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顾景舟（右二）与青山杉雨（右三）合影。

 

 

《布衣壶宗——顾景舟传》

 

徐风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

 

 

青山杉雨珍藏的顾景舟制“牛盖莲子壶”

 

 

 

 

 

徐风先生近影

 

■文汇读书周报记者 朱自奋

 

顾景舟被公认是紫砂泰斗，一代壶艺宗师。他制作的紫砂造型古朴典雅，线条流畅和谐，大雅而深意无穷。他技艺精湛，勇于创新。他让紫砂这门流传了五百多年的传统手艺有了更高的文化品位、更多的艺术含量。他对作品精益求精，重质不重量，凡出手皆是精品。近年来，顾景舟的紫砂作品受到藏家的疯狂追捧，一壶难求。在2014年嘉德春拍会上，顾景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难得制作的“花器”九头咏梅茶具，拍出了紫砂有史以来的天价：两千八百七十万元。

 

今年是顾景舟的百年诞辰。国家一级作家、紫砂文化学者徐风用近三年的时间创作了《布衣壶宗——顾景舟传》，全书三十五万字，全面、翔实地展示了顾景舟的人生轨迹。该书在写法上新颖别致，以重返历史现场的文学笔调，对顾景舟各个阶段的人生坎坷际遇，均有出彩描述。评论家丁帆教授认为，该书尤为可贵之处在于，写出了紫砂一代宗师的风骨，显示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顾景舟及一代壶人的深刻影响，是一部可以载入当代传记文学史、当代中国紫砂艺术史的作品。日前记者采访了徐风先生。

 

“希望你把老先生当成自己的一个亲人、一个长辈。”

 

读书：《布衣壶宗——顾景舟传》是紫砂陶艺泰斗顾景舟家人唯一正式授权的传记。请谈谈您得到顾家人授权的过程。

 

徐风：与紫砂界当今的大富大贵相比，顾景舟后人的生活则相对清苦、平淡。过去二十年间，无论顾景舟的壶价如何飙升，与顾氏后人却无半点关系。淡出主流社会，守住一份清寂的门庭，过着默默无闻的平民生活，便是顾氏后人的真实写照。

 

曾经，有人上门，说，只要把顾景舟的招牌借给他用，他可以把整车的钞票往顾家拉；又有人说，只要把顾景舟印章让他敲一下，钱，就可以滚滚而来；还有人说，别的，就不为难了，就给你们刻一枚“顾氏后人监制”的印章，如何？钱，一样有得赚！要给顾景舟出书的，要给顾景舟拍电视剧的，要以顾景舟的名义建立各种基金会、研究会、纪念馆的，从初一月半、到三天两头；形形色色、林林总总。

 

一概拒之门外。说，我们看不懂这个社会，只好把门关上。

 

但是，顾老家属最终被我的诚意打动，这当然还要感谢宜兴陶协会长史俊棠先生从中协调。当时，顾老儿媳吴菊芬大姐对我说了一句话：希望你把老先生当成自己的一个亲人、一个长辈。

 

读书：您近年来专注于宜兴紫砂艺术的发掘、研究与整理，创作了《花非花——蒋蓉传》《一壶乾坤》《国壶》等作品。最近又有这部顾景舟传记问世，给读者的印象，是您这些年来以一部部作品，探索、研究紫砂艺术的巅峰。早就计划好要为顾景舟大师写传吗？创作过程中，您是否有一种责无旁贷的使命感？

 

徐风：为什么我要写《顾景舟传》？为什么是写了很多紫砂作品之后我才写顾景舟？我写紫砂，是从2004年开始的，一直到2012、2013年，那时候我已经写了若干部紫砂文本，有小说、散文、传记、影视作品，但是我始终觉得，有一座紫砂界真正的高山我没有去攀登，经常，我会路过或遇到这座高山，而且我感觉，自己跟它越来越近。到我真正开始动笔写《顾景舟传》时，已经变成一种心灵的呼应。当时并没有任何人邀请我写顾景舟。而过去非虚构类的紫砂文本，都是传主邀请我写的，比如《尧臣壶传》，还有《花非花——蒋蓉传》。但《顾景舟传》没人邀我写，我为什么要主动出击？顾老生前，我没有跟他见过一次面，这个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过，这也是我一生的遗憾。当时我在宜兴电视台任副台长，分管专题和文艺，但是我没有想到去拍一个顾老的专题片。为什么呢？记者们来汇报，说老先生比较清高孤傲，很寡言，也不容易见到他，拍他干吗？除了几把茶壶，一部专题片的素材构不成。

