹。

当然还可以有两点小小的补充:第一，陈翼教给三位弟子不同的曲子，是有选择的。琉球国世子所学为《思贤操》、《平沙落雁》、《关雎》。《思贤操》的主题为孔子思颜回，亦未尝不可理解为君主思贤能;《关雎》，历来解为“后妃之德”，“人伦之首，纲纪之大”，“风化之始”，可见是关乎政权的大事。王婿学的是《秋鸿》、《渔樵》、《高山》，强调的是闲情逸致，就连《秋鸿》，也有“贤人避世”、“高远暇放”的意思。法司子学的是《流水》、《洞天》、《涂山》，《涂山》者《禹会涂山》，禹在涂山“会天下诸侯，执玉帛来朝者万国”，不免有提醒他个人以臣侍君、琉球以小事大的深意。

第二，徐傅舟在琉球天使馆停云楼所弹三曲中，刘先生未能确定第二首《秋风吟》是何曲，与《秋风》《梧叶舞秋风》《秋风辞》有无关联。其实刘先生所依据的王文治《停云楼听杭州徐傅舟弹琴》诗，原句是“续为桐叶秋风吟”，应当将“桐叶”与“秋风吟”连起来看。“桐叶”者梧桐叶，《桐叶秋风吟》所指无疑就是《梧叶舞秋风》。

这些记载与诠释，不仅可见古琴曾经流传到琉球，还可知在中华帝国鼎盛年代的文化输出主流中，古琴曾被有意识地赋予了极其重要的地位。但热闹的“送去”、自我陶醉的“教化”之后，琉球琴史还有着鲜为人知的另一面。学者们可能都没有关注随后的两条材料，一是李鼎元《使琉球记》记嘉庆四年(1799)行程中的感慨:

二十一日(庚子)立冬，换戴冬帽，改行装。球阳地暖，所携长襟、长褂、皮衣皆无用;即过冬，中毛羊皮已足。悔此行不知，枉费周章。跟役如例而止，多则无用，惟从客善书者不可少。球人重书，请者甚众，两手不能给也。至备赏扇对、笔墨、香帕等物，亦宜多备，体统所关也。琴、棋与画，不备亦可。是日初检行装，书此，后有来者，幸毋再误如余。

到了嘉庆十三年(1808)，齐鲲、费锡章《续琉球国志略》卷五《志馀》也特地说明:

正副使奉命册封，例许随带从客医士等，正使跟丁二十名，副使跟丁十五名，经礼部奏定有案。臣等查前使张学礼从客陈翼授王世子、王婿辈琴操，医士吴燕授国人医理，徐葆光从客陈利川　(引者按:当作“州”)授那霸官毛光弼琴法。但琉球人质朴好文，使臣将命后，求诗求字，日不暇给。从客长于笔墨者自不可少，其他不必求备。

二者都记载了琉球人对中国书法的高度热情，但“琴、棋与画，不备亦可”、“其他不必求备”，彻底打破了百馀年来的一厢情愿。可以想见，古琴音乐在中国附丽于文人群体，而移植到琉球，则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少数人偶尔习得有限的几首曲子，未必能保持长久兴致，更未必能吸引继承者，极易失传。据记载，日本汉诗人、琴士梁川星岩　(1789—1858)　藏有来自琉球的古琴。可知差不多相当于中国的嘉、道时期　(1796—1850)，琉球的古琴就已经开始外流，而主要接受者，正是琴士较多、地缘较近的日本。这可谓是　《使琉球记》　《续琉球国志略》记载的笺注。

如今，日本岛根县津和野旧藩家藏琉球王朝时代的乐器中，有“张越制”腹款琴一张　(王耀华《琉球御座乐与中国音乐》　第11、13 15、160页)。虽然不会有人当真视之为唐代张越所斫，但它作为古琴流传琉球的遗存，见证了一段知音难觅的文化交流史，弥足珍贵。

丁酉大雪后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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