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宗达先生在家中讲课

《霜天集》系陆昕先生的最新散文集，其中，记人篇讲述作者与祖父陆宗达以及启功、朱家溍、许嘉璐、叶嘉莹等人的交往旧事；回忆篇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及故交挚友；北京民俗篇复原地道的老北京风情；国学论述篇阐释自己的藏书轶事、学术见解和文学赏析。全书以耐人寻味的微创作十八篇收尾。关于书中对过去和已逝生活的回忆，作者坦言，“这并不是简单的伤春悲秋，而是通过回忆重新认识了当时许多认识不清的事物。无论人与事，总有一个显露的过程，一个清醒的过程，一个云山雾罩的过程，一个拨云见日的过程”。本文即选摘自该书。

我心目中的许嘉璐先生永远是二十多岁，至多三十多岁。

可以这样说，从我初识许先生，他二十多岁始，直到今日，这些印象从未改变。所以，我印象中的许先生，总是当年的年纪。

大约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许先生便常到我家来。当时他是北师大中文系的青年教师，住校内。祖父是语言教研室主任，居城南琉璃厂。系里或教研室有什么事，都是许先生来。后来又发展到他时不时来家中问学，师生相处十分融洽。但好景不长，“文革”爆发，这种“说文解字”的雅好没了容身之地。但即便在“文革”爆发且在“史无前例”地进行时期，他也常到家里来。这个“常”，应该有些时代的标记——那是相对有些人那时已经不来或很少来，所以“常”来的他给我印象很深。一般他来后，首先是与祖父久久交谈，一连几个小时是家常便饭。然后是从书桌挪到饭桌，谈话的“家常便饭”变成真正的家常便饭。祖父吃饭时必得喝酒，而喝酒最怕的是一人喝闷酒。我不会喝，因而没法儿陪，所以祖父生前常说这是他最大的遗憾。不过这遗憾许先生一来便填补了。同时喝酒的人必要聊天，每聊必长，这时我便可以趁机插进来，不仅听他们说，而且自己也说，有无拘无束的快感。

许先生虽是老师，我却没有将他看成“师”。有时他在卧室里和祖父谈话，我不能进去打扰，却常在外面客厅里注视连接客厅与卧室的隔断的花玻璃，希望那上面能映出许先生起身告别的身影，因为这表示他将到我住的房间来和我聊。有时我会听到祖父说：“走了？嘉璐？”回答则是：“我到小昕那儿坐会儿。”每到这时，我都非常高兴。那时我作为一个少年、青年，凡是青春时代一个年轻人所特有所能有的想象、梦幻几乎无所不有，有些甚至离奇古怪荒诞不经。还有些对人对事对世界人生的看法观点，甚至是偏激的观点，都可以向他谈，向他讨教。他也总是安安静静地听你讲，不论你讲多长，似乎总有耐心。他也常常反驳你讲的话，有时甚至让你感到有些失望。可事后回想，却又因有所收获而高兴。这就让我想起祖父生前一次闲聊中对我说：“俩人谈话，最怕的是你说完一大通儿，对方一点反应也没有。也不说对也不说不对，那你算是白说了。”有时与许先生聊完，高高兴兴送他走。走到院里，父亲却会从他住的南屋里迎出来说：“嘉璐，要不着急，到我这屋坐会儿？”

记忆中，每当许先生来家，家中便总有欢声笑语。我和我妹妹都喜欢他来。我们喜欢的原因，一是因为虽然相对我们来说，他是大人，当时三十岁出头，而我们还是十多岁的孩子，可他并不因此而轻视我们，好像特别能与我们合到一块儿，就像是我们的大朋友。而其他绝大多数客人即便与我们交谈，也常让我们有“客人”和长辈的感觉，因而拘束，自然也就敬而远之了。二是他善于诱导。有不少祖父的朋友、学生到我家，若与我们谈话，总爱说：“你有这么好的条件，要好好学习呀，把爷爷的学问继承下来。”人家这当然是关心，但也总隐隐露出一种自上而下的教诲，给人以沉甸甸的压力，听后让我诚惶诚恐。许先生则不然，记忆中他没讲过这样的话，但是在我们山南海北的闲扯中，每当我向他请教或他纠正我话中的错处时，便总会旁征博引许多古代文化知识，因势利导，最终在“润物细无声”中将我导入到求学的途径。

