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英国人爱德华·纽顿为聚书而乐。他喜欢向女士们、先生们介绍自己的藏书乐趣，还撰文出书，与素未谋面的读者朋友分享自己的这份快乐。中国传统的藏书，可谓喜忧参半。去过宁波天一阁的人们，一定会为那里的藏书而陶醉，遥想着古时候有这样的坐拥书城，内心该是多么的满足。其实藏书楼主人在世时并没有那么多快乐，藏书越多，内心的忧虑也与日俱增。他希望这些珍贵的图书能够世世代代流传下去，但他担心火灾，又担心偷窃。这种喜忧参半的藏书体验折射出传统中国读书人的忧患个性。那么一百年后的今天，藏书之乐还在吗？

上世纪90年代初，复旦大学历史系的谭其骧先生过世后，美国一大学图书馆有意购买他的全部藏书。恰巧那时王元化先生在华东师大参加座谈会，他向在座的市主管领导谈及此事，后来有关方面采取措施，谭先生的藏书得以保留在复旦。但很多名家的藏书就没有这么幸运。王元化先生自己的藏书不知去向何处？我自己亲临的几件与藏书有关的事，让人很感慨。

2012年暑假刚过，业师钱谷融先生打来电话，嘱我过去选书。原来师母过世，老房子要重新装修，堆积在家的书须处理。老师一生心血都在教书、读书和写书上，书是新朋老友，至亲至爱，钱先生家满房间的书像他散养的动物，进进出出，随处都是，但现在人处老境，精力顾不过来，招呼周围喜欢书的人来拿走一些，想来也是好事。那天有陶型传、赵山林、陈子善、陆晓光、殷国明、赵康伟、姚扣根诸先生。钱先生对大家说，你们自己挑吧，喜欢什么就拿去。大家面面相觑，不知道怎么办。钱先生又说，不要客气，自己拿吧。大家这才挑起书来。

我不知道钱先生一共有多少藏书，但1950年代留积至今，数量不少，这些藏书，有的是他抗战时期在重庆中央大学读书时买的，有的是1949年后各个历史时期购入的，有的是内部阅读材料和教案，有的则是朋友赠送的，还有一些是研究生恢复招生以来最早一批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朋友赠送的书，都是签名本，记得有王元化、柯灵、王西彦、茹志鹃、程千帆、徐开垒、唐弢、王瑶、陈瘦竹、黄裳、荒煤、罗荪、李子云等人的赠书，王元化先生的赠书最全，差不多新出的，都有赠送，而且扉页上总有一段长长的题记，说明自己写作上的心得体会。研究生学位论文，有南京大学程千帆先生的弟子莫砺锋以及陈瘦竹先生的弟子王文英等人的。还有不少80年代以来活跃的作家、评论家的签名本，像王安忆、程乃珊、王小鹰、赵丽宏、孙颙、南帆、许子东、鲁枢元、陈思和等。大家挑了一些，各自拎走。拿走的书，只是藏书中的极小部分。

第二天上午，我再去看钱先生时，书房空空荡荡，只剩下书架和书桌，原本满屋子的书一本不见。我问剩下这么多书呢，保姆说都卖掉了。我问卖给谁，她说收废品的，称斤卖，卖了一万多元。我一时语塞，不知说什么好。想想自己老师毕生积聚的书，一天不到，就彻底散尽，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我还得到过两位老师的赠书。一位是作协李子云老师的，还有一位是华东师大中文系楼惜勇老师的。

李子云老师病逝前两年，住所因失修多年，房管所来大修。她电话给我，请我去取清理出来的书。到她家时，李老师已经将书扎好，有两大捆。她笑嘻嘻地对我说：杨扬，这些都是有关现代文学的，送你大概会有用处。的确像李老师所说的，她送给我的书中，有一套多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序跋选编，是我近些年经常翻阅的。有时见到书中用红笔划出的部分，我就会想，这应该是当年李老师阅读时留下的。

2012年我还得到中文系教授楼惜勇老师的赠书。楼老师患重病有几年了，住在五楼，没有电梯上下。他电话给我，问有一些旧期刊要不要，我说要的，他说去取时电话给他。暑假我到台大访学一个月，回来就联系他。电话里他显得比我还焦急，说这么久了，怎么还不来取书。楼老师送我的期刊中，有全套《文艺报》和《当代文艺探索》，我自己的第一篇论文就发表在1980年代的《当代文艺探索》上。这些杂志现在要见到完整的一套，非常困难。老师、出版社以及一些书的作者送我不少书，包括近年来评审的论文，我都统统留着。

文字的东西，似乎都是有生命的小动物，实在舍不得随意扔掉，但堆在家里又怎么办呢？一次与几位朋友去龙泉访瓷，一位老同学对周围的人说：80年代我们俩在读研究生时，疯狂买书，现在想想，当初如果疯狂买瓷器，现在都不得了了。他说的是实情，但对书的热爱，是无法用钱和财富来衡量的。或许现在名家藏书的散出，就如晚清一些藏书楼倒闭时的状况相似，没有人太当回事。但多年以后，会不会掀起一种回购和抢购的风潮呢？

偶尔在旧书店或书摊上见到名家流出的藏书，那是会给人以发现的惊喜。我清楚地记得，曾在波士顿的二手书店，见过费孝通送给怀特海的英文签名本。那时欢乐像阳光一样照进心里，清冷的书店有了生气。这么美好的记忆，一生中大概不会很多，但有了就会铭刻在心，终身难忘。

2013年3月

（2013年4月29日文汇报“笔会”刊发）

作者：杨扬

编辑：谢娟

责任编辑：舒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