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

《曾国藩湖口大战手书饬令》

左起：李鸿章、刘秉璋、吴长庆

淮军名将吴长庆致刘秉璋军中函札之一

笔者素好晚清近代史，近日在上海博古斋有幸先睹将于12月中旬秋拍上露面的曾国藩手书饬令及淮军名将吴长庆手札一组，其中多有太平天国、捻军记述。遥想诸公当年，皆意气奋发英豪之辈，恰又生逢其时，以忠勇报效国家，足令后人景仰追慕。

“屡战屡败”一词，出自《晋书·桓温传》：“殷浩至洛阳修复园陵，经涉数年，屡战屡败，器械都尽。”

十九世纪中期，太平军势如破竹，湘军屡遭败北。曾国藩于鄱阳湖湖口为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水军大败之后，上奏咸丰帝，中有“臣军屡战屡北”自责语。而军中幕僚以为易“屡战屡北”为“屡北屡战”更妥。咸丰帝阅后非但未有苛责，反嘉其忠勇。此则典故，想必中学时代上语文或历史课时，都曾经听过，中国语言之奥妙，恰在于此。虽更易二字，而曾国藩百折不摧之坚韧顿时为人称颂，更为其作为中兴名臣增加了传奇色彩。

此《曾国藩湖口大战手书饬令》一通二页，正是此故事的先导。其书作于湖口决战恰好整整一个月前，时咸丰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公元1855年1月13日）。

其文曰：“湖口水陆接仗情形，自廿三日申刻以后，即无确信。北风太大，不能送信。子药船亦不能下去，国藩不胜焦急之至。已于廿五日未刻自九江移驻青山，抚慰后营士卒。因念如此大风，恐湖口水营或有疏失，特此飞信饬知。望即将各营船只退扎姑塘等处，或东岸陪湖、皂湖等（之）交。一防风暴；二防贼匪小划袭营，不可过于逼近；三防子药接济不上也。至陆营虽破湖口，不宜入城，宜择要地扎营，深沟高垒。此系十分坚悍之贼，须设奇谋攻之。断不可求速效，不可浪战，千万千万。倘我力已竭，贼援方至，大为可虑。总宜蓄养精气，方可再战。青山无官封朱笔，特此手饬。国藩叩。左营陈营官并传知前营、右营。廿五日未刻。”

前此十一月十四日（1855年1月2日），湘军水师在道员李孟群、知府彭玉麟等率领下，攻击九江小池口间之太平军船营，肃清江面。太平军丞相罗大纲率部退守江西湖口。是日，曾国藩进驻九江城外。十五日（1月3日），湘军水师败太平军于九江，进至湖口，焚船六十余号，泊船湖口之内。后数日，又屡破九江至湖口间太平军营房，此即手饬中所称“陆营虽破湖口”之情形。再后数日，湘军水师与太平军互有胜负，战况胶着，故手谕中言“湖口水陆接仗情形，自廿三日（1月11日）申刻以后，即无确信”。曾国藩廿五日（1月13日）从九江城移驻青山，手书此军命予左营陈营官，并传知前营、右营，令其退守姑塘，严密防守，不可轻易攻入九江城。手饬末云：“青山无官封朱笔，特此手饬。”一般军中饬令皆幕僚起草书写后，交由长官以朱笔签署并加官印，但廿五日当日曾国藩方由九江移驻青山军营，官封朱笔未备，故亲笔手书饬令以作凭信。而此饬令作时必刻意用心，使营官寓目即知为统帅亲笔，当不至有误。

