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结识浦江清先生，最早缘于读他去世次年出版的《浦江清文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1989年增补）。从他挚友吕叔湘先生的序中得知，他在大学任教三十年，曾有志于撰写中国文学史，可惜赍志以殁。后来又知道，浦先生留在世上的著述，还有《杜甫诗选》（与冯至、吴五天合作，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即将再版）、《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三联书店1987年，1999年增补）、《浦江清文史杂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再往后，他的女公子浦汉明夫妇发愿整理他的文学史讲义，数年前出版了《中国文学史稿》（四册，北京出版社2018年）。当年吕叔湘先生感叹的浦先生的遗憾，在其哲嗣的努力下基本得以弥补了。

《文录》收文仅十一篇，却涉及雅俗文学如神话、诗歌、词曲、小说及《庄子》、屈原研究等，包含了史实考证、文体辨析、作家评论、作品分析、文学史研究多个方面，可谓少而博，博而精。其中《八仙考》，不仅如吕叔湘先生序中所评“是很见功力的一篇文章”，也体现了民国学术重视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的风尚。《屈原生年月日的推算问题》，是浦先生用力最勤的晚年之作，体现了文史学科与天文历法、年代学等多学科互通相攻的博学与勤勉，加之图表式、统计法、现代天文学的高等数学演算，不仅结构宏阔，论证密栗，还俨然带有了新兴的数字人文的色彩，从而迈越了乾嘉诸老的考据之学。

当年细读并留下极深印象的，是《花蕊夫人宫词考证》。五代时期的花蕊夫人，宋以来人或谓费姓，或谓徐姓，但谓为后蜀孟昶之妃则一。独浦先生细读近百首《宫词》文本，广稽相关史料，推断其为前蜀王建之妃。文章抽丝剥笋，层层叠进，解决的不是一个问题，而是大问题中套着的中问题、小问题，足证作者文本细读的方法、文史互证的功力，另外还有强大的逻辑推论能力。比如花蕊夫人有姐一人，为王建之大小二妃，后主王衍究为谁生，自来说法不一。浦先生不仅从史料中判断，如《益州名画录》载王衍命画师“写先主太妃太后真于青城山金华宫”，次序是太妃居上，故判断太妃是姐，则太后即衍母是妹；更从文本中推理，谓《宫词》九十余首有称太妃而从无一语称及太后，岂非为太后所作之一证。每读至此，能不令人抚髀称快乎！

文章属考证之作，却每见感情贯注之性情笔墨。如这一段：“原《宫词》之制作，所以夸饰承平，附庸风雅，唯以唐末天下之乱，王氏僭窃苟安，妄自尊大，不久而王衍母子以盘游失国，祸不旋踵，此风月之词，备记其荒淫之实，徒为后人怜笑之资，将以戾国之史料读之也，岂不哀哉！”能不让我们感受到欧阳文忠公《五代史伶官传序》的风神！

《文录》之外，浦先生的许多著述、学术观点乃至个人生平也都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刊物上每见关于其词学研究、文学史撰述、《红楼梦》研究以及仕履交游等的探讨。本世纪初，袁行霈先生主编四卷本《中国文学作品选注》（中华书局2007年），与他上世纪末主编的面向21世纪大学教材《中国文学史》配套，笔者受命主编“宋辽金卷”，在注释李清照名篇《金石录后序》文末那句难解得要命的题署年月的句子时，便引用了浦先生的分析。文末例附两条评语，其中一条用的也是浦先生的。

学术之外，浦先生擅词章，1944年在昆明，闻一多先生因家口多，生活困难，以治印补贴家用。联大同仁十数人为其订金石润例，咸推浦先生撰文，卒以骈文写成，为闻先生所称赏。他又擅诗词、散曲，能作弹词，每有所感，即形诸歌咏，部分收录于1989年版《浦江清文录》。他写得一手漂亮的学者气息浓郁的行书，又喜吹笛子、唱昆曲，经常在课堂上即兴吟唱。假设天尽其年，其成就又将何如，是不难想象的。

