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木文

陈昕

宋木文同志是原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我们这一辈出版人爱称呼其“老署长”。老署长是1972年才从艺术教育岗位转到出版领导机关工作的，那一年他四十三岁，因此他常说自己是“半路出家”搞出版，一搞就是四十三年，四十三岁成为他人生的一个分界。然而这“半路出家”后的四十三年，是他参与、领导、见证中国出版业波澜壮阔的改革和发展事业的生命历程。世事沧桑，这一页的历史正在翻过，回首往昔，评说他是我国新时期出版工作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可以说是毫无异议。在我与他有限的接触中，他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是坚毅又平易。老署长一方面心怀大志，勇于改革，敢于担责;另一方面则洞明世事，体恤下情，善于沟通，善意而不失原则。

我是1977年开始从事出版工作的。“文革”结束后，经过几年的拨乱反正，出版工作得到恢复，渐入快速发展的轨道，出版界当时碰到的主要问题是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出版政策严重地束缚了出版业的发展，亟待调整。例如，严格的图书定价管制，制约了出版业的发展，尤其是限制了小印数学术图书的出版，造成了学术著作出版难，科学界反应十分强烈。当时我在出版社编辑岗位上，对此深有感触。1987年，我接受了《光明日报》记者的采访，就进一步改革图书定价制度发表了意见。1989年，我完成了国家新闻出版署研究项目“中国出版业面临的困难和出路”，其中对图书价格管制问题作了细致的经济学分析。我认为，图书价格管制制度，不计成本、不问需求，在客观上只有利于大印数图书的出版，而为小印数图书设置了障碍：即印数越小，成本越高，则利润越低或亏损越大;印数越大，成本越低，则利润越多，成本与利润由于印数不同形成“剪刀效应”。在那份研究报告中，我大声呼吁，为适应中国出版业已从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的转变，应进一步放松图书的价格管制，直至全面放开图书价格。针对当时出版界存在的“一旦书价放开，书价就会暴涨，图书消费就会受到打击，市场就会萎缩”的担心，我指出，放开书价，政府不再管制书价，不等于说书价可以不受任何力量约束。书价在市场上实际可定多高，将受到供给方竞争的约束。因此，只要出版社之间存在竞争，并对定价产生显著影响，那么书价就绝不会暴涨，也不会持续上涨。后来，新闻出版署的同志告诉我，老署长读过此文后说：“陈昕的这篇研究报告为放开一般图书的价格管制，进一步推动图书定价制度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其实，老署长是新时期书价改革的领导者和实施者。1984年，他在文化部出版局代局长任内，针对全国出版社普遍存在的因成本上升而导致入不敷出的情况，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调整图书定价的报告并报中央批准后在全国实施，解决了当时全国出版业发展的一大难题。之后又于1988年、1993年对图书定价制度进行了第二次和第三次改革。至此，我国的书价制度基本上纳入了市场调节的轨道，除教科书外，对其他图书，国家只做宏观调控，具体价格由出版社根据纸张成本、印刷工价和发行册数自主决定。图书价格是关涉民生的一个重大问题，因此，每一次书价的调整都会引起社会上的不同反响。1984年图书价格调整后，书价增长幅度较大，引起了广泛关注，中央一些领导同志也对图书涨价特别是教科书涨价过高提出了严厉批评。在巨大的压力下，老署长对少数出版社出现图书定价管理不严的情况主动承担责任，并举一反三，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书价大检查，同时又积极向上沟通汇报，实事求是地说明了此次书价调整的必要性、增长幅度较大的原因和改进的意见，得到了胡乔木等中央领导同志的理解和支持。之后，经中央有关部门商定，将一般图书与教科书的定价作了分别处理：“对一般图书继续执行1984年中央批准的调价方案，对中小学课本和大专教材，则以国家补贴的办法，既保持低价水平，又使出版社有微利收益。”2010年，我完成了《中国图书定价制度研究》一书，曾登门拜访老署长，听取他的意见，并希望他能为这本书写序，谈谈新时期以来书价改革的过程及其对中国出版业快速发展的意义。老署长欣然允诺，并向我详细介绍了三次书价改革的过程，还特别讲了胡乔木同志在1984、1985年书价改革调整发生波折时，为呵护出版工作所体现出来的党性原则、组织观念、大局意识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并给我看了胡乔木同志1985年11月29日为书价改革致胡耀邦、万里、李鹏同志的信。

