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

久闻北大图书馆盛名，李大钊是最有名的馆长。办完入学手续，等不得正式上课，便带着崭新的借书证，匆匆找到未名湖边的大馆（第一馆）。大馆是原先燕京大学的老楼，窗户不敞，又四围尽栽树木，密匝浓荫，进门一片昏暗。一楼阅览室每张深色长方书桌上安着一盏盏低矮台灯，翠绿灯罩盖住灯光四射，昏暗里翠绿点点，十分静谧，又给人几分深不可测的感觉，俨然知识大海洋。

一长排书目卡抽屉，我不知如何查找想借的图书。茫无所措时，一位灰发妇人过来问我要借的书名——说不定她旁边看了我一阵。于是手把手指点，哪类书适宜查哪种分类、编号。老人态度和蔼，衣着朴素，我吃惊，毕竟北大，寻常妇女都这般文化。过了几周图书馆举办由副馆长梁思庄先生主讲的工具书讲座，听说她是梁启超女儿，我早早赶去二教阶梯大教室。步上讲台的竟是那天教我查书目的老太。后来我才晓得，北大名家往往不显山不显水，外表看不出来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回北大搜集林徽因资料，结识了梁思庄先生女公子吴荔明教授。梁是林的小姑，与林最为友善。吴教授说，老太太已作古多年。

文史楼阅览室算得中文系读书根据地，吃过早饭，提着装碗勺的布兜（多是毛巾对折、逢边、收口，提着上课堂、跑阅览室，此校园历史上一景），径直往那里占座位——不再回宿舍了，教室就在附近，先上课后看书，或先看书后上课，一般上午只有两节。邻座常是同年级的，有感想了，看累了，忍不住悄悄交谈几句。忘情时嗓门略高，随即招来一声客气的或恼怒的“嘘！”有段日子张少华常来，她体弱病假不少，在这里借阅课堂笔记，补抄要点。我的笔记记得死板而较为完整，字迹也还清楚，借给她次数就多些。也是在这里，刘树炎发现《边疆文艺》连载的小说《归家》。文艺创作禁锢的那时，它比时流作品多点儿人情味，我们传阅开了。我、李杨杨、谢真子，还有谁，讨论热烈，常招致“嘘”声连连。不久《归家》遭批评，纳入修正主义文艺思潮。我是赞赏它的，很是紧张，见着刘树炎、谢真子、李杨杨，绝口不提，仿佛彼此从未读过《归家》。诚惶诚恐了一些日子，无声无息，虚惊一场，幸好我们之中没有一个犹大。

课堂

北大师资一流，但我们进校头两年，他们大多抽到教育部编写全国统一教材。后来呢，运动搞个不断，因而期待的讲坛上名师云集大打了折扣。

所幸终究是骆驼，哪怕再瘦。吴组缃教授论述鲁迅小说《离婚》，条分缕析，鞭辟入里。他下结论，口气短促、有力，如老吏断狱，不容一丝质疑。吴老师还客串过一堂写作课，批评啰嗦文字，这句“他用右手从头上摘下自己的帽子”，吴教授说五个字足矣：“他摘下帽子。”帽子肯定不是从脚上摘的；无特殊情形，摘的当然是自己的帽子；至于摘帽子用左手或右手，若非情节需要则无关紧要，大可不表。由此我明白了何谓“简洁”。传闻他有秘本“吴批”《红楼梦》，始终不得一睹，能看到的是客厅悬挂的与阿尔巴尼亚党首霍查的大幅合影，他是访阿作家代表团一员。那时的阿尔巴尼亚，“欧洲的一盏明灯”，那时的霍查，“战友加兄弟”，了得！