民国学人和学术皆处于中国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期，呈现出中西会通的独特风貌。浦先生出身西洋文学，精通英语，掌握梵文、满文、拉丁文及日语、法语等，曾任陈寅恪先生助教，受其影响，多读西方的“东方学”文献，转入中国文学系后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连渊博的吕叔湘先生也说他“在同辈中以渊博称”（初版《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书首小传），这使得他在那同时闪烁着五色光芒的学术星空中，成为耀眼的一颗。

在十年前的清华百年校庆（2011年）前夕，中文系没有采用惯常的做法，借机为自己编一套论文集，而是从查阅档案开始，经确定名录、蒐集文章，到最后斟酌选定篇目，给我们的前辈编了一套论文集，名之曰《却顾所来径——1925至1952年清华大学中文系教师学术文选》。我们认为，那是对百年校庆和清华中文最好的致敬。

二

有意思的是，近于肆间接连得见浦先生信札两通。一通末署“四月八日”，乃致其总角之交施蛰存先生者。信札结束处提及“有几篇文章想写，搜集材料，不胜奔波”，其上端另添数行，赫然写着：“近在写《花蕊夫人宫词考证》一文，略有头绪矣。”欢喜之心顿生，惜以索价过昂，未能入手。《考证》文章后来发表时文末自注“1941年7月初稿写于上海”，故知此信札作于1941年。

浦汉明先生在《中国古典诗歌讲稿》（北京出版社2016年）后记中提到：“父亲终身执教，为培养学生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他热爱青年，因为青年是民族的未来。在抗战的艰难岁月中，他的关注更由课堂扩展到社会，倡议创办了《国文月刊》，并为之撰写了《词的讲解》等一系列普及性的文章，既弥课堂教学之不足，又使许多因战乱不能入学的青年在自修中得到指导。”这封信札重点之一谈的正是刊物的事。刊物1940年在昆明创刊，浦先生首任主编，继任者余冠英，朱自清、闻一多、夏丏尊、叶圣陶、王力、沈从文等均曾出任编委或编辑。孰料创刊次年稿源即告紧张，其时浦先生返沪休年假，施先生在福建永安福建中等师资养成所任教，浦先生信中说，“慨允为《国文月刊》作长文，大佳”，“兄如有朋友对此事业感兴味者，亦请帮忙拉稿，标准不妨放低”，甚至问施先生当时所教的学生，“高足有文章可付月刊否”？可知作为主编，他是如何的尽责。

另一通终得入藏寒斋的信札更令人感觉珍贵。所以说更者，不仅同样写给我素所景仰的施蛰存先生，同样内容相当丰富，还关涉浦先生短暂一生中学术、教育之外的另一件功业，主政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这对于正谋食于清华中文系的后辈而言，不能不平添一份大大的亲近感了。为节省篇幅，只将相关内容迻录于下：

此间代主任事，乃佩公休假时所定，遂多杂务，好在同人之间，感情皆洽，尚不太难。最难者在应付毕业生找出路问题。上年度数人，佩公已为设法，尚有一二人至今失业，托写介绍证明文件等出外接洽，令人头痛。王了一处，虽校方在洽其返校，看来尚无把握。北方局势，及眷属安家最使人观望考虑也。现在音韵功课，由南开张清常来兼，文法方面由燕大高名凯来兼。此间中文系尚分语言文字组及文学组，唯语文组无学生。因此音韵、文法、语言一类，亦不需多设课程，尚可敷衍耳。了一返校，则语文方面无空额，否则有一空额，须在此年中决定人选。以前佩弦亦曾想到叔湘，叔湘不肯北来也。将来不知聘定谁氏，颇费斟酌。佩公殁后，文学组亦有一空额。系中同人各有所建议，其中论到与佩公任课相近之中国文学批评一门，提出朱东润、郭绍虞等。亦有清华校友毕业同学想回校服务者，感情接近，皆在考虑中。亦有提出老辈者，因清华以前有杨遇夫、刘叔雅诸先生，今老辈中仅有陈寅恪先生一人矣，似乎中文系中国学老辈太少，亦为缺然。许骏斋提及孙蜀丞，彼有家在北平，南游恐为暂局。名额仅一，而所提甚多，顾此失彼。本年内盼早能定局。清华对聘教授，极为谨慎郑重，希望终身任职，不轻解离者。先须征求系中各位教授同意，然后由系主任建议，征院长同意，然后经过聘任委员会之审核手续。蜀公在北方，弟惜无一面之缘，缺乏考虑材料。足下近为同事，请供给若干考虑之材料，至为感盼。如为人态度，治学方法，及能否热心指导学生，皆须详悉。弟所知者，藏书颇富，治校勘之学，又讲词及《楚辞》擅长，颇为学生欢迎耳。至为人，则不狠知道。今密为一问，乞不吝见告。弟系代职，不负重大责任，但得稍参意见耳。至弟个人意见，倾向于请回俞平伯（小字：恐极难做到），或聘朱东润（小字：因其中西兼通，在著作上看，方面颇广。中国文学批评一门，此间佩公殁后即缺人才。唯对朱氏为人，亦无所知，且无交往，恐未必能来耳）。