此后一月接仗屡屡，湘军水师多有死伤，直至十二月二十五日（1855年2月11日）更为小划偷袭，湘军水师精锐顿时溃败不堪。曾国藩欲自沉，为军士救起。此败对于曾国藩震慑极大。其于咸丰五年正月初二日（2月18日，即溃败一周后）予诸弟家书中有“此军自破田镇后，满拟九江不日可下，不料逆贼坚守，屡攻不克……死伤甚众……腊月十二日（1月29日），水师一百多号轻便之船，载精锐之卒冲入湖口小河内。该逆顿将水卡堵塞，在内河者不能复出，在外江之老营船只多笨重难行。该逆遂将小划乘夜放火，烧去战船、民船四五十号之多。二十五日（2月11日）又被小划偷袭，烧去、抢去各船至二三十号之多。以极盛之水师，一旦以百余号好船陷入内河，而外江水师遂觉无以自立。两次大挫，而兄之船被失，一军耳目所在，遂觉人人惶愕……兄住罗山陆营之内，不知果能与此贼相持否”。此战湘军水师几损失殆尽，而于曾国藩本人，其公牍家书，亦多有毁失。家书又云“兄船上所失书籍、地图、上谕、奏章及家书等件，甚为可悚。而二年以来文案信件如山，部照、实收、功牌、账目一并失去，尤为可惜。”

此曾国藩手书饬令原件未罹兵燹，经一百五十余年保存至今，堪称珍罕。逐字读过，犹觉当年军情之险急，主帅之谋划。而令文对太平军之判断，可谓如神。其中“二防贼匪小划袭营”，更有远虑。曾国藩如此精细之人，此战尚功败垂成，或是冥冥之中有此一劫。但其运筹帷幄之风采，足让后人瞩目;其屡挫弥坚之刚毅，足让后人景仰。而作为曾国藩、石达开湖口决战的实证，更是研究太平军及湘军战史的重要史料。

太平军兴期间，能与之抗衡者，除湘军之外，李鸿章所建淮军亦是一支劲旅。1861年，太平军攻上海，是时曾国藩总督两江，遂命李鸿章招募淮勇与之作战。此次另有《淮军名将吴长庆致刘秉璋军中函札》之吴长庆与刘秉璋，皆为淮军重要将领。其中文字所及，多有剿灭捻军、军事布防、兴修水利等等。凡八十通二百八十叶，附刘秉璋之孙刘子遵说明一叶。刘秉璋四子刘体智（1879-1962）为著名藏书家、金石学家，今上海新闸路1321号小校经阁，为其藏储之所。刘子遵即刘体智之子，刘秉璋之孙。曾在天津参与经营启新洋灰公司，事迹见周叔弢、李勉之所撰《启新洋灰公司的初期资本和资方的派系矛盾》（《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三辑），其所作此宗函札之说明云：“这些都是我父亲收存的吴长庆函件，吴曾参加与太平军作战，后任直隶提督时曾率兵去朝鲜，名为平乱。信件有些关于与太平军及捻军作战记载，故仍保存，可研究近代史者之参考资料也。”由此可知此宗函札之来源与性质，其具有重要历史文献研究价值。

函札作者吴长庆（1829-1884），安徽庐江人。其父吴廷香抗击太平军时殉国，清廷赐封云骑尉，以子长庆袭其职。吴长庆痛父殉难，誓与太平军不共戴天。咸丰七年至十一年间，屡挫太平军，尤其十年，大败英王陈玉成。十一年，奉两江总督曾国藩令，收复庐江。加之刘秉璋举荐，曾国藩即令其创立淮军“庆”字营，于虹桥、柘林、奉贤、南汇、川沙、金山、宝山等地数战太平军，皆有战功。同治元年又与忠王李秀成二战于庐江，吴长庆以“此桑梓邦，又吾先人殉节地，敢不勉”力战，拒忠王精锐于城外，保庐江不失。二年至五年间，于上海、浙江多地力敌太平军，赏力勇巴图鲁名号。太平军平定后，捻军复起。吴长庆率营随李鸿章进剿，将东、西捻军剿灭殆尽。因战功赏黄马褂，换瑚敦巴图鲁名号，并正一品封典。八年，因处理鼎军哗变得当，赏加一级。九年，率部移驻扬州。十一年，调驻江浦，督所部疏浚扬州、仪征盐河。十三年，日本在台湾寻端肇衅，清廷令其添募庆字四营，筑江阴、江宁炮台，加强长江防务。光绪元年，叙功授直隶正定镇总兵。二年，于宁国府平息教案。四年，治江浦黑水河。六年，升浙江提督。当年十月，调任广东水师提督。时法国与越南构兵，沿海戒严，清廷命吴长庆帮办山东军务。八年，出兵朝鲜平叛。十年撤防至金州，闰五月病逝，谥武壮。