章廷谦先生即散文名家川岛，鲁迅的“语丝社”战友。章先生讲授“现代文学史”完全另外一种风格，大致都在聊天。聊到郁达夫，“达夫”呀；聊到冰心，“冰心大姐”呀，一副熟人口吻（确实与他们很熟），讲到的作家栩栩如生。当然也留下一点时间，匆匆念王瑶参加的统编教材稿本。同学不免有意见，老先生依然故我。这样的讲法，我倒是喜欢，他把我带进了历史，真切感受到“活”的文学。这样的课，非川岛这辈同代先生讲不出来。至于理性评价，看看参考教材即可。日后我任教“现代文学”课，便注重引导学生进入民国时期文学境地。我没有章老师那经历优势，只得尽量带原版书刊和作家当年留影进课堂，文学的历史是具象的生动的。

“现代文学史”之前有门预备课“现代文学作品选讲”，本是王瑶先生的，他去编教材，由他们的编写组成员来各讲一两次。课虽不打紧，而名家连连，唐弢、李何林、刘绶松、刘泮溪、路坎都来了。今享盛名的张恩和，那时还是个小青年。王瑶先生正式任课的“鲁迅研究”排在后来的选修阶段。可是刚开讲了个头便骤然停课，师生奉命统统下乡去阶级斗争，远赴荆州搞了一学年“四清”。待返回燕园学校形势亦严峻起来，王先生已失去上讲台资格。没有听到他一门完整课，我懊丧至极。只记得王先生老是讲不完一句完整话，话到一半，张大嘴“啊、啊、啊……”不停，后面的话全“啊”掉了，让你去意会。

吴小如先生的课与吴组缃同样有口皆碑，一老一小并称“二吴”。小吴先生教我们时间最长，讲课精彩外，京腔京调，清晰洪亮，很好听的——他票友过京剧。再就是他的板书，清秀隽逸，我边听课边在笔记本上描摹横、竖、撇、捺。有回病假借先生讲稿补抄笔记，那毛笔小楷，无异书法作品，寝室里大家抢着观赏，我庆幸病得不亏。

课最讲不出效果的数陈贻焮先生，有时读完一首古诗佳作，他不作分析，连声地“好啊！好啊”，“好”过即另来一首，又是“好啊！好啊！”学校正抓教学质量，不知上面如何知道的，且惊动了校长陆平。陆校长突然驾临听课，魁梧的陈老师措手不及，结结巴巴，愈发言不及义。听说那年他申报晋升副教授，不用说，砸了。我很为老师抱屈，其实他有学问，已经出版了王维、孟浩然的诗注。也有才气，发表了写杜甫的中篇小说《曲江踏青》。人尤其随和热情，来学生宿舍辅导，我们午睡懒起，他耐心在走廊徘徊，进门后毫无怨色，兴致甚浓谈李商隐谈杜牧谈白居易。他聊天倒有魅力，每每给人课堂不易得到的教益。比陈老师更年轻的黄修己老师，毕业留校刚登讲台，竟不露新手常有的怯场。他阐释赵树理小说，酣畅，雄辩，以后果然成了颇具影响的赵树理专家。

比黄修己又低一年级的洪子诚老师教写作，说的广东普通话不够流利，可是颇受称道。避谈空道理，多有切实、启悟的箴言。批改作业的认真、见血叫人感动而佩服。我珍藏至今的作文本，从头至尾的红笔夹批、总批，满篇烂漫。好似无需改动的地方，删一两个字，换一两句话，还真非得删非得换，再读一下，鲜亮许多。教“先秦文学”的老师彭兰，乃闻一多弟子。讲课平平，教了一个月楚辞，不及助教金申熊一次辅导。金老师即金开诚，八十年代更以《文艺心理学概论》名噪学界。此时他因右派身份不能教课，配给游国恩先生做助手。彭兰老师实在像家里长辈似的和蔼可亲，又不乏性情。有一回讲析《诗经》爱情篇章，不意半空冒出一句仿佛不搭界的话:“我们年轻时是一朵花哩。”她容貌不算秀气，我们都好笑，不敢笑，死命憋住了。如今想来，这话决非说得无缘无故，必是诗里哪缕情思触动了老人，而我们年少无知。