总之，现在清华国文系甚弱，需要比我们高明的人来一振之。了一如返，弟即可脱卸职务，否则似有不负责任的感觉。

信末亦仅署月日（十月十二日），但其年份同样不难确定。信中提及佩公（朱自清先生）因休假委其代系主任，又提及佩公之殁，今阅保留和出版并不完整的《浦江清日记》，恰有与此相应的一段。1948年11月：

佩弦已于今年暑假前，因服务满七年，提出休假，仍居园内，从事研究编辑工作。托我代理清华中文系主任事务一年。不幸病殁，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现由我代理主任。教授有陈寅恪（兼任历史系教授）、许骏斋（维遹）、陈梦家、余绍生（冠英）、李广田，连我共五位半，名额不足，人才寥落，大非昔比矣。讲师有王昭深（瑶）一位。兼任讲师有张清常（南开）、高名凯（燕大）、吴晓铃（中法汉学研究所）三位。本来已与冯芝生院长商量如何发展中文系，添聘教授，因北地风云骤紧而搁置。所拟有孙蜀丞（人和）、朱东润、吕叔湘、钱默存（锺书）、董同龢等，钱、吕虽高明，可来之成分甚少也。

惜此后日记仅至次年2月初止。按佩公以胃溃疡开刀，1948年8月12日殁于北大医院。又查《清华大学文史哲谱系》（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中文系部分，第3章第3节“系主任的变更”中明确记载：“1949年5月18日，校务委员会通过浦江清辞去中国文学系代主任职务，李广田继任中国文学系主任。”此书乃为清华大学百年校庆而编，其时笔者专请校图书馆齐家莹老师承担《谱系》中文系部分的编纂工作，齐老师认真查阅了包括档案在内的大量资料而后成稿，故此日期必当确然可信。浦先生1949年5月既已辞去系主任，此信的作年就必在1948年无疑了。

从信中“了一如返，弟即可脱卸”诸语可知，浦先生是并无宦情的，任职不足一年即辞所任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但即此一信并相关日记又不难看出，佩公病故，他除了积极推进《朱自清全集》的编辑工作，也切实地负担起了系主任的责任。

对于清华大学中文系、清华大学甚至现代学术史来说，上引一段文字堪称珍贵原料。从中可以一窥七十多年前中文系的学科设置、师资规模、毕业生就业状况，一窥当年清华聘任教授的标准与流程，尤其有意思的是，为了一名职位空额，牵出文史语言学界那么多位大学者的动向。

信中反复提到王了一。按王了一即王力，力字反切为了一，故取以为字。他1931年从巴黎大学毕业，次年受聘清华大学中文系专任讲师，1935年升为教授，抗战爆发，随校南迁长沙、昆明，1946年后转任中山大学、岭南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54年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直至去世。就是说，信中“校方在洽其返校，看来尚无把握”的判断是准确的。至于王了一未赴任留下的空额，则似乎未能如浦先生所愿当年决定人选，查上引齐著第三章第一节“教师聘任情况”所据《国立清华大学教职录》，最终还是“不肯北来”的吕叔湘先生终于从南京金陵大学北来填补，但时间已迟至1950年2月。

