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陆宗达先生在家中讲课

《霜天集》系陆昕先生的最新散文集,其中,记人篇讲述作者与祖父陆宗达以及启功、朱家溍、许嘉璐、叶嘉莹等人的交往旧事;回忆篇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及故交挚友;北京民俗篇复原地道的老北京风情;国学论述篇阐释自己的藏书轶事、学术见解和文学赏析。全书以耐人寻味的微创作十八篇收尾。关于书中对过去和已逝生活的回忆,作者坦言,“这并不是简单的伤春悲秋,而是通过回忆重新认识了当时许多认识不清的事物。无论人与事,总有一个显露的过程,一个清醒的过程,一个云山雾罩的过程,一个拨云见日的过程”。本文即选摘自该书。
我心目中的许嘉璐先生永远是二十多岁,至多三十多岁。
可以这样说,从我初识许先生,他二十多岁始,直到今日,这些印象从未改变。所以,我印象中的许先生,总是当年的年纪。
大约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许先生便常到我家来。当时他是北师大中文系的青年教师,住校内。祖父是语言教研室主任,居城南琉璃厂。系里或教研室有什么事,都是许先生来。后来又发展到他时不时来家中问学,师生相处十分融洽。但好景不长,“文革”爆发,这种“说文解字”的雅好没了容身之地。但即便在“文革”爆发且在“史无前例”地进行时期,他也常到家里来。这个“常”,应该有些时代的标记——那是相对有些人那时已经不来或很少来,所以“常”来的他给我印象很深。一般他来后,首先是与祖父久久交谈,一连几个小时是家常便饭。然后是从书桌挪到饭桌,谈话的“家常便饭”变成真正的家常便饭。祖父吃饭时必得喝酒,而喝酒最怕的是一人喝闷酒。我不会喝,因而没法儿陪,所以祖父生前常说这是他最大的遗憾。不过这遗憾许先生一来便填补了。同时喝酒的人必要聊天,每聊必长,这时我便可以趁机插进来,不仅听他们说,而且自己也说,有无拘无束的快感。
许先生虽是老师,我却没有将他看成“师”。有时他在卧室里和祖父谈话,我不能进去打扰,却常在外面客厅里注视连接客厅与卧室的隔断的花玻璃,希望那上面能映出许先生起身告别的身影,因为这表示他将到我住的房间来和我聊。有时我会听到祖父说:“走了?嘉璐?”回答则是:“我到小昕那儿坐会儿。”每到这时,我都非常高兴。那时我作为一个少年、青年,凡是青春时代一个年轻人所特有所能有的想象、梦幻几乎无所不有,有些甚至离奇古怪荒诞不经。还有些对人对事对世界人生的看法观点,甚至是偏激的观点,都可以向他谈,向他讨教。他也总是安安静静地听你讲,不论你讲多长,似乎总有耐心。他也常常反驳你讲的话,有时甚至让你感到有些失望。可事后回想,却又因有所收获而高兴。这就让我想起祖父生前一次闲聊中对我说:“俩人谈话,最怕的是你说完一大通儿,对方一点反应也没有。也不说对也不说不对,那你算是白说了。”有时与许先生聊完,高高兴兴送他走。走到院里,父亲却会从他住的南屋里迎出来说:“嘉璐,要不着急,到我这屋坐会儿?”
