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海论》

徐庆凯 秦振庭 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李下

今年是《辞海》启动编纂百年，听说一本《辞海论》即将出版，我就期盼着先睹为快。所以，书一到手，就认真拜读，有些地方，还会停下来，思索一番。

《辞海》是中国文化人案头不可或缺的一部工具书，还是文化层次越高使用频率越高的一部工具书。《辞海》的权威性和读者覆盖率，是中国其他综合性词典所无法企及的。《辞海》的百年发展史，也是中国出版史上一段令人感叹唏嘘的佳话。世事沧桑，白云苍狗，《辞海》的编纂、出版，不仅没有中断，反而越来越有规模、有质量，影响也越来越大。参与这部辞书编辑工作的徐庆凯等先生集中《辞海》编辑家们的智慧，把《辞海》编辑过程中的经验和体会条分缕析地归纳出来，对辞书编辑的同道和对辞书有兴趣的读者来说，实在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善事。

有人会说，讨论辞书编辑方面的书，对同行们的工作也许会有一些启迪，跟一般的读者关系不大。余谓不然。别的辞书，且不去说它，仅就《辞海》而论，我们普通读者有充足的理由关心它的动态、它的运作、它的经验的总结和质量的提高，因为《辞海》质量的高低，使用是否方便，会直接影响我们的工作效率。有人会说，《辞海》是由一群辞书编辑家编辑、修订的，我们普通读者只是翻检使用，对《辞海》的编纂和修订使不上什么劲儿。非也。《辞海》的编辑队伍当然是编纂和修订的主角，但一台戏光有主角没有配角也是唱不成的。《辞海》的编辑家们是生产这件精神产品的生产者，但不要忘了，产品的原材料是需要不断从外面采购的。这个“外面”，就是我们的社会。社会的变革、语言的变化、思想的发展、认识的升华……离开了这些不断出现的新“原料”，只靠编辑家们躲在上海辞书出版社的大楼里闭门造车，辞书的质量就不可能有大的提高。“外面”的事物，有真善美，也有假恶丑，还有不能贸然判断其性质或功能的东西，能不能比较准确地把握事物的本质属性，能不能捕捉到多数人形成的共识，站到社会发展方向的这一端，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助力，这就不光是依赖编辑家的学识和胆略，还要靠广大社会进步人士的共同努力。在“地心说”盛行的中世纪，布鲁诺跟宗教裁判所较劲，非要坚持“日心说”不可，结果只能被捆到柱子上烧死。当时如果有《辞海》，布鲁诺是主编，还坚持要把“日心说”编进《辞海》，他也只好被烧死。社会发展了，科学昌明了，人们的眼界开阔了，布鲁诺这样的历史先声就会尽早地形成共识，更接近科学规律，更有利于人民福祉的词条就会早一些被采纳、被推广，这样辞书就会成为弘扬所谓“正能量”的文化力量。而这样的结果，是必须全社会的有识之士同心同德共同努力才能造成的。我们大家提供的“原材料”不足或者不对，岂不就误了《辞海》编纂的大事？如此说来，广大读者，尤其是我们文化人，是不是真的都有必要关注一下《辞海》的研究？还有，《辞海》这样的工具书，块头太大、参与撰写的人众多、领域也太宽广，百密一疏的情况是在所难免的。而广大读者中的高人很多，他们以不同的学养和不同的角度去翻阅《辞海》，就会有新的发现，对《辞海》的纠错和拾遗补缺，会有重要的贡献。事实上，《辞海》的编辑家们从广大读者的反馈中也确实获得了许多重要的意见和建议。广大读者的思想滋养，是《辞海》生命力勃发的重要源泉。

参与词条编纂的方方面面的专家学者，其工作对《辞海》质量的提高就更为直接、更为关键了。你能不能站到你所从事的专业的科学前沿？能不能准确把握并精准地概括本专业事物的性质和意义？自然科学中有“测不准定理”，这使得大家对科学研究的误差十分宽容，社会科学就要复杂一些。正如列宁所言，有一句著名的格言说：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一定会遭到反驳的。自然历史理论触犯了神学的陈腐偏见，引起了并且直到现在还在引起着激烈的斗争。几何公理肯定推翻不了，但既得利益者能“反驳”一天就能得一天的好处，何乐而不为呢。专家学者能否坚持鄙视这少数人的利益，把事物的真相告诉辞书的读者，也需要很大的勇气。还有，不管什么学科的专家学者，你撰写的词条必须在体例上、文字上符合《辞海》的规定，文字要简练，详略要得当，还要合乎它的风格。你不研究一番《辞海》的编纂经验，怎么可能符合要求，让广大读者满意？《辞海》的编辑们对这些“来料加工”的词条，只能在文字上规范一下，事关数理化天地生诸多科学领域，专业性太强的部分，你拎不清，如何让编辑们拎得清？如此说来，词条作者们更不可不研究《辞海》的编纂。

笔者作为一个普通的文字工作者，一辈子离不开辞书，受益于辞书，案头经常摆满了各种辞书，因而对辞书的编纂者充满了感激之情。记得出版界的前辈陈原先生对另一部大型综合性词典《辞源》的修订工作非常重视和关心。他的一些“个人想法”，对于辞源组来说，既是兴奋剂，又是镇静剂。他认定：编词典的活儿不是人干的，是神干的，是圣人干的；没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谁肯来编词典；编词典最终还是要依靠专家；不排除“左”的干扰，不去掉紧箍咒，词典的质量就没有保证；词典光图快不行，欲速则不达（转引自《<辞源>忆旧》）。一句话把辞书家们这个寂寞而又辛苦的事业中的酸甜苦辣全都抒发出来了。辞书编纂这支文化薪火传承的队伍，确实值得读者们景仰和学习。对《辞海》这样的辞书，我更是满怀敬畏。

我想说，《辞海》编纂过程中众多作者、编者和主编形成了字斟句酌、一丝不苟、作风严谨的“辞海精神”，对许多读者也有着启示意义。

辞书编辑大家巢峰先生主张建立和发展“辞海学”。这是不是《辞海》编辑者的敝帚自珍、小题大做呢？当然不是。《辞海》可不是上海辞书出版社的编辑家们自己的“敝帚”，这是全体国人都爱不释手的宝贝，这是十分珍贵的知识宝库，是与时俱进的文化发展的载体。这个宝贝，编辑家们要“珍”，我们所有文化人都要一起来“珍”。那么，建立一门“辞海学”就不是“小题”了，是理直气壮的“大题大作”。我想拿《红楼梦》和“红学”来跟《辞海》和“辞海学”做一个比较。“红学”成为显学，已经没有人质疑了。这是由一部伟大的小说引出来的一门学问。《红楼梦》是一部静态存在的文学作品，把不同的版本都算上，也就是这么稳定的几百万字。这门学问的研究，离不开作品文本，基本上是封闭式的。把“红学”弄成“曹学”是否合适，也有不少争议。《辞海》可不是一块定型的“化石”，它是一个有百岁年龄至今还很年轻的活泼泼的生命，它开放式的发展着、丰富着，它与时俱进，不断吐故纳新，力求更好地为当代人服务。它的发展史，折射了中华民族的百年兴衰；它的质量好坏，与我们每一位文化人有关。面对这样一个宏大的文化事业，建立一门“辞海学”不是很应该吗？

希望大家都来关注《辞海》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