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与休谟:他们的时代恩怨》

[英]大卫·埃德蒙兹约翰·艾丁诺 著

周保巍 杨杰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孙　瑜

名人的恩怨向来引人关注，对思想家来说同样如此。《卢梭与休谟:他们的时代恩怨》就将关注的目标对准了活动于十八世纪但影响至今持久不衰的两位明星思想家——卢梭与休谟。

说他们是明星思想家，是因为两人在生前都已名满天下，死后更是随时间流逝而声誉日隆、影响弥巨，至今拥有不计其数的拥趸。作为极具独创性的思想家，卢梭以其一系列惊世骇俗的作品在政治理论、文学、教育学领域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可以说，“卢梭改变了我们看待自己、看待自己的情感以及自己与社会、与整个自然界关系的方式。”而休谟的影响力毫不逊色。在世时他作为成功的历史学家和随笔作家为人推崇，而他在后世的影响力则主要来自哲学方面，堪称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尼采等比肩的哲学巨人，被罗素称为“哲学家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

这两位思想巨子的碰撞肯定有精彩无比的故事吗?未必。大思想家也会有简单甚至让人乏味的人生经历，譬如康德。而卢梭与休谟之争历来受人关注，在思想史上也因其扑朔迷离、众说纷纭而赫赫有名。读完本书，我们知道，他们的故事简直就是一个典型无比的由惺惺相惜到同情、猜忌、背叛、怨怒、决裂和报复的故事。

事情是这样的。1762年之后的几年中，因《社会契约论》《爱弥儿》的出版，尤其是后者中《一个萨瓦牧师的自白》，卢梭招致法国和瑞士宗教当局的广泛谴责，被迫四处流浪，甚至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此时，虽素未谋面的卢梭与休谟却相互钦敬并互有很高评价:休谟称“卢梭先生的德性和才赋，我素所敬重，甚至可以说，是我素所崇拜的”;卢梭则称“在我所认识的人中，休谟先生是一位真正的哲学家，也是唯一一位在写作时不带任何偏见、公正无私的历史学家”。

通过朋友介绍，休谟答应为困境中的卢梭提供一系列帮助，并于1766年1月陪卢梭到英国，为他安排住所，并积极向英王为卢梭申请年金。但事情的结果却是不遂人愿，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两人因一系列误会、猜忌和反应过度而最终反目成仇。

引起误会的事本身可说都是小事。一是休谟在安排卢梭到其避居地伍顿时撒了一个善意的谎言，把特意安排的邮车说成搭了顺风便车　(本意是为卢梭提供方便并节省费用)，后来卢梭看出是休谟撒谎就对其生疑;二是休谟通过朋友关系费尽心机从英王那里为卢梭申请了一笔年金，可卢梭希望过段时间再定夺是否接受，却被休谟理解为他有意拒绝而故意让休谟难堪。

两人为数不多的独处中，双方并不协调的反应也成为关系恶化的催化剂。其中一次是1766年1月休谟陪卢梭到英国的途中在睡梦里大叫“我留住了让-雅克·卢梭”，让因担心受迫害而四处流浪的卢梭惊出一身冷汗。另外一次是1766年3月双方在已缺乏信任的情况下半敞心扉至相拥而泣，随后在一系列因素的作用下，双方关系急剧恶化:卢梭认为休谟是欧洲大陆存在的旨在迫害、诋毁他的反卢梭联盟的同伙，认定休谟是两面三刀、口蜜腹剑的伪君子;休谟则认为卢梭是冷酷无情、忘恩负义的怪物和恶棍。为此，卢梭以其特有的文采写了几乎让人窒息的与休谟的绝交信，休谟则将他的辩护及相关材料以《对大卫·休谟与让-雅克·卢梭之间纷争的一种详细的说明》为名，分别以法文和英文在法国和英国出版。1767年5月，卢梭离开英国。卢梭与休谟的关系就这样以悲剧收场。

事件本身已让人匪夷所思，却又因以下几个原因而被剧烈放大，在整个启蒙时代产生剧烈震动并以其持久不衰的影响而一直受人关注。

首先是两人的个性及其中隐含的不协调。卢梭向以敏感、自尊著称，甚至有些神经质。再加上因其著作中包含的诸多石破天惊的观点而受到来自政府和教会的驱赶、恐吓、迫害，来自先前友人的误解、嘲讽乃至围攻，来自受蛊惑的普通民众的憎恨、攻击，他就更加敏感多疑，认为周围所有人都在陷害他，这也被人称为“被迫害妄想狂”，导致他与当时几乎所有的启蒙哲人闹翻，张扬的伏尔泰就不用说了，甚至连狄德罗、达朗贝尔、霍尔巴赫等人都成为卢梭心目中的敌人。