记忆中,每当许先生来家,家中便总有欢声笑语。我和我妹妹都喜欢他来。我们喜欢的原因,一是因为虽然相对我们来说,他是大人,当时三十岁出头,而我们还是十多岁的孩子,可他并不因此而轻视我们,好像特别能与我们合到一块儿,就像是我们的大朋友。而其他绝大多数客人即便与我们交谈,也常让我们有“客人”和长辈的感觉,因而拘束,自然也就敬而远之了。二是他善于诱导。有不少祖父的朋友、学生到我家,若与我们谈话,总爱说:“你有这么好的条件,要好好学习呀,把爷爷的学问继承下来。”人家这当然是关心,但也总隐隐露出一种自上而下的教诲,给人以沉甸甸的压力,听后让我诚惶诚恐。许先生则不然,记忆中他没讲过这样的话,但是在我们山南海北的闲扯中,每当我向他请教或他纠正我话中的错处时,便总会旁征博引许多古代文化知识,因势利导,最终在“润物细无声”中将我导入到求学的途径。
许先生的专业是古汉语,从祖父学《说文》、训诂之学。但他多才艺,这也是他与人容易沟通的原因。记得这样一件事,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卓别林的电影风行一时,有部电影名叫《舞台生涯》,里面有这样几句台词:“黄昏时的暮色像梦一般美,天空中弥漫着丁香花的气息……”我那时正当青年,尚未婚娶,因此满脑子玫瑰色的浪漫,对这两句话非常喜爱。有次我到他家给祖父办事,闲谈中提到这部电影,我就把这几句台词背了出来,并说翻译家潘耀华译得真好。许先生笑道:“那是我写的。”细问,原来潘耀华也住北师大,离许先生家不远,且二人十分熟悉,所以潘耀华每译一部卓别林的电影都要请他润色修改。
许先生从祖父学习的事,很多人都知道,没有必要再说,还是说几件记忆中的琐事。祖父好吃,是美食家,这一方面是人的天性,另一方面,更主要的一方面,是由祖父的老师黄侃所传。由此,祖父“文革”前就带许先生下馆子,边吃边聊边谈学问。同时,祖父在外地及在北京与朋友聚会,也时常让许先生参加。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一件事,黄侃先生的侄子、武汉大学教授黄焯先生来京,与祖父和祖父老友赵元方先生聚会。祖父从市政协要了辆车,同时邀上许先生。大家先去照相,照相馆在楼上,而赵先生腿脚不利落,正当为难之际,许先生自告奋勇,和司机小申轮流将赵先生背上背下,完成了老人们的一桩心愿。然后大家来到菜市口的“美味斋”吃饭,又是照此办理,才得以聚餐。
祖父年老后,腿脚、精力大不如前,难得像以前那样各处下馆子吃美食,然而口腹之欲依然,常需家人采买。有次许先生来家闲谈,祖父无意中谈到羊肉泡馍如何好,以及做与吃的方法。许先生知道新街口附近新开一家店,名“西安饭店”,主打就是羊肉泡馍。于是自己提了饭盒去,买了送到我家,亲眼见我祖父品尝。还说:“这个馍一般是饭馆里的人给顾客掰好。我瞧他们掰出的块儿太大,不够碎,这馍又硬。于是我跟他们要了馍,自己掰,可以掰得尽量碎,好消化。”第二天一早,我接到他电话,问,吃完怎么样?没事吧?听我说没事,他才放下心。原来他还是担心馍太硬,怕祖父的肠胃受不了。
记得有段时间祖父不在家,被“专政”住进“牛棚”。许先生虽然也自顾不暇,但还隔三差五来家看我祖母。有一次我从外地回家,看见他手里拿了两包油纸包裹细麻绳捆扎的点心,正和祖母来回推让。只听他说:“老师不在,做学生的应该。”祖母说:“什么应该不应该,你也不容易。拿回给你孩子吃吧。”
祖父去干校后,每月送工资都是许先生来。祖父回来后,除去与许先生论文治学,文稿的出版、交涉,稿费的支取、收领,书籍的拿取、邮寄也是他主要奔走。除去这些,许先生还帮我们收拾藏书。祖父藏书丰富,虽经“浩劫”,残存倒也不少,但皆七零八落,狼藉于各处。祖父虽有心收拾,但已力不从心,这副担子自然也落在许先生身上。第一次整理时我还依稀记得是个温煦的秋日,他带着我在北房的廊下整书。线装书的书名、卷次全标在书根,弯腰捡看十分费力。我也不知怎么干,老是从堆得又乱又高的书堆中挑拣同一种书来配,费时费力甚多且不见成效。这时他过来教我,说:“你看,像我这样,把一种书的首页翻开,露出书名,然后你把捡到的同一种书都先放到这书下边,别管卷次顺序。把书按种类分开后,最后再给这套书顺前后,看看是全的还是残的。”记得那次我们干了一整天。从日出到日落。以后十来年中,又收拾过几次。总而言之,先生“有事,弟子服其劳”,这话在许先生那儿算应验了。
