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乙解说胡絜青的画 （福建漳州2012）

人生偶尔会遇到一些被“点亮”的时刻。一点亮，就是一生，可遇而不可求。我自己，就在混沌中备战高考的某一天，被一封“从天而降”的书信点亮了前方的路。

1980年代，买书的渠道没有现在这么多，除了去书店等书、淘书、偶遇书，再有一个购书的渠道就是汇款到出版社的邮购部买书。有时候，你寄去的钱多了，或者你想买的书出版社也没有了，就会退钱给你。那时我自己没钱，我要的书大多是让我爸买。我爸是上海一家出版社的编辑，他对汇款买书这种事熟门熟路。我就觉得他天经地义能给我买来任何我想看的书。

但是，我爸遇到了难题：我要的好几本老舍的书，出版社也没有，退钱给他了。那时候，他是我要星星绝不摘月亮给我的。怎么办呢？他脑子一热，就给舒乙老师写了封信，问他有没有。

有的有，有的没有！有的几本，很快就寄来了！就这样，我收到了来自舒乙老师的第一封信。

就这样，舒老师寄来的第一封信，把我从懵懂中唤醒，我飞快地确立了人生目标：学文学！从那一天起，有好几年，我一直在和他通信，直到最后一次，1999年我得到他密密麻麻仔细填写后寄来的博士论文评阅书。现在，他的这些信，有好几十封，都在我手边，我却不大敢打开，生怕惊扰了珍藏在里面的岁月的魂灵。

最初的通联，都是一些幼稚的提问，但每每能换得他不厌其烦的解答，和亲自复印的资料。终于有一天，我跟他说，考上复旦大学中文系了。他的回信也很愉悦，这句话我一直能背诵，他说，“几乎能肯定，又多了一位研究老舍的学者。”

就是这样，1989年至1999年，这十年从入门到做出来一篇还算像样的论文，这句话，我不能忘，不敢忘，也不会忘。我也一直不认为几乎只研究一位作家是一件不对的事情。人生太短暂，意外太多，如果能做好一件事情，便是上天极大的恩赐。而这鼓舞我前行、温暖我人生，决定我职业选择的第一句话，就在那封北京来信里。

第一次见面是1994年。

那年我大学毕业。拿了篇本科毕业论文就不知天高地厚地去长春参加学术会议了。一路上，就像娃娃那首歌唱的，“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而真的见到舒老师，却一点也没有紧张，也容不得我紧张。他这个人——多年以后我也一直这么认为——就像个永远放射着光芒的小太阳，特别能聊天，特别自来熟，说话特别有感染力。那第一顿好客的东北的晚餐，听他讲了很多好玩的、可叹的北京人艺的典故；那最后一顿隆重的闭幕午宴，他用纯正的俄语、浑厚的男中音演唱苏联歌曲《小路》。这么多年过去了，会开的什么内容早就忘记了，舒老师讲的故事和动听的歌声却时时回响在耳畔。

会议结束后，我和我爸在北京会合，逛遍了在地图上游览过无数次的北京的大街小巷，又随同去的学长郑重地捧了鲜花，登临中国现代文学馆，去拜访舒乙老师。

那天我和伍学长一起，就像贵宾一样坐在文学馆的大会客室里，和舒老师天南海北地聊天。现代文学馆那时候还在万寿寺。那曾经是慈禧太后的一座行宫，当时给文学馆用，珍藏各种作家的手稿、文物，不对外展示。舒老师那时是副馆长。聊了一会儿天，他就站起来，带我们一间一间地参观。他每推开一扇厚重的大门，我就听到来自岁月深处的一声“吱呀”的回响。就这样，一间又一间，他认认真真地带我们看完了整个文学馆，丝毫不把我们当成两个少不更事的大学生看。他对那些文物满怀敬畏，如数家珍。当时的感觉，也是之后长久的感觉：这是一位真正的用全身心热爱着文物的管理者。

见到舒乙师之前，我已经读过很多他的文章。在认真阅读他写的各种散文和论文的时候，他最早带给我的“老舍之子”的定义会渐渐地很稀薄。在我的阅读经验里，他就是一个散文家，偶尔会写一些关于他父亲的或者深情，或者充满趣味的文字而已。当时，我读过他写的《悼杨犁》（好像是叫这个题目）和《哭任宝贤》，都是登在《文艺报》上的，从那些深情怀念挚友的文字里，我读到了悲天悯人，读到了风趣睿智，读到了惺惺相惜，也读到了人以群分。

就在那天，带着我们参观完文学馆之后，他又请我们在文学馆门口的小饭馆里吃了简单的午饭。这也是我第一次吃到苦瓜。吃饭的时候，我把读《哭任宝贤》的感受复述给他听，问他一些他在文章里没有完全吐露的事情，他都一一告诉我了。1988年，北京人艺到上海演出，我爸带我看了任宝贤的好几个戏，对他印象特别深刻。不料不久以后看到的一篇关于他的文章竟是舒老师写的悼文，实在是非常震惊。《哭任宝贤》和舒乙师的其他文章一样，清通流畅、真情流露，却因为怀着克制的深情记述令人读时泪洒衣襟。

午饭后就到了分别的时刻。我们问他坐一个什么公交车怎么走，这时，在饭馆儿门口，舒老师跟所有的北京人一样大大咧咧地一指：“往前一百米就到！”

我们走了一个多小时还没走到。

再后来我慢慢地正式步入老舍研究的行列，和他见面也变得规律起来，一般是每过两三年在开学术讨论会的时候会见面。因为我觉得他越来越有名，也越来越忙，聊天就不再那么深入了，写信也渐渐地少了，慢慢地发展到只是过年通一张贺卡。但有几次舒老师到上海开画展的时候，会把请帖发到我和史承钧老师家里，我们就会去参观他的画展，顺便和他闲聊几句。

2012年11月，在福建漳州开老舍会。刚报到完不久，吃午饭的时候，有人在背后拍了我一下。我回头一看，是舒乙老师。他把一本书塞到我手里，说：“这是新写的，送给你。”这本书是写北京和承德的藏文石碑和藏式建筑的，叫《见证亲密》。我知道他这些年一直在为保护北京的古建筑较劲，想来这书也是成果之一吧，就高兴地收下了。展卷一看，名已经签好了，落款日期是10月15日，原来是十月份就签好了带来的，又特地拿到餐厅来寻我。

再后来的一次会议是2014年很多老先生一起到俄罗斯开会，舒乙老师因为在苏联留学过，听说又当导游又当翻译，玩得很尽兴。但那时因我已经远赴澳大利亚陪教，所以没有去俄罗斯，也就错过了最后一次和他老人家盘桓的机会。

人生就是这样，以为一直还会再有的事情，突然就中断了，再也没有了。以为不久又会见面的人，以为错过这次还有下次，突然就没有下次，再也不见了。

我刚读了一篇马未都先生写的悼念舒老师的文章。他说，舒乙脑溢血之后，在床上躺了八年，这几乎是他人生的十分之一的时间。虽然舒老师在床上并没有躺这么多年，但，没有八年，也有六年。想想就难过，这是一段多么难熬的岁月！不知道这近六年的漫漫长夜他是怎么过的。不知道在这漫长的看不见星光，看不见五彩，看不见他热爱的北京城的时光里，会不会有那么一个瞬间，他会想到过我。

    2021.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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