休谟虽是当时公认的“好人大卫”，善良宽厚，坦诚和蔼，但他同时还有另一个鲜明的特点:极其重视名声。正是这一特点，使他在认定受到卢梭误会及自认为认清卢梭“真面目”后利用一切机会四处辩护、散播自己与卢梭关系的细节，并在几件事上明显反应过度乃至处心积虑地转守为攻、步步紧逼，直接加重了与卢梭的误解和分歧，使他们的反目几乎不可避免且迅速恶化。

从后来出版的《休谟书信集》中可看出，在与卢梭不和后，他急欲证明自身清白而四处写信，而他写信的对象多为卢梭认定的“巴黎的敌人们”。巴黎的轩然大波反过来增加了卢梭对他的怀疑。在他们的关系闹得满城风雨时，他又不顾劝阻执意将为自己辩护的小册子在巴黎和英国出版，更进一步恶化了两人关系并扩大了事件的影响，其所作所为与其一贯的宽厚本性大相径庭。

卢梭的自尊敏感甚至神经质，早已尽人皆知;而以“好人大卫”著称的休谟在与卢梭的纷争中出人意料地表现着实让时人及后人困惑不解。这也是本书所着力解决的问题，而这个事件也成为了解两位大思想家独特个性的典型案例。

其次，众多名人的围观乃至参与，使得卢梭与休谟的恩怨故事成为名人表演的舞台并足以在短期内吸引无数的注意力，同时在影响地域上迅速扩展。除了两位主角，伏尔泰、狄德罗、达朗贝尔、霍尔巴赫、格里姆、杜尔哥、亚当·斯密这些赫赫有名的思想家，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卢森堡公爵及一批王公大臣，巴芙勒夫人、沃德琳夫人等一批能量巨大的贵夫人，都不同程度地卷入其中，尤其是狄德罗、达朗贝尔成为休谟在巴黎的战友和同盟军，伏尔泰成为冷眼旁观、冷嘲热讽的旁观者，使得卢梭与休谟之争在名人围观、参与下成为席卷整个启蒙世界的战斗。

还有一个因素值得注意，那就是启蒙时代沙龙、报纸和出版业的兴盛为本事件的展开、推进和放大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支撑。卢梭与休谟相识初期的隔阂之一便源自巴黎沙龙聚会中嘲讽卢梭的笑话以及由此引发的由当时大名鼎鼎的文人霍拉斯·沃波尔冒充腓特烈大帝之名写给卢梭的公开信，信中卢梭成为以特立独行吸引众人注意的一个受迫害狂。当时英国大众对报纸的青睐，使得两人的故事在当地报纸上成为受到持续关注的焦点。出版商的极大热情和积极参与，也使得休谟写的为自己辩护的小册子顺利出版并迅速产生影响。

重温这个跌宕起伏的恩怨故事，自可窥见启蒙时代斑斓的图景和思想巨人们身为凡人的一面。如本书译者所说，卢梭与休谟之争其实可理解为“一种象征性的隐喻”，它“喻示着整个‘文人共和国，的内在紧张，喻示着两种启蒙心性的龃龉，喻示着古与今的对垒，喻示着现代文明的辩证法”，体现了启蒙时代的分裂，即启蒙时代绝不是铁板一块的时代，思想家的分歧有时是不可调和的。这正是《卢梭与休谟:他们的时代恩怨》的深意。

本书作者系记者出身的畅销书作家，在将目标对准两百多年前的两位大思想家时，他们以记者的敏感和力度，以历史学家的方法广泛利用大量原始文献，包括当事人信件及作品，当时的报纸、档案，并置身故事发生的地点实地考察，以扎实的材料、精巧的构思、流畅的文笔和缜密的分析，最大限度地还原了这场文坛公案的前因后果，将这场震惊整个启蒙世界的“笔战”变成了一个极具感染力、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的故事。更可贵的是，作者对人物性格、心理及诸多行为动机及后果的分析评论极为精当，在揭示故事背后冷酷的人性现实的同时，还能深层挖掘并准确阐释其深层意义，使本书成为精彩引人堪比小说，而深度力度不输专论的大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