 

若干年后，我才突然悟到，你要去欣赏一座高山，欣赏高山上的风景，你至少要走到半山腰，甚至最好能登上山顶，你才能欣赏它的风景。你如果离这座高山很远，就会被雾霾挡住。或者由于距离的原因，不能观其全貌。所以当我真正开始写《顾景舟传》的时候，我才觉得，我之前所有写紫砂的文本，在冥冥之中都是为了写《顾景舟传》做准备的，都是“热身”。

 

写《顾景舟传》的另一个原因，是我觉得他的离去，不仅是一个时代手艺的终结，也是这个时代一个非同寻常的士大夫的离去。我发现他身上有一种一般工匠所不具备的文人士大夫的气息。开始觉得《顾景舟传》难度太大，老先生过世多年，而且他的家人、徒弟们大都很低调，写一本传记从何处下手呢？

 

机缘这个东西，有时候要用时间来换取空间。我已经走到了顾景舟这座高山下，所以有一种欲罢不能的感觉。

 

青山杉雨一路都手捧顾景舟的壶:“这是中国的国宝，实在是太喜欢了。”

 

读书：顾景舟作为一代工艺大师，生前所留存的资料甚为缺乏。您花了近三年时间，遍访其故旧、家属、徒弟、学生七十余人，记下珍贵的口述实录，并去芜存真，细加辨析，为世人展现了顾景舟的生平轮廓与艺术发展脉络。书中记录了许多生动的故事，也厘清了一些紫砂界有关顾景舟生平经历的含糊传说和争论。可否在此简略介绍一下？您在采访中遇到的困难和突破又有哪些？

 

徐风：比如说，当时要去拜访顾景舟挚友、国学大师冯其庸的时候，开始被谢绝了，因为老人家身体不好，又是冬天，基本上是没有希望了。但是老天还是给了我一个机会，冯其庸就住在顾老的徒弟、紫砂大师周桂珍的隔壁，两家院子是紧挨着的，当中只隔了镂空花窗。那次我本来是去北京拜访周桂珍大师，刚坐下来五分钟，周桂珍大师心有灵犀，突然就站起来说：“我好像听到隔壁院子里有说话的声音，好像是冯老的声音。”她说：“我知道你的心情，或许是老先生中午睡了午觉，今天太阳比较好。”过了一会儿，周大师赶回来说:“今天运气好极了，老先生刚起来，精神特别好，老太太正带着他在院子里呼吸新鲜空气呢，我跟他一提你的事，他立马就同意了！”那是2013年12月20日，周大师说她自己的采访什么时候都能做，反正元旦总要回宜兴的，让我马上抓住机会先去见冯老先生。在之后的采访中，因为是为顾老而去，冯其庸很虔诚，谈了一个多小时。当时他已经九十一岁，谈了这么久很不容易。

 

另外还有一件事感触比较深。日本有一把顾老的壶，其中还有日本友人和顾老的一段渊源。有一天我遇到陶艺家范建军，他说起2000年去日本访问的时候，在日本朋友家里见到顾老的一把“牛盖莲子壶”。日本朋友当时说这壶是他父亲当年带领日本书法家代表团访问宜兴的时候，顾老送给他的。这是一个线索，我当时听后也有疑惑，觉得送壶给仅有一面之缘的日本人，不太符合顾老的脾性，况且那时候是1980年，我国和日本建交时间不长，顾老怎么就能送出一把壶？所以我比较疑虑。然后我请教了顾老徒弟葛陶中，他说确实有这么个人，名字叫青山杉雨。青山和顾景舟有什么渊源呢？据葛陶中回忆，当时中日刚刚恢复邦交，民间交流也开始了，青山杉雨是日本当代最有名的大书法家，相当于中国的林散之。他当时带领着十几个日本书法家，为了研究中国书法史，沿着书法史上的重要城市一站一站走，他们了解到宜兴境内的国山碑，有一千七百年的历史，在中国书法史上非常有名，所以就到了这里。青山他们为了研究中国书法史这样一个课题，已经准备了二十年。顾老知道这些事后对他们肃然起敬，他说之前咱们对日本人没有好印象，但人家为了研究中国书法史准备这么多年，并且不辞辛劳付诸行动，这是很不容易的。青山一行人参观国山碑后非常激动，回来后青山杉雨对顾老说自己觉得很心痛，国山碑是中国的宝贝，但上山的路却被及腰的茅草覆盖，碑上的碑文也已经斑驳，出现残缺，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希望顾景舟能向有关方面提出修缮建议。顾景舟听了很感动，觉得青山杉雨不但对中国有较深的了解，对中国文化也很敬重，所以就送了把壶给他。本来这件事到这里就算弄清楚了，但是没想到还有后续。我之后又碰到市政府的一名日语翻译胡琦，他说这件事情不是这样的，说弄错了，顾景舟的壶没有送给青山，那是青山自己买的，他当时也在场。在宜兴紫砂工艺厂专供外宾购买的商品陈列室中，青山花了五百元的外汇券买下了顾景舟的那把壶。当时的外事纪律非常严明，未经组织批准是不可能有私下的接触直接赠与外宾的。在那个年代，五百元可以盖一间房，于是这笔成交在当时的紫砂厂还造成了不小的轰动。