佩公殁后留下的文学组空额，“所提甚多，顾此失彼”，抉择就更费劲了。这里要特别介绍浦先生重点关注的孙蜀丞。孙蜀丞，名人和，江苏盐城建湖县楼夏镇人，北京大学法律系肄业后，在中国大学、北京大学、辅仁大学、北平师范大学、上海暨南大学等多校任职，1959年经齐燕铭推荐到中华书局工作，卒于1966年。先治词学，后转攻经史，于子部书籍用力尤勤。其名流传今若不广，在当时却是非常知名的词学家、校勘考据学家、藏书家，著述既丰，从其问学而成名者亦甚多，除推荐他的许维遹外，另有刘叶秋、史树青、叶嘉莹先生等。浦先生虽未与直接相交，于其“藏书颇富，治校勘之学，又讲词及《楚辞》擅长，颇为学生欢迎”却是已有耳闻的。

关于其藏书之富，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31首专诗咏之：“不辞夕纂与晨抄，七略遗文尽校雠。读罢一瓻常借得，笑君全是为人谋。”并纪其事：“盐城孙蜀丞人和，喜校雠，经子要书，皆有精校之本。所收书，亦以涉于考据者为准。每得一未见书，必夸示人，踵门借者不少吝。”日本汉学家仓石武四郎1920年代末留学北京两年多，后期即借住孙蜀丞家，穿梭于中大、师大两校，同时听其授课，又同校书籍、逛书肆、谈天说地（见《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中华书局2002年）。至于讲课之“颇为学生欢迎”，半个多世纪后，叶嘉莹先生有《我的老师孙蜀丞先生》（《读书》2017年第5期）可发其覆：“孙先生是一上讲台就端坐在讲桌后面的一把椅子上，面前摊开他编写的讲义，直面着台下的学生，双目炯炯有神，当他讲起词人的作品时，他的面部也随着词的内容有丰富的表情。”可惜的是，最终孙蜀丞，包括浦先生颇为欣赏的朱东润，均未能进入清华。更可惜的是，就是这么一位学者，不过几十年的光景，于其生年都竟然歧生了1894、1895、1896几种说法，遑论其更详赡的行实了。感慨之余，不免多介绍几句。

为什么当时事不能成呢？浦先生12月12日的日记提供了答案：

晨九时，访问寅恪先生。上回我为了系中同人提出添聘孙蜀丞事，特地去看他，征询他的意见。陈先生说，此刻时局很危，不宜在此时提出。……关于提出添聘孙蜀丞事，是骏斋和绍生所极力想推进的。冯芝生同意即提，只要系中提出。我和梦家都赞成慎重，不宜在此刻提，使学校觉得突兀，而多添麻烦，对于中文系有讥评。现在陈先生的意见是我们应该尊重的，我们把此事告知骏斋和芝老，决定明春提出，系中也可有通盘计划，如何添聘两位或三位，以补教授空额。今天去访陈先生，告以如此决定。

这就很清楚，较之浦先生写信的十月间，时局发展得很快。三天后的12月15日，毛泽东起草、急电平津战役前线部队“保护清华、燕京等学校及名胜古迹等”，人民解放军进驻海淀，清华园解放（《清华大学志·总述》，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年），先于北平城的解放四十来天。时局大变前夜，人心自然难安。陈寅恪一家即在浦先生来访次日（13日）离校进城，两天后，亦即清华园解放那天与胡适一家匆飞南京（《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10年），从此永别清华园。进人这样的细故，就自然“不宜在此时提出”了。

最后应聘者是谁？所幸前引11月日记记明了“五位半”教授的名字，再对照前述齐著《谱系》所引清华大学1950年4月公布之《国立清华大学教职录》，决知此公是吴组缃先生，他于1949年9月到校，受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