祖父晚年多病,每次住院,许先生去探望是不能少的,并且常常带上“夹带”——烟卷儿,以防祖父需要。因为医院不准抽烟,而祖父抽了一辈子,与烟须臾不可分,有时向许先生要两支,趁护士不在过过瘾。一次二人正在过瘾,护士进来了,见状责问,当时正好是夏天,许先生便答以“熏蚊子”,护士还急了。
说到吸烟,正好说一说我所了解的许先生的个人生活。他嗜烟,这点上和祖父的共同语言大概不少于学术上的共同语言。所以祖父有了好烟总要留出几支,说:“等嘉璐来了抽。”“给嘉璐留着。”有一次许先生说:“其实我也不是烟瘾特别大。我备课常常到夜里一两点。为防困,手里夹根烟熏着,提精神。”他吃东西非常随便,从不挑拣,吃饱就行。但每逢星期日,必睡懒觉。因夜里做学问,早晨起不来。平日有客或有事,不准不起。一遇假日,便高卧东山。平常虽不讲究衣饰——其实那时的环境也不允许讲究——但干净挺括,看上去总带出年轻人的朝气和麻利劲儿,精神抖擞,腰板笔直,举止洒脱,言语幽默,不见许多知识分子的未老先衰之态。
许先生也是有着生活情趣的人。他好养花种草,客厅里当年有两样东西最惹眼,一是满架满柜的书籍,一是高高低低的花草,家具则是陈旧的。在花香与书香的熏陶中,坐在那时刻要留神挂破裤子的破沙发上,与他天南海北地闲谈,真是一种享受。许先生和我们都喜欢小动物,我家搬去师大后,丢了只猫,这猫十分可爱但呆头呆脑。丢了后,许先生还帮着找过。一天他十分高兴地来我家说,看见那只猫了,成野猫了,但很胖,不用担心,看来环境一变它生存能力倒强了。闲暇时,他并不拒绝看闲书。一次我去他家,看见沙发上扔着一本《济公传》。这倒让我想起祖父生前也是《济公传》的爱好者。祖父有次生病住院,便指名要这书。虽说祖父不会把这爱好传给学生,其实对于语言研究来说,其中的市谚俚语很有用处,更不用说其中语言幽默,情节诙谐,犹如清明上河图一般宏大的市井风俗画卷令人流连,常令老北京人读后情不自禁地笑起来。说到这儿,我倒觉得他与祖父除了学术话题外,还多了一层老北京的兴趣嗜好。有时闲话老北京人的生活习俗,他们也聊得十分起劲和热闹。
祖父最后的那段日子,是在友谊医院度过的。许先生时任中文系主任,自然少不了操持。祖父的病情反反复复很不稳定,我们精神都很紧张,不知什么时候发生不测。为了及时与医院联系,他把我家、他家和中文系的电话都留给了医院。我和他也保持着电话“热线”,一两天便联系一次,互通情况。有次,他口气有些紧张地打电话给我,说:“小昕,你先别紧张。友谊医院刚才来了个电话,我刚巧没在,也不知道有什么情况。我往回打,可傅大夫(祖父的主治医生)又不在。”于是我们决定一起给病房打电话。我给“友谊”一打,“友谊”说并没给我们打过电话。我正疑惑,许先生的电话来了。他如释重负地说:“刚才真是个误会。是有个人姓刘,叫友余,给我打电话。我没在,传话的人也说不清,友余就成友谊了。我心里一紧张,就给你打了。没事就好。”
时光荏苒,祖父下世已有二十一年。二十一年,无论国家还是个人,都发生了很大甚至极大变化。记得这样一件事,“文革”末年,我到许先生家办事,适逢他外出,我想等,又因天晚怕他在外吃饭,于是问白老师他会不会在外吃。白老师很认真地说:“你让我算算。他们一共是五个人,结伴儿进城。嗯,有刘菖菖、蔡菖菖、朱菖菖、李菖菖、还有你许叔叔。行了,你踏实等着吧。这五个人没一个有钱的,都得回家吃!”又想起当年训诂学会成立时,街上行人看见会员们手提印有“训诂学会”的文件袋时,心生疑惑地问:“训话学会?训话还有学会?”
可以想见,作为一个国家的中流砥柱,知识分子,特别是担负着教书育人重担的教师们,生活却如此清贫,那他们又如何发展自己提高学术?没有财力,就不能买书、开会、研讨交流、调查实践,文化不能普及提高,也就难怪人们将“训诂学”认作“训话学”。因此,改革开放后,文化的变化翻天覆地。尊师重教蔚然成风,中华传统文化的美德再一次发扬光大。这些年里,每当我从书刊上、报纸上、电视里或是电话和相见中,看到、听到许先生讲述他的学术生涯、治学途径、人生道路,都会首先并一再提到、回顾我祖父对他的影响和教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