 

后来，青山去参观善卷洞、国山碑的时候都不舍得把这把壶留在车上，外事人员提出给他拿着，他都不肯，就自己捧在手里参观了一路。他说这是中国的国宝，实在是太喜欢这把段泥的壶了。听闻这些，顾景舟觉得不好意思，就写了王勃的两句诗，“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想要送给青山，因为当时严格的外事纪律，这诗并没能送出。倒是青山为了表达对顾景舟的感谢，偷偷送给他一条日本香烟，顾景舟还把烟分给了他的徒弟们。我问过顾老的几名徒弟，都证实确实分到了。这把壶被带到日本后，在青山杉雨家中占了很重的分量。老先生是1993年去世的，临终把这把壶交给了儿子，说这是中国的国宝，要作为青山家的传家宝一代代珍藏。后来通过青山杉雨的儿子，才把这把壶和其他的珍贵照片资料等都发了过来，还有青山杉雨和顾景舟的合影，这本传记里面都有。但是，最后还有一个问题。他们说是1979年用外汇券买的壶，我查过之后发现外汇券第一次发行是1980年4月，据此推断，青山一行来宜兴的时间应该是1980年秋天。到此为止，这段“公案”才算结束。所有这些往事，都是经过大量的考证才梳理、抢救出来的，不然谁也搞不清楚。后来顾景舟还让徒弟葛陶中去把国山碑拓印下来，写了提案给市里，申请对它的保护。

 

顾景舟说过，中国的紫砂工艺，一百年后看他

 

读书：紫砂艺人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匠人，而非艺术家。顾景舟开创了“文化茶器”先河，他的壶艺，被认为是突破了工艺品的层次，通向了艺术创作的高境界。您是如何看待顾景舟紫砂壶艺的艺术和文化价值的？

 

徐风：我曾经把顾景舟一生的成就造化，概括成这样几句话：他和他的同道们，把举世独绝的紫砂手工艺，提炼成一种地道的中国功夫；其传承、创新的千姿百态的紫砂造型，莫不是地道的中国表情；壶上诗书画印、博大精深；壶中乾坤朗朗、风骨清奇，尽是地道的中国智慧；由一把紫砂茗壶传递的茶文化以及闲适心情，更是传递出一种地道的中国生活。

 

读书：日本书法界、陶艺界曾数次派团来宜兴访顾景舟，他们敬重顾老是真正的大师，并认为紫砂艺术的源头在中国，高峰亦仍然在中国。顾景舟生前曾自信地说过，中国的紫砂工艺，一百年后看他。顾老在紫砂艺术史上的地位，该如何来形容？

 

徐风：纵观紫砂历史，在每一个历史转折上都站着一个人，比如说开始的供春，他不是一个有地位的文化人，他只是一个书童，而不是作为历史上的一个文人出现的。他跟着主人吴颐山看到老和尚做东西，是靠着自己的天分做了一个东西，不经意中成为了紫砂的鼻祖。所以说，他既不是当时名冠一时的文士，也不能称是贯穿一代的承前启后的大师。

 

之后的时大彬，也不是一个文人，他是与松江、太仓、常熟一带的很多文人接触之后，将文人的气息融入他的茶器，而成为当时承前启后的宗师。再下来就是陈鸣远，他的作品可以与三代古器相并列，但是后人有争议，是不是都是他做的？他只是一个在上袁村受过乡村私塾教育的人，并没有受过很高的教育，而且作品数量那么多，他怎么会有这种开阔的眼界和绝技？