函札接收人刘秉璋（1826-1905），字仲良，亦安徽庐江人，咸丰十年恩科进士。同治元年太平军攻占江宁，刘秉璋随钦差大臣张芾军至皖南，为其筹划进剿之策，得李鸿章赏识。李鸿章任江苏巡抚时，奏调刘秉璋于帐下，遂入淮军，吴长庆即为其麾下。同治三年克复嘉兴，肃清浙西太平军。同治四年，捻军复起，清廷命曾国藩督剿，调刘秉璋襄办军务，授江苏按察使，统军驻徐州，数次大破捻军。光绪元年任江西巡抚，八年转浙江巡抚，十二年升四川总督，三十一年病卒。

函札中吴长庆称刘秉璋为“仲良仁兄亲家大人”，自署“姻如弟”，因吴长庆三女嫁与刘秉璋三子刘体信，二人为儿女亲家，故有此称。吴、刘为安徽庐江同乡，吴长庆初随其父办团练，咸丰十一年，新科进士刘秉璋往安庆拜访曾国藩，向其举荐吴长庆，故吴氏之“庆”字营成为李鸿章所建淮军最早的四营之一。次年李鸿章奏调刘秉璋至淮军，命其募勇成营，并兼辖吴氏“庆”字营，成为“亲庆军”统领。此后吴长庆一直为刘秉璋之部下，刘倚之为心腹，军中重要作战任务悉委任之。二人同乡，又兼姻亲，数十年交好，关系非同一般。

同治七年春，因与李鸿章不和，刘秉璋称病离开淮军，“亲庆军”归吴长庆统带。此宗函札之内容，即是此后吴长庆向刘秉璋通报军中之动态，每有举动，皆详细报告。此宗函札之时间，多作于同治八年至十三年，其时刘秉璋称病居安徽庐江家中，因此得以将所收到之函札收存不失，经其子刘体智、其孙刘子遵递藏，保留至今。光绪元年，刘秉璋起复为江西巡抚，其后吴长庆禀报之函札即未见留存。

此宗函札中有一时间点，即同治九年（1870）十月初一日，吴长庆之母病故，曾国藩以军营之例，命其仅穿孝百日，仍掌管亲庆军营务。吴长庆乃于函札署名中均加一“制”字，以示守制之意，至同治十二年末始去此“制”字。

函札中涉及湘军重要人物左宗棠，淮军重要人物李鸿章，以及时任两江总督刘坤一（函札中称“岘帅”）、江苏巡抚丁日昌（称“雨帅”）、船政大臣沈葆桢（称“幼帅”）等人，所述剿灭捻军、驻守地方、兴修水利、督建江防炮台等事件，俱为研究晚清史之重要史料。有些事件，如剿灭捻军余部关汶溎事，只《清穆宗实录》卷三百七有简要记载，而吴长庆函札中所述更为详实，乃第一手材料，值得治史者重视与利用。

吴长庆一生从戎，但早年尝刻苦攻读，泛览经史，学问甚深。诸函札虽出于戎马倥偬之际，但叙事得体，文辞尔雅，除涉及军国之事外，也有关吴、刘两人之个人情怀及家庭琐事，读来饶有趣味。函札之书写，老辣浑朴，加之所用笺纸诸色纷呈，水印图案颇极精美，逐叶浏览，令人眼明。

纵观中国近代咸丰至光绪间历史，太平军、捻军、教案、拒法、拒日、军备，往往总是史家关注的焦点。重大历史事件，也总脱不开这些范围。而此《曾国藩湖口大战手书饬令》及《淮军名将吴长庆致刘秉璋军中函札》，若按年月次序，正是把这些历史焦点、历史人物，一一贯穿起来。纵览其中文字，宛如在读一部晚清兴衰史。此正是其中真正可贵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