讲座

燕园的课外讲座又多又难忘。全校大型系列“星期日讲座”，每逢国内外大事，中苏论战了，大庆出油了，乒乓球得世界冠军了，总请来当事人或相关人，譬如铁人王进喜。多大名气、再高声望的高官、名家皆不难请到。办到五十场，《北京日报》发了专题报道。

周末晚上的小型讲座经常同时好几个，最记得中央美术学院教师程永江介绍西方名画，那次是我欣赏油画的启蒙。程老师一面讲解一面放幻灯片，深入浅出，不由你不喜爱上这门艺术。毋庸讳言，选听程永江讲座，原因之一乃父是程砚秋。程砚秋多响的名字，我喜爱京剧。

本系请的作家数不胜数，老舍是我入学后最先来的一位，为我们一年级讲写作。要观察生活，他说，“风把北京的春天刮走了。”此时正三四月，风沙打窗，这话留下印象特深。老舍言语不紧不慢，嗓门不高，透着“老舍式”的幽默。主持人王力教授，说话也不紧不慢不高，味道却是另外一种的，相映成趣。毕业之前爆发了“文革”，传来老舍沉湖噩耗，我默念良久。单就文字而论，现代作家里我最偏爱鲁迅和老舍。

浩然来的那次，他名气还没有以后那么大，已然神采飞扬。大概料到不久自己将名声大振，《艳阳天》出版在即。他大谈创作体会之余，嘲讽了沦为右派的刘绍棠。他俩一起出道，又是老乡，曾经过从不浅。如此关系，何必呢，我不禁腹诽，这个讲座埋下我多少年对他的成见。

赵树理的讲座由校内移到北海公园知春亭，衍为较之座谈要随意的聊天。大半天，赵树理尽是扯农村里婆婆吝啬，儿媳狡黠，大爷憨厚，后生调皮，果真不同旁的作家。能讲最是四川人，这是何其芳、王朝闻两位川籍名家的讲座效果。前者论《红楼梦》旁征博引，三四小时；后者上午、下午、晚间，连续三段，口若悬河。

川籍大诗人郭沫若来讲的竟不是文学题目：“郑成功开发台湾的经济意义”。经济系请的，海报却贴了一张到中文系，猜想与川岛不无关系。川岛先生课上说过一句：“郭沫若又结婚了。”大诗人位居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有权无权排进了国家领导人之列，此事非同小可。何况留学生在座，国际影响尤不容等闲。他带了夫人于立群来，夫人端坐于讲台，显然意在以正视听。我准时到了办公楼礼堂，已黑压压早坐满了听众，无奈挤在后边的“站席”。或许郭沫若料到必有中文系学生在场，正题之前先讲了半小时的郑成功诗歌。诗人真有《女神》气概，偌大礼堂，不用扩音器，声音传至最后一排，句句清晰。

请冰心是我们班级的活动，迎来，送走，都学生忙活。写作课代表顾宗仁（当下古代文学专家顾农）策划请位作家谈谈创作经验，事涉现代文学课代表在下，我们不知天高地厚，一商量：冰心。两人寻到中央民族学院高知楼冰心寓所，门口踟蹰好几分钟，怯怯地叩门。老人出来，家常蓝布袄，朴素、精神，俨然四合院里老奶奶。三句两句便说定了，而且无须我们接车。冰心是老燕园人，在此教书多年，婚礼也办在临湖轩。她顺便上午会会北大友人，在朋友家便饭，饭后自己来讲座的哲学楼，很近，熟门熟路。全班谁都难忘的一次聆教，花甲之年同学聚会，说起来恍在眼前。讲座结束送冰心步行至西校门，老人独自上了32路公交车，不住挥手，催我们回校园。满车乘客，有谁知其中一位是“现代李清照”。办了这么一件幸事没有花一分钱，放在今天不可思议吧。

燕园昔日，置身如此优越的学习环境，蒙受如此众多难得师资的指教，而我日后未能作相应的建树，思想起来，汗颜无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