 

包括顾景舟，到了晚年，他对陈鸣远一方面很佩服，一方面也有质疑。他为什么会做那么多？是不是有我们今天所说的工作室？我们可以推想：他的东西很多也是文人参与的？到陈曼生和杨彭年，前者是个县官，是个文人，但不会做茶壶，后者在壶手上的成就只能称得上中上，并不是翘楚，但是由于他和文人合作，同前者合作，故有这么八个字：“壶因字贵，字在壶传”，他的作品都不是独立完成的。而邵大亨功夫卓绝，性情狷介，不和文人合作，他的壶上没有一个字或一朵花、一根竹叶，他是独自完成的。他认为紫砂壶素面素心，不需要任何装饰，也可以成为一个独立完整的艺术世界。

 

只有到顾景舟，他既是文士又是工匠。所以我说他打通了两者的隔阂，只有到顾景舟，才将两者融于一体。他有着较高的文化修养和一颗文人士子之心，并且又有超出一般工匠的独绝工艺，实际上是一种融合。顾景舟对于紫砂的贡献，首先是他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融入了紫砂，让文化注入泥土，获得灵魂；他开创了文化茶具，使古老的紫砂在传承古人的基础上有了当代的面貌。有人说，顾景舟一生创作不多，都是做古人的东西。这句话本来就是一句外行话，我在没有对他进行研究之前也曾这样认为。其实，顾景舟是把临、创、变三者融合在了一起。他改掉了古人的毛病，就是一种创新，古人的石瓢经他手，就是景舟石瓢，融入了文化的气质，使其具有了当代的面貌。包括僧帽、石瓢、德钟在内的一系列传统的紫砂产品，到了他的手里，在器型、气质、工艺上都有了很大的改进和变化，融入了他自己的理念。

 

读书：顾景舟的艺术声誉为世人所公认，而您在这本传记中，指出了顾景舟对中国紫砂工艺的另一大贡献，而这一点却不大为世人所知。顾老在“文革”结束后不久，即苦心思索中国紫砂工艺的价值长期以来被严重低估的问题，并以他的个人力量，积极推动紫砂工艺品向海外的推介。紫砂艺术在海外的声誉日隆，与顾老等一批老艺人当年的倾力奉献推动是分不开的。您在这本传记中，对中国的紫砂史进行了独到的梳理与分析，对民国紫砂及新中国紫砂的生存、挫折、发展状况，尤见详述；对“文革紫砂”和改革开放以来的紫砂风潮，均有犀利剖析。这些思考与史料的整理，主要还是通过您多年的口述访谈而得到线索的吗？

 

徐风：是的，是根据大量的采访、甄别、探究所得出的结论。一把紫砂壶背后，链接着江南的文化史、器物史、手艺史、风情史。要找出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这也是写作该书的一个责任。

 

顾景舟的一大贡献，是用毕生精力维护了中国传统手工艺的尊严。靠什么去维护呢？靠优秀的传统文化，靠老祖宗传下来的文化智慧，这些都是手艺的根基。在他这里，手工艺并不是作为遗物存在的，它本身就是活着的传统，是发展的，也是千变万化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境是“天人合一”，顾景舟的作品，就是从知行合一迈向天人合一的典范。

 

顾景舟最可贵的，就是一丝不苟的大国工匠精神，还有文士风骨

 

读书：顾景舟除了艺术造诣深湛，更兼为人处世风骨卓拔。您在书中讲述，1983年全国首届工艺美术家（大师）评选，省里有主持评审的权贵向紫砂厂索取两把顾景舟的壶，不然就不给评。顾景舟断然拒绝交易，宁折不弯，结果这第一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评选，紫砂之都宜兴竟然没有一位大师获评。又曾经有一位友人请顾景舟为某某领导制作一把壶，但他看不惯这位领导的做派，不愿向权贵低头，始终拖延不做壶，这把壶被他放在套缸里十九年，直到顾老去世后，家人才发现这把壶，壶上也没有顾老的底款。您觉得，顾老的个性与风骨，对当下的中国艺术界有何启示？

 

