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在田林读书。田林在上海西南角。当这里被新辟为住宅区后，原先农田的痕迹被速速抹去，但在一个崭新的街角和一个街角的当中，总还留着些石墙围起来的，尚未建设的野地。春风秋雨一吹，只要一点点泥土，里头立刻抖出过人高的杂树野花，直直透到围墙外。就和田林新村里，兵营般被规划整齐的绿化带里的植物，形成鲜明对比。

城市有城市的生气，野草有野草的蓬勃。那个时候，同学中开始流传，说学校所在那条小路的尽头，在那片野地里，有苍耳。

李静 摄

有人的地方就会有以物易物，然后在交换的过程中逐渐分离出一套只有自己人才认可的充当一般等价物的东西。这些东西在别人的眼里或许一文不值，比如一块香味橡皮、几根铅芯，或一副军棋。有一次我在小区的长椅上，看到一群男孩在互换奥特曼的彩色卡片，那专注的神情，让我顿时回忆起学生时代，有一阵，我们之间通用的货币，就是苍耳。

你不能在校园和小区花园里摘到它，也不能在商店街上买到它。它只在野地里才有。而野地是大人禁止我们去的。所以只有那些敢于去野地的孩子，才有机会摘到。某种程度上，这些人是我们中间的荒野大镖客，他们去西部世界淘金而返，那带着尖锐小钩的橄榄状果实，是我们的金。

李静 摄

野地里有什么呀？你问。

危机四伏。去过的人拍着胸脯夸张地说。

野地好玩吗？你问。

你不进去，说给你听也没用。

那你怎么进去的呀？

秘密。

田林十三村靠近田林东路门口，那一片野地，在我们中间拥有了无上吸引力。每天我们上学放学时经过，很难不去留意它。蓝色石棉瓦板，密密围了一圈。有时一只野猫在板前面蹲伏，回头看到动静，就忽然一跃，消失在野地。人跟着跑上去，却怎么也没找到入口。

但对正在接受规训的孩子来说，这不被允许去的地方是已知生活里的一块法外之地，暗和着魔兽蛰伏的平原，是亚马逊森林般的未知，里头有西游有三国有大观园有封神演义，总之能调动孩子所有的想象力，只要被禁止进入。

同样不被家长允许靠近的，还有学校对面在建工地门口空隙两边的一些摊位集市。

在我们入校前，这工地就在建，几乎永远也造不完的样子。大家都熟悉了这里的工人，也有了这些供工人吃宵夜的档口出现，一个卖炒饭的，一个做油墩子的，一个卖羊肉串的，一个卖白馒头的。我去买了油墩子吃，回家立刻腹泻，但还是挡不住第二天再去。它是刻板生活里的一点变数，一些与父母老师无关的外人，更别说那里还有一个用蛇皮袋面密密遮起来的棚，不知道卖什么，终日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

有一次我们看到有个阿姨撩起棚帘钻进去，便仗着人多，也呼啦啦跟着尾随钻入。一股干燥的热浪扑面而来，吱呀的声音顿时停下。弥漫整个帐篷里的飞絮，雪一样纷纷扬扬落在我们肩头。

小帐篷里，高处如攀藤一样挂满各种大红湖绿、碎花、格纹的被面子。满地横陈雪白、灰白、黄白的棉花。大家明白过来，这是一家弹棉花的铺子。周边的居民拿了陈旧打结发硬的棉花被进来，让摊主拆开弹松。半裸着上身的男人，浑身是汗，正骑在一根竹竿上，用自身的力气以脚蹬地，不断弹压着堆成小山一样的棉花。他看到我们一群穿着校服的小孩钻进来，立刻呵斥“出去出去”。他乡音浓重，我们没怎么听清，彼此哄笑着散开，但不肯离去，一定要看他弹棉花。他叹了一口气，坐在那根竹竿上不动。

进来的阿姨催促着要他快点弹。他看看我们，犹豫着，终又重新开始工作。吱吱呀呀的声音响彻整个帐篷，盖住了我们喧闹的话语。他的女人坐在地上，不停抽着棉絮上的线，转过身来打量我们，她面无表情，衣襟敞开，怀里还有个在吃奶的小孩，那婴孩的头发和眉毛上也蒙着一层白，昏黄的光线里，像一个被怀抱着的袖珍的老人。

摊主再次停下来，用他可能用的最接近普通话的语音对我们说“去好好读书呀”。但我们还是站了一会儿，直到我们觉得那重复单调的工作的确无趣，直到我们明白老师说我们“弹琴像弹棉花一样”究竟是什么声音，直到有新的客人钻进帐篷站不下了，我们才离开。