让人颇感有趣的，是今日的清华与当年颇有相似之处：中文系同样感觉规模过小，需要招引更多德才兼备的高水平人才；同样职位有限，加之学校对人才引进要求甚高，所以瞻前顾后，犹豫不决；进人程序同样经由系、院、校三级，系里先须经各位教授同意，系里有意的人选院里充分尊重，但校方居高瞻远，掌握最终的决定权。

三

浦先生与朱自清先生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清华园以“双清”并称。我曾见过一张图片，是浦先生的一段识语，足征两位先生的情谊：

卅七年八月十二日十时四十分，佩弦先生病殁于北平背阴胡同北京大学医院。翌日午时在阜成门外广济寺塔院举行火葬祭礼。送葬返，在东安市场收购佩公遗著，得此书。浦江清识。

我不知道，除此条识语外，还有无记载朱先生离世时间准确到分的。可惜书是什么书，书今在何方，已经不得而知了。

浦先生与施蛰存先生是同乡兼同学，施先生在《浦江清文史杂文集》序言中写到：“从小学到中学这十年间，我们每天同坐在一个教室里听老师讲课。每星期日，除非雨雪，不是我到他家，就是他来我家，一起抵掌高谈，上下古今。中学毕业后，他就读于南京东南大学，我在杭州之江大学。从此我们就少了见面的机会，但是我们每星期都有书信往来。”其实他们的书信往来一直持续到浦先生的晚年。施老2003年11月去世，所藏碑帖及书信等流出，市上所见浦先生给施老的信中有用毛题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抬头信笺所书者，可知。

浦先生同他那一辈许多学人一样，擅写信，爱写长信，公私杂事，日常起居，所遇所思，具于信中娓娓道来。读其遗札，如亲承謦欬。缅想风标，不胜慨然！

浦先生教过的许多学生，如许渊冲、傅璇琮、白化文、刘坚等先生，日后皆成长为大学者。他们怀念老师，都写过声情并茂的文章。岁月侵人，诸位先生亦先后作古，每想辄作数日恶。唯当年的课代表、年逾九旬的程毅中先生体健神朗，一如往昔，得睹余所呈先师手札，亲为作跋，肯定浦先生《花蕊夫人宫词考证》“时当抗日国难时期，西南联大弦歌不辍，能潜心学术，于教学之余，持续两年之久，依据分藏几处有限的图书资料，作如此深入的研究，实令人震惊而敬佩了”。同时又说：“近日我在阅读李剑国先生编选的《唐五代传奇集》中重读《豪异秘纂》本《蜀石》一文时，对作者王仁裕的事迹略加考查，更体会到徐氏姊妹两人的确甚有文才，俱擅诗词，更觉得浦师的考证是精确无疑了。”程先生一代学人，作跋语如作论文，但对先师的深情难掩。作为女儿的浦汉明先生，她的跋则是如此的动情而感人：

信写于1948年10月，谈及购书与清华招聘教授事宜。此前，朱自清先生依例休假，委托先父代理清华中文系主任一年。不料八月朱先生胃溃疡术后不治辞世。父亲在悲痛中又承担了主持编辑《朱自清全集》的工作。系务繁杂，他不顾自身胃病日益加重，为亡友，为清华，擘画经营，殚精竭虑，所言“需要比我们高明的人来一振之”，更见其无私求贤之心。

父亲与施伯伯从小同学，年少相知，往返书信甚多，这是友情与时代风云的见证，弥足珍贵。无奈今已流散，亟盼有心人合力搜集整理，嘉惠学人，则文脉得以传承，亦可告慰先辈矣。

浦江清先生生于1904年，字君练，江苏松江（今上海松江区）人，1922年入南京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主修西洋文学，辅修国文和哲学，与徐震堮、陆维钊、吕叔湘、赵万里、王季思等结为好友。1926年毕业，吴宓先生推荐其至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门作陈寅恪先生助教。1929年国学门撤销，转至中国文学系，1938年升任教授。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转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1957年暑假，北大安排他赴北戴河疗养，8月31日，胃部宿疾突发，送医院急救，因氧气不能及时运到，在手术台上即告不治，年仅五十四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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