徐风：顾景舟最可贵的，就是一丝不苟的大国工匠精神，还有文士风骨，这是要有思想支撑的。今天的我们，在纪念顾景舟的时候，有必要重新审视培育顾景舟成长的这片古老土地。博大精深的江南文化，千百年来，其脉浩大，其果硕硕；行至当下，水远山长。但是，它的脉象与品质，时被精神雾霾侵蚀，其间多少歧义，多少蜕变，多少新生，多少希冀，时下的人们，或许应当扪心自问。紫砂风流，正值盛世。但是，下一个百年，我们还能再出一个顾景舟吗？

 

或者说，今天我们脚下的土地，还是培育顾景舟的那块土地吗？这也是我今后要探究的方向。

 

读书：写作顾景舟传记，对您最大的挑战与收获是什么？

 

徐风：这些年来，“传记”的名声并不是很好，很多“传记”饱受诟病。而顾景舟这个人物，在紫砂界、收藏界是家喻户晓的。我觉得作家不能完全靠资料来写作，而是要靠积累，思想积累、生活积累和艺术积累，而不仅仅是资料积累。收集到的资料是素材，如何消化、沉淀、取舍更为重要。当我听完了所有的采访录音，做了大量的笔记以后，我感觉到像顾景舟这种人物，用什么笔调来写他，非常重要。开头的五千字，我写了半个月。我要寻找一种符合顾景舟的基调的语言。顾景舟虽然已经过世，但是采访阅读了大量资料后，我要设计一个顾景舟式的心跳，语言要切合顾景舟式的“肌理”，贴合他的呼吸。到后来我觉得这种笔调应该和他这种“布衣”的基调是相吻合的。在形式上，我试图将各种文体打通，摒弃陈旧的“报告文学”写法，后面写起来就比较顺利。

 

要说收获，当然有很多。于我而言，最大的收获莫过于用近三年时间向一位百年巨匠致敬，而他的风骨和精神，将影响我的一生。

 

读书：这些年来您立足宜兴，专注于紫砂艺术的发掘与相关创作，继这本大师传记之后，您还会继续耕耘于宜兴紫砂这块文化“富矿”吗？

 

徐风：写完《顾景舟传》后，我轻易不会再写非虚构类的紫砂文本和传记类的东西了。这有两个原因，首先，写完《顾景舟传》后，我确实有一种“黄山归来不看岳”的感觉。第二，作为一个作家，艺术追求上有着多样性，一直用一种传记式的非虚构类的东西来写，如果不是传记的材料特别扎实，你就会拘泥于传主本身生活的局限、精神的局限，从而无法展开作品的精神维度、视野宽度、思想深度。

 

读书：1993年，顾景舟曾率团访问过一次台湾，受到热烈欢迎，被誉为壶艺泰斗、一代宗师，一周内想请他鉴定的紫砂壶竟有三千多把。今年您也曾去台湾参加过纪念顾景舟诞辰一百周年的活动。请问您的最大感受是？

 

徐风：台湾的壶迷和收藏家非常敬重顾景舟。相关的情节，在《顾景舟传》里有详细的描述。顾景舟百年诞辰前夕，我随紫砂代表团前往台湾参加“景舟百年纪念音乐会”，受到主办方和台湾壶迷、收藏家的热烈欢迎。那次纪念音乐会非常隆重，台湾社会名流云集，国民党中央副主席等高级官员都出席大会。《布衣壶宗——顾景舟传》一书在会上签赠，一时洛阳纸贵，许多朋友从四面八方赶来，可谓一书难求。其中有一位徐建先生，当年他作为台湾“海基会”官员，曾接待过顾景舟一行。这次听说大陆紫砂代表团来台湾，他不顾刚刚动完手术尚在康复之中，在儿子的搀扶下，从台北赶到彰化来跟我们见面。还有一些已经不再从事紫砂收藏的朋友，听说顾景舟的徒弟、学生，还有《顾景舟传》的作者来了，也纷纷赶来与我们见面，场面相当感人。台湾主流媒体也以较大篇幅报道了活动的盛况。虽然顾景舟去世二十年了，但台湾朋友还在怀念他，是因为他的高尚情操与壶品的完美结合，是他的布衣风范和文士风骨。台湾收藏家黄镇雄这样说：只要把顾先生的壶放在面前，你就会想起四个字：弘道养正，知道了什么是法度，什么是精湛，什么是大默如雷。

 

（本文图片均由《布衣壶宗——顾景舟传》作者徐风独家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