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贺

最近做研究时无意中发现一种　《丁玲杰作集》，在此前的丁玲著作书目、年谱等资料中都未出现过，似有专门一谈的必要。

据叶孝慎、姚明强先生著《丁玲书目》(《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六辑)所记:1946年12月，上海全球书店曾出版《丁玲杰作集》，杂收散文、小说十数篇。但在事实上，早在1937年5月，上海四马路的东方文化社就已经发行了另外一种《丁玲杰作集》。两书虽然同名，但毫无关系，应该被视为两种不同的丁玲著作。这里只说后一种的情况。

此书全一册，实价国币三角五分。其封面选取丁玲的黑白木刻头像一幅，旁有“丁玲杰作集”五个美术字，十分醒目。其下为版权页，交代出版时间、地点，注明此书的著作者是丁玲，编辑者为陈澄，其生平不详;还按惯例，说明其经售处有六，含教育书店、东方图书杂志公司、经纬书局、春明书局、龙虎书局、益新书社;总经销处则为上海山东路东方文化社。此外，另有一版权标记，提示同业“版权所有，翻印必究”。其下才是目次页和正文。依次收入丁玲1930年代创作的八篇小说:《某夜》《法网》《消息》《诗人亚洛夫》《夜会》《给孩子们》《奔》《团聚》。此后尚有附录三篇，注明“沈从文作”，包括《丁玲的早年生活》《丁玲开始写作》《丁玲到上海以及她的恋爱》。但看正文，实为沈从文《记丁玲》一文之三小节也。

可是，为什么同是在四马路(今福州路)的两家小书店，竟然会争相印行丁玲作品，而且不惜在书名上“撞车”呢?　我们知道，在1949年前，两家甚至多家印刷作坊、出版商青睐一作家的同一本著作，先后出版同一种书，虽然不少见，但并不代表这种做法没有争议。许多作家拥有版权意识，首先表示了反对;读者当然也有意见;而稍微有点野心的出版商，都会尽量避免这种“自杀式”的行为，即使是同样的内容，即使是盗印、翻印，更换一个书名，倒换一下目录，是再简单不过的了，还不用说那些个并非蓄意的偶然性因素。但在东方文化社先出版《丁玲杰作集》之后，全球书店再次出版了同名《丁玲杰作集》，会不会也是偶然的结果?

在东方文化社这一方面，出版一本丁玲的书，尤其是自丁玲出狱、奔向延安，成为“异议者”的代表人物、公众人物之后，或可以大卖特卖(不考虑是否侵犯作家版权)，也是在商言商之举。而且，是它先出，要说“撞车”，主要是全球书店的责任。但从全球书店一方面来说，它也有过丁玲著作出版的历史。自1937年至1946年，其先后至少出版了三种丁玲著作:1937年5月出版《丁玲代表作》(1946年8月再版);1938年9月出版《丁玲代表作选》，张均编辑，列入“当代名人创作丛书”，这套丛书中还有　《沫若代表作选》《叶绍钧代表作选》《周作人代表作选》等;1946年12月又出版了《丁玲杰作集》。尽管这些“选集”名目繁多，但既无所谓“选”，也没有什么“代表”性可言，只是丁玲新近在报章杂志发表的单篇作品的集合而已。而延续着此前的出版惯例，推出一本丁玲的集子，“全球”的做法无可指责，然而为了和自己之前的出版品区分，不得不改换了一个书名，却于无意之间和东方文化社的丁玲著作重名。不过，这是揆诸常理的推断，其真相究竟如何，尚待考论。

但有意思的是，在此前后，丁玲的诸多著作、其所参与编辑之杂志，俱在政府查禁之列，而一众的出版者不惜犯禁，不惜“撞车”，足以充分地说明丁玲在图书市场的号召力，没人能够抹杀得了，以致所谓查禁、控制，不免沦为促销、生产之利器，也是够讽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