一个秋天的下午，学校开运动会。有比赛的人在场上忙，没比赛的人聚在一起，还没到放学时间，也不需要回课堂。当发现门卫也在观赛时，同学扯我袖子说，去野地，就现在。

忘了我们是怀着怎样激动的心集中到野地门口。一个进去过的同学熟门熟路将一块石棉瓦板移开。原来它早就被卸了下来，形同虚设地虚掩着。我跟着同学走进去，心跳如鼓擂。知道万一被发现，老师和家长一定会骂。但越是怕，越是恨不得立刻进去。

秋天的野地，野草都比人高。我们走进去就看不见彼此了。只听见草丛里有虫鸣的声音，风吹过，野花金灿灿，似麦浪起伏。同学们打打闹闹的声音传过来。忽然谁“哎呦”了一声，高声说手被扎了，是苍耳。大家在呼唤声中环顾四周，这漫天漫地的苍耳啊。几乎一刹那，也没有谁宣战，大家都就地摘下苍耳，拨开野草找到同学，互相扔向对方。

城市里的孩子，被约束习惯了，哪里见过这种阵仗，我们是在学校的操场上，都要按照地上一个个彩点隔着固定距离排队站好的人，我们是按照学号或者按照成绩永远在固定序列里的人。而现在我们满脚是泥，衣服上都是草子，苍耳的小钩子，钩在我们的头发上、衣服上。大家疯玩着，直到有大人的声音出现，直到我们蓬头垢面地被老师提溜出野地的围栏。直到我们发现老师背后，站着神情严肃的门卫，门卫的后面，跟着那个衣衫不整的，满头白絮的弹棉花的男人。

后来才知道，是这个弹棉花的人发现我们朝这里走了，是他去叫来了学校的门卫。在野地的当中有一个深水洼，平素工地里的人会溜进去洗漱和钓龙虾。他怕我们学生娃不知道草的深浅。

野地的吸引力，很快在老师和家长的轮番呵斥后降温。或许也不是因为被禁止，而是因为我们去过了。解密本身让野地祛魅。这里面并没有海市蜃楼，也没猛兽妖怪，就是一片简单的无聊的荒地。我们进去过，触摸过，也就走出来了。当我们重新换了干净校服，隔天端端正正坐在课堂里的时候，彼此之间流行的新货币，转瞬已换成新出的干脆面里的小浣熊卡片。

学期快结束的时候，我们全班去佘山的青少年野营基地。那是大家第一次离开父母外出住宿。人生中的第一次，总是令人印象深刻。差不多一周后回来时，大家都觉得自己与离去时的自己有些不一样了。校车驶入田林东路，转弯，快要到学校了。忽然车上，有同学叫起来，“看那里”。

是野地的位置。

我们从车窗一侧望出去，石棉瓦板被拆掉了，过人高的荒草也被铲平了，卡车开进开出，我们停车，为一辆水泥搅拌车让路。这里要开始施工了。一种自己私藏的秘密基地被人发现的感觉，让车厢里的孩子沉默了。车到校门口，又见学校对面，那个几乎永远一直在造的工地竟已竣工。围墙和工人都消失了，连带工地门口的那些摊位和市集，那个蛇皮袋面搭建的帐篷，一切仿佛从未出现。

坐在车辆前排的老师说了一句话，是那几天新闻里天天听到的话，上海现在要“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九十年代初的一天，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就此撞进了我们曾熟悉的慢速的生活。

大概十来年后，有一次我随父母做客。拜访的人家，紧贴着我昔日的母校。从这户人家的阳台望下去，正好能俯瞰过去野地所在的位置。从这一览无余的角度看下去，下面已经是一片规则的住宅区，西侧是徐汇影剧院。田林现在是上海相当成熟的社区，不再有任何未开垦的野地，一切都是明明白白的。

而我站在阳台上。站在两种存在的当中。阳台背后的窗内，长辈收拾碗筷，杯盘交错，是一种现在进行时；阳台下，是过去时，是只存在记忆中的野地。

野地里，有过我们的幻想。有过野草。有过野草当中，一个我并未亲眼见过的水洼，还有那个弹棉花的男人，我已记不清他的面孔和声音，我在脑海中看见他为了我们奔向学校的门卫。纷纷扬扬的时光，纷纷扬扬的白棉絮，落在他的身后。

我还记得从野地回来大概一年后，有一天在掏卷子时，从书包底掏出一个被遗忘的苍耳。那时我们已经开始用电脑学着上网了。放学后即便最皮的男孩子也是聚在屏幕前，而不是去找野地玩。唯有那小小的钩子，提醒着我们在野地度过的短短的几分钟——全然忘我的、真切的、漫长的几分钟。

那硬刺戳痛手指的感觉还那么明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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