许先生的专业是古汉语，从祖父学《说文》、训诂之学。但他多才艺，这也是他与人容易沟通的原因。记得这样一件事，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卓别林的电影风行一时，有部电影名叫《舞台生涯》，里面有这样几句台词：“黄昏时的暮色像梦一般美，天空中弥漫着丁香花的气息……”我那时正当青年，尚未婚娶，因此满脑子玫瑰色的浪漫，对这两句话非常喜爱。有次我到他家给祖父办事，闲谈中提到这部电影，我就把这几句台词背了出来，并说翻译家潘耀华译得真好。许先生笑道：“那是我写的。”细问，原来潘耀华也住北师大，离许先生家不远，且二人十分熟悉，所以潘耀华每译一部卓别林的电影都要请他润色修改。

许先生从祖父学习的事，很多人都知道，没有必要再说，还是说几件记忆中的琐事。祖父好吃，是美食家，这一方面是人的天性，另一方面，更主要的一方面，是由祖父的老师黄侃所传。由此，祖父“文革”前就带许先生下馆子，边吃边聊边谈学问。同时，祖父在外地及在北京与朋友聚会，也时常让许先生参加。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一件事，黄侃先生的侄子、武汉大学教授黄焯先生来京，与祖父和祖父老友赵元方先生聚会。祖父从市政协要了辆车，同时邀上许先生。大家先去照相，照相馆在楼上，而赵先生腿脚不利落，正当为难之际，许先生自告奋勇，和司机小申轮流将赵先生背上背下，完成了老人们的一桩心愿。然后大家来到菜市口的“美味斋”吃饭，又是照此办理，才得以聚餐。

祖父年老后，腿脚、精力大不如前，难得像以前那样各处下馆子吃美食，然而口腹之欲依然，常需家人采买。有次许先生来家闲谈，祖父无意中谈到羊肉泡馍如何好，以及做与吃的方法。许先生知道新街口附近新开一家店，名“西安饭店”，主打就是羊肉泡馍。于是自己提了饭盒去，买了送到我家，亲眼见我祖父品尝。还说：“这个馍一般是饭馆里的人给顾客掰好。我瞧他们掰出的块儿太大，不够碎，这馍又硬。于是我跟他们要了馍，自己掰，可以掰得尽量碎，好消化。”第二天一早，我接到他电话，问，吃完怎么样？没事吧？听我说没事，他才放下心。原来他还是担心馍太硬，怕祖父的肠胃受不了。

记得有段时间祖父不在家，被“专政”住进“牛棚”。许先生虽然也自顾不暇，但还隔三差五来家看我祖母。有一次我从外地回家，看见他手里拿了两包油纸包裹细麻绳捆扎的点心，正和祖母来回推让。只听他说：“老师不在，做学生的应该。”祖母说：“什么应该不应该，你也不容易。拿回给你孩子吃吧。”

祖父去干校后，每月送工资都是许先生来。祖父回来后，除去与许先生论文治学，文稿的出版、交涉，稿费的支取、收领，书籍的拿取、邮寄也是他主要奔走。除去这些，许先生还帮我们收拾藏书。祖父藏书丰富，虽经“浩劫”，残存倒也不少，但皆七零八落，狼藉于各处。祖父虽有心收拾，但已力不从心，这副担子自然也落在许先生身上。第一次整理时我还依稀记得是个温煦的秋日，他带着我在北房的廊下整书。线装书的书名、卷次全标在书根，弯腰捡看十分费力。我也不知怎么干，老是从堆得又乱又高的书堆中挑拣同一种书来配，费时费力甚多且不见成效。这时他过来教我，说：“你看，像我这样，把一种书的首页翻开，露出书名，然后你把捡到的同一种书都先放到这书下边，别管卷次顺序。把书按种类分开后，最后再给这套书顺前后，看看是全的还是残的。”记得那次我们干了一整天。从日出到日落。以后十来年中，又收拾过几次。总而言之，先生“有事，弟子服其劳”，这话在许先生那儿算应验了。

祖父晚年多病，每次住院，许先生去探望是不能少的，并且常常带上“夹带”——烟卷儿，以防祖父需要。因为医院不准抽烟，而祖父抽了一辈子，与烟须臾不可分，有时向许先生要两支，趁护士不在过过瘾。一次二人正在过瘾，护士进来了，见状责问，当时正好是夏天，许先生便答以“熏蚊子”，护士还急了。

