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增长模式抉择》

吴敬琏著

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

周天勇

吴敬琏先生的《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一书初版于2005年，此后不断再版，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出了第四版。这期间，经历了“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的制定，经历了中国经济从火热到降温。然而时至今日，拿起这本书依然会不由地击节赞叹，书中提出的政策主张恰与“供给侧”不谋而合。一本原本意在针砭时弊的书却历久弥新，令人不得不佩服作者的洞察力。

本轮经济增速下行的原因

这轮经济增长速度的下行实际是从2008年开始的，当年美国次贷危机导致全球经济波动，我国在2008年底到2009年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如启动四万亿投资计划、扩大国债发行规模，当时人民币贷款规模达九点五万亿元，外币贷款一万亿元，总计贷款规模达到十点五万亿元，可以说是进行了一轮特别的量化宽松措施。其直接结果是刺激了2009-2011年GDP增速的上升，但2012年又跌到百分之八以下。

对增长速度下行，学术界有两种意见。一种观点认为，我们的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计达到了一万一千美元，经济规模世界第二，基数比较大，资源紧张了，按东亚国家的经验，应该到了中高速发展的阶段。这有可能成为常态，所以可以让市场去调节，不用刺激。另一种观点认为，目前中国的经济下行是全球经济波动造成的，中国经济增长还能以百分之八的速度增长十五到二十年，因为中国人均GDP水平还比较低，城市化还有空间，需要辅之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刺激。

如果作横向比较，中国台湾地区高速增长的时间是1950-1997年，足足四十八年，1998年以后才低于百分之八，当时按汇率计算的人均GDP已达一万四千美元;韩国的高增长是从1960年开始的，2002年以前都是百分之八以上的速度，持续了四十三年，按汇率计算的人均GDP为一万二千美元。我国现代意义的高增长，从1979年人均GDP一百五十到二百美元起步，城市化水平当时只有百分之十八，比我国台湾地区和韩国都低得多，高速增长到2011年只有三十三年，比它们足足短了十到十五年。而我国现在按汇率计的人均GDP只有五千四百四十七美元，不足它们的一半。为什么这么快就结束了高速增长期?　我觉得其中很大的原因是人口问题。

当然，除了人口问题之外，企业税费和资金成本高企、资金外流、服务贸易逆差等也对经济有影响。

为什么要转向供给侧?

对于因人口产生的问题，该实行怎么样的经济政策?　按凯恩斯的理论，如果人口正常增长，那么刺激一下需求就起来了。但现在刺激无效了，我们可以印出货币，但印不出花货币的人来。因此我们不是总供给不足，也不是产能过剩导致了总需求不足，而是因人口问题引起的总需求萎缩导致了产能过剩。

韩国和台湾地区也实行了指导性的计划生育，但是提倡“两个刚刚好，三个有点多。”在人均GDP已经冲到一万二千到一万四千美元时，人口老龄化程度跟我们现在差不多。由于计划生育只能计划新生人，不能计划老年人，减少的都是年轻人。强制性的生育政策使我国总人口结构中，二十到三十八岁和零到十九岁两个阶段的人口分别少了一亿多，也就是说三十八岁以下的人口少了两亿多。2008年是人口增长的一个向下的拐点，一部分需求突然没了，因此从2008年开始经济一直下行，加上人口下行曲线较陡，以致情况越来越严重。

人口相对萎缩、老化和少子化引起的需求不足，常规的凯恩斯需求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很难管用。由于国民经济运行中，确实也存在因企业税费、社保、利息等成本过高，实体经济收入比例下降，居民收入比例过低，导致了消费需求不足问题。因此，在用供给侧政策治疗这些问题的同时，人口问题引起的总需求不足，也可用供给侧政策、改革和结构调整来加以综合治疗。

过去，我们的政策通常着眼于短期需求侧的管理，经济过冷就多放货币、增加赤字、多上项目;经济过热就收缩信贷、减少赤字。但2015年以来，经济调控遇到了难处。一方面，再来一轮刺激可能让过剩更加严重;另一方面，国家也担心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并不能让货币到达实体经济，而是流入股市或流到国外。需求侧的管理工具作用有限甚至不起作用了，这样就不得不转向供给侧的宏观经济管理。

英国、美国、澳大利亚这些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转向供给侧的历史背景也是因为经济增速下行，无法靠凯恩斯主义的政策解决，于是供给学派主张用供给创造需求，其核心是减税，这是英美通行的短期政策。而在中长期政策上，英国实行了私有化，美国则更侧重推动创新和技术进步。所以，广义的供给侧管理和调整，指的就是创新、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升级，也包括长期的改革，要通过这些获得经济增长的动力。

在《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一书中，吴老用了整整一章讨论了现代经济增长中效率提高的源泉，并明确提出要鼓励科学发展与技术创新，改革科学和教育体制，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建立充满活力的新体制等等，这不能不说是有先见之明的。

要特别重视人的供给

对于供给侧管理，我们现在可能更多强调物的供给，但是三十多年来我们人的供给、人的再生产受损害很大。人的供给是消费需求的重要来源，也是劳动力供给侧要素的重要来源，对这两点应该有充分的认识。

我们的研究发现，人口增长与GDP增长的曲线高度相关，因为人在二十岁时进入劳动，增加了劳动供给，开始考虑结婚生子，消费需求增加，对住房也产生了刚性需求。过去几十年中，取消自留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提倡计划生育，是影响人口增长的重要因素。1987、1988年，人口流动加速，农民工外出打工也减少了人口增长。

我认为，现在应当把人口生育政策和人口流动政策纳入供给侧的政策和改革，使供给侧的人口政策与需求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相配套。实行土地制度改革、住宅制度改革以及户籍制度改革以后，还要对新移民到城市的教育和社保等体制进行改革，以有利于人口流动，带来新的需求，带来经济增长。据统计，2013年农民工在务工地买房的不到百分之一，仅一百万套左右。而现有的城镇住房加上开工在建与新开工的，全部建成后有四亿多套，其中农民工在家乡附近共计购买了一千五百万套。其中关键的问题是要让农民工进城，享受同等的教育、社保。《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一书十年前就提出要“改善有利于人员流动的环境条件”，“大力改进对新转移到城市就业人口的住房、教育、医疗保健和社会保障服务”，只可惜进展缓慢。

今天我们在进行供给侧的改革时，还面临一个难处，就是人民币处于贬值通道，美元处于上升通道，稍有不慎资本外流就会很厉害。如果没有相应的人口政策，总需求不足的话，通过技术进步增加供给也可能带来产能的更加过剩，甚至可能供给侧的政策发力越多过剩越严重。所以，必须得配之以人口的供给来平衡需求。这是两个循环:增加人口——增加需求，通过供给侧的减税——增加就业——提高工资——增加消费能力——增加需求，殊途同归。

当然，人的供给不仅仅是数量概念。《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一书多次提到要加强人力资本的投资，抓紧改善教育培训工作，着力提高教育质量，改善人力资本投资的效率，因为这对于持续的科学和技术进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诚哉斯言!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