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10月20日，本文作者亲临聆听了靳以先生的一次精彩讲座，详细记录至今犹存。

我作为老重庆，读《文汇读书周报》11月7日“特稿”《靳以1954年“入川日记”》感触颇多。因那时——1954年10月20日，我曾亲临聆听了靳以先生的一次精彩讲座，至今难忘。但此篇由其爱女章洁思整理的文字，却缺失了这天日记。

靳以先生对川渝感情颇深，不仅因为抗战时期与内迁陪都重庆的复旦大学有缘，爱女章洁思就出生在重庆；而且他的胞弟（日记中提到的功叙），此时也在重庆西南煤矿管理局供销处任处长。章功叙先生过去曾是重庆一座矿山的拥有者，解放后以工商界民主人士的身份安排在煤炭部门任职。他也是文艺行家，至少是一名Amateur。所以这次出面邀乃兄为局系统为主的听众举办文学讲座。当时，我虽是局里的矿业技术人员，却也是一名文学青年，所以如饥似渴地听了这次讲座，而且详细记录至今犹存。

翻开尘封已久的发黄的纸页，往事历历在目：是夜，距煤管局不远的位于八一路的解放军剧院灯火辉煌。讲台上，靳以先生风度翩翩，一身浅色淡雅的国服，一副晶莹剔透的眼镜，一口才华横溢的言词，深深吸引着听众。

“我到重庆的任务是作一个文艺记者，采访‘民众轮’——新中国第一艘自装客轮开往重庆的沿途情况。”开场白简明地介绍了客轮新貌后说，之前《解放日报》记者说过要描写祖国的山河，但却遇到了祖国几十年不见的水灾，就转而描写抗洪的英雄及其场面了。文学的主要任务还是描写人：战天斗地的人，抗洪的人，制造和驾驶“民众轮”的人……由此而引入作家要深入生活，作家应具备的素质；以及文艺的功能，阅读的意义和心态。旁征博引，汪洋自肆。最后以砌长城为结束语：“文学创作好比修长城，长城不是一天一日造成的，而是一块砖一块砖地砌起来的，必须要‘砌’，才能出长城！”勉励大家勤读勤写。回家时夜阑人静，我仍在回味靳以先生的讲座，并记了日记。

再说说前面提到的章功叙先生，他原也如其兄那样仪态潇洒，戴一副金丝边眼镜，衣着十分讲究。记得一次晚会与之邻座，他侧身向我谈及在天津听月楼听书的感受时，我嗅到了他笔挺国服散发出的淡淡香水味。不幸难逃“五七”劫难，打入另册。发配归来，正值荒年，一天我在和平路与他邂逅。他身穿黑旧棉袄，头戴灰暗线帽（忽然想起了鲁迅“破帽遮颜过闹市”的诗句），绕线的断腿眼镜取代了昔日的金丝边眼镜，棉衣口袋揣着一本旧书（忽然想起了鲁迅笔下的孔乙己），袖着手贪婪地窥视着餐馆玻璃橱里的卤菜垂涎欲滴……原有的高贵风雅荡然无存。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五七”同学，我上前悄悄和他寒暄，欲言又止，黯然伤神。之后天各一方，不知其所终！

另，这次刊出的日记中，两处似有误：一、9月24日“何创罴有会，不得来”。何创罴应是何剑熏（亦作薰），当时是重庆师范专科学校（现重庆师范大学）教授兼作家，曾与复旦大学有交往，次年（1955年）涉胡风案入狱，后又打成右派；二、10月11日“去川大，遇见了张默□……”此人应是研究庄子的专家张默生，当时是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也曾经在复旦大学执教，同样于“五七”风暴中成为右派。日记中提及的章功叙、何剑熏、张默生以及笔者我本人，都凑巧蹈入同一条历史河流，不胜唏嘘；但，水流过，星月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