说到吸烟，正好说一说我所了解的许先生的个人生活。他嗜烟，这点上和祖父的共同语言大概不少于学术上的共同语言。所以祖父有了好烟总要留出几支，说：“等嘉璐来了抽。”“给嘉璐留着。”有一次许先生说：“其实我也不是烟瘾特别大。我备课常常到夜里一两点。为防困，手里夹根烟熏着，提精神。”他吃东西非常随便，从不挑拣，吃饱就行。但每逢星期日，必睡懒觉。因夜里做学问，早晨起不来。平日有客或有事，不准不起。一遇假日，便高卧东山。平常虽不讲究衣饰——其实那时的环境也不允许讲究——但干净挺括，看上去总带出年轻人的朝气和麻利劲儿，精神抖擞，腰板笔直，举止洒脱，言语幽默，不见许多知识分子的未老先衰之态。

许先生也是有着生活情趣的人。他好养花种草，客厅里当年有两样东西最惹眼，一是满架满柜的书籍，一是高高低低的花草，家具则是陈旧的。在花香与书香的熏陶中，坐在那时刻要留神挂破裤子的破沙发上，与他天南海北地闲谈，真是一种享受。许先生和我们都喜欢小动物，我家搬去师大后，丢了只猫，这猫十分可爱但呆头呆脑。丢了后，许先生还帮着找过。一天他十分高兴地来我家说，看见那只猫了，成野猫了，但很胖，不用担心，看来环境一变它生存能力倒强了。闲暇时，他并不拒绝看闲书。一次我去他家，看见沙发上扔着一本《济公传》。这倒让我想起祖父生前也是《济公传》的爱好者。祖父有次生病住院，便指名要这书。虽说祖父不会把这爱好传给学生，其实对于语言研究来说，其中的市谚俚语很有用处，更不用说其中语言幽默，情节诙谐，犹如清明上河图一般宏大的市井风俗画卷令人流连，常令老北京人读后情不自禁地笑起来。说到这儿，我倒觉得他与祖父除了学术话题外，还多了一层老北京的兴趣嗜好。有时闲话老北京人的生活习俗，他们也聊得十分起劲和热闹。

祖父最后的那段日子，是在友谊医院度过的。许先生时任中文系主任，自然少不了操持。祖父的病情反反复复很不稳定，我们精神都很紧张，不知什么时候发生不测。为了及时与医院联系，他把我家、他家和中文系的电话都留给了医院。我和他也保持着电话“热线”，一两天便联系一次，互通情况。有次，他口气有些紧张地打电话给我，说：“小昕，你先别紧张。友谊医院刚才来了个电话，我刚巧没在，也不知道有什么情况。我往回打，可傅大夫（祖父的主治医生）又不在。”于是我们决定一起给病房打电话。我给“友谊”一打，“友谊”说并没给我们打过电话。我正疑惑，许先生的电话来了。他如释重负地说：“刚才真是个误会。是有个人姓刘，叫友余，给我打电话。我没在，传话的人也说不清，友余就成友谊了。我心里一紧张，就给你打了。没事就好。”

时光荏苒，祖父下世已有二十一年。二十一年，无论国家还是个人，都发生了很大甚至极大变化。记得这样一件事，“文革”末年，我到许先生家办事，适逢他外出，我想等，又因天晚怕他在外吃饭，于是问白老师他会不会在外吃。白老师很认真地说：“你让我算算。他们一共是五个人，结伴儿进城。嗯，有刘菖菖、蔡菖菖、朱菖菖、李菖菖、还有你许叔叔。行了，你踏实等着吧。这五个人没一个有钱的，都得回家吃！”又想起当年训诂学会成立时，街上行人看见会员们手提印有“训诂学会”的文件袋时，心生疑惑地问：“训话学会？训话还有学会？”

可以想见，作为一个国家的中流砥柱，知识分子，特别是担负着教书育人重担的教师们，生活却如此清贫，那他们又如何发展自己提高学术？没有财力，就不能买书、开会、研讨交流、调查实践，文化不能普及提高，也就难怪人们将“训诂学”认作“训话学”。因此，改革开放后，文化的变化翻天覆地。尊师重教蔚然成风，中华传统文化的美德再一次发扬光大。这些年里，每当我从书刊上、报纸上、电视里或是电话和相见中，看到、听到许先生讲述他的学术生涯、治学途径、人生道路，都会首先并一再提到、回顾我祖父对他的影响和教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