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全家福，右起依次是汤一介、汤用彤、汤丹、乐黛云、汤用彤夫人张敬平、汤一介弟弟汤一玄，左起依次为萧薰父、杨祖陶、肖静宁、杨辛。

《我们三代人》汤一介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

■雷原

读着汤先生亲撰的《我们三代人》，好像先生又回来了。

《我们三代人》是先生人生之乐之忧之情之爱的真实写照，也是先生对其祖父、父亲道德文章的梳理与总结，同时也是对自己思想的概括，读后使人颇有得汤学心传的自豪。可以说，要理解古士大夫的人生情怀，读此书，从雨三公汤霖身上即可得以体会，真正理解“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真谛，感受孔门弟子为何孜孜以求于仕途从而发出“不仕无义”的强音。济世为民走仕途，当属最直接的途径。若无此机缘则隐于野，在隐野之中力所能及，修身齐家，恩泽乡里，以表达作为一士者的志在为民的情怀。

阅读《我们三代人》，对我们的更大启发，应该是通过三代人的变化，感受中国历史的变迁、文化的演变。然而，汤氏三代中有一条始终不变，即古士大夫的情怀未变，“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使命感未变。

在雨三公汤霖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位为民请命、造福一方、廉洁自律，“在野则忧其君，在朝则忧其民”的历经宦海沉浮的士大夫。雨三公留下的家训中，除了“事不避难，义不逃责”，还有“素位而行，随适而安”，“毋戚戚于功名，毋孜孜于逸乐”，从中我们体会到一些酸甜苦辣，顺逆穷达，似还有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心境。然而，可贵之处正在于“素位而行，随适而安”的豁达态度，无怨无悔，不怨天不尤人的超然胸襟。即便在这样一种处境下，仍要对社会、对他人尽职尽责。

这种思想、情怀、责任，在锡予公汤用彤先生身上同样时时可见。袁世凯统治时期，国家前途渺茫，锡予公与吴宓先生讨论国亡时“吾辈将何作”的沉重话题。吴宓先生说：“上则杀身成仁，轰轰烈烈为节义死；下则削发空门，遁迹山林，以诗味禅理了此余生。如是而已。”锡予公则言：“国亡之后不必死，而有两事可为：其小者，则以武力图恢复；其大者，则肆力学问，以绝大之魄力，用我国五千年之精神文明，创出一种极有势力之新宗教或新学说，使中国之形式虽亡，而中国之精神、之灵魂永久长存宇宙，则中国不幸后之大幸也。”（《吴宓日记》第一册331页，三联书店1998年版）锡予公此话今天仍令我辈后学赞叹不已。此种理想不正是“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行，随适而安”精神之传承吗？

汤一介先生在青年时追随政治上的进步，理想仍在为民服务，学以致用。先生虽对自己在“梁效”之时担任秘书班成员深为内疚，然而置身于当时社会的背景，谁又能逃避得了呢？“改革开放”之后，先生组建“中国文化书院”为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作学术方面的梳理与人才培养工作，后来又号召青年学者参与到与亨廷顿文明冲突的对话当中，以期消减亨氏理论对于儒家文化圈与伊斯兰文化圈带来的负面影响。再后来，先生领导编纂《儒藏》，旨在进一步为复兴中华传统文化奠定更大的基础。在去世前的几个月，先生还召开学术会议，讨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如此作为，其精神仍在“事不避难，义不逃责”。古士大夫胸怀天下、修齐治平的理想，在先生的身上体现得如此充分。

人分三代，精神则一。这个一，小而言之是汤氏三代之精神，名曰“家训”；大而言之则上可追溯孔孟，是中华传统文人、士大夫一以贯之的情怀理想。

读《我们三代人》，也是学习汤用彤先生学术思想的捷径。至少，从中可确立锡予公以下学术观点：

其一，以中国文化为主流，兼容西方、印文化。正如他所言：“取他国之淳粹，炉铸于本国之精神。”这一观点在他的《道德为立国本议》一文中体现得更为充分。他说：“励行孝悌，移之以爱国，推之以合群”，“中国立国，首重孝悌。故教育之实，始自家庭；而道德之源，肇于孝悌……道德为国之大本，实世界所公认。”他总结罗马灭亡原因，在于失去本国固有之精神：“古者罗马领袖全欧，因醉心希腊文化，失本国之精神，终以亡国。是则一国之兴亡，非系乎甲兵、政事，乃视乎道德之高下，尤视乎本国固有道德之存亡。今吾国处世界竞争之中，强邻环伺，情异势殊。兵战、商战之失败，实由于道德之不能战胜。人民富藏，适为敌资。蹈罗马之故辙而不自知，乃嚣然谓：‘孝悌不足讲，礼教不足取，孔道不足法，国粹不足保。’旧日之道德，即澌灭于无形；新学之颓风，遂散于四土。变夏为夷，谓他人父；沧海横流，莫知所属。曩者亡于五胡、辽、金、蒙古，未成之事实，将真见于今日。”

锡予公当年之主张，伴随历史之演进，愈发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今日经济虽繁荣，但道德下滑，正如锡予公所言“适为敌资”。其次，在对待科学的问题上，主张理学为本。在科学与理学之间，理学是本，科学是其次的。

他在《理学谵言》中说：“夫以古之理学与今之科学比，则人咸恶理学而求科学矣，不知理学为天人之理，万事万物之理，为形而上之学，为关于心的；科学则仅为天然界之律例，生物之所由，驭身而不能驭心，驭驱形骸而不能驱精神，恶理学而乞灵科学，是弃精神而任形骸也。国人皆恶理学，则一国之人均行尸走肉耳，国乌得国哉？”

今读此文，惊叹先生对于中国文化理解之深刻，以及对于科学本质研究之透彻，而且丝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锡予公之治学济世精神由此可见。在“五四”以来，西学东渐并大有替代“中学”之潮流下，锡予公之远见之深刻之力挽狂澜之使命感，不得不让人钦佩之至。

今日世界局势，人类之生态危机、道德危机、霸权与恐怖日益激化之危机、市场竞争日益白热化危机，不正是由于人类趋物而不要精神、不要“心”所积累下的恶果吗？

其三，在学术研究方面，提出“统计全局，精考实事，平情立言”，以及“故如仅凭陈迹之搜讨，而无同情之默应，必不能得其真”，“如徒于文字考证上寻求，而乏心性之体会，则所获者其糟粕而已。”

今日之学者受科学思维影响，一则偏颇片面；二则唯物，将主客观相分离。作学问为达到自己观点之确立，专门搜讨能证明自己观点的材料、资料，为立观点而作学问，忘记了“志于道”的学术宗旨。甚至更为严重者，学问只为少数利益集团服务，以期获取经济利益，使真理蒙上了灰尘，学术利益集团化，戕害社会，谋财害命。

读《我们三代人》,读得越多、越细，还能挖掘出很多关于人生、教育、家庭、爱情、婚姻等诸多方面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