1990年春，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新闻出版署党组经过多次讨论研究，拟订了抓好出版繁荣的十项措施，以《关于当前抓好出版繁荣的汇报》呈报中央。随后，老署长带领一行人到上海调查研究，探索推动出版繁荣的具体思路。我当时在上海三联书店任总编辑，有幸出席了宋木文同志召开的会议。会上，老署长作了题为“多出好书是出版部门的永恒主题”的报告，主旨思想有二：一是抓繁荣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坚持创新的精神;二是抓繁荣必须控制图书品种，着重提高图书质量。这个讲话紧紧联系出版界的思想实际，解疑释惑，深刻阐述了如何繁荣出版事业，为人民提供更多精神食粮等重大现实问题。讲话中有一个细节给我印象很深。在谈及上海出版的地位时，老署长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上海是全国重要的出版基地，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负责全国出版工作之后，胡乔木同志曾特别交代，上海的出版具有悠久的传统，有许多优秀的出版社，对上海的出版社不能当作地方出版社来看待，要视作为国家队，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老署长在上海的讲话后来在《新闻出版报》上刊发，极大地调动了上海出版界乃至全国出版界的积极性，出版业的面貌为之一变，迅速形成了“多出好书，繁荣出版”的生动活泼的局面。老署长转达的胡乔木同志对上海出版工作地位的指示，这么多年来一直牢记在我的心头。在我主持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工作的十六年中，每当出现冲击出版工作的社会思潮和行为时，我总会忆及胡乔木同志和老署长的讲话，不忘“多出好书”这个出版工作的永恒主题。

老署长是我国出版业改革的先行者和领导者。他对出版改革的推动主要分为两个节点：一是始于1980年代初中期的书价改革、出版政策调整和出版管理机构建设等;二是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发表后对出版改革的部署和推动。尤其是第二个节点的改革涉及出版社体制和发行体制的根本改革，在出版社改革方面提出了转换出版社经营体制、扩大出版社作为市场竞争法人实体的自主权、完善社长负责制和出版社内部的经营管理等;在发行体制改革方面提出了进一步放开图书批发渠道和批发折扣、建立和完善图书批发市场、充分利用社会力量发展各类图书销售网点等。当然，老署长对出版改革的推动远不止上述所涉，例如，在他的任上还就出版单位转企改制、政企分开、组建出版集团等重大改革课题进行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应该说，老署长所领导和推动的出版改革为1999年后我国出版业的全面改革奠定了很好基础。

1993年10月，老署长退出新闻出版署领导岗位后，仍然关心着出版改革的工作。2002年和2005年，他曾分别在中央宣传部召开的座谈会上介绍以往的出版改革历程，并对当前改革提出建议。同时他还在报刊发表了许多文章，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版体制的改革问题。更难能可贵的是，老署长还经常利用各种机会向在第一线工作的同志了解当前出版改革的情况，大家也都愿意向老署长倾诉改革过程中的喜悦和烦恼。记得2012年春节过后我去看望老署长，谈话中老署长说及，最近有同志向他反映新闻出版总署一年一度的全国新闻出版局长会议改变了以往的惯例，只有经济规模排名前十位的出版集团才有资格出席，他问我是否有此事。我如实地向老署长汇报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作为全国出版改革试点单位之一，自1999年初成立以来年年都参加全国新闻出版局长会议，但今年的全国新闻出版局长会议确实没有通知我们参加，总署有人传出，原因在于我们集团的经济规模没有达到标准。老署长听后对我说，以出版集团的经济规模大小作为参加会议的标准实在让人匪夷所思，出版集团毕竟还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部门啊。上海是全国出版的重镇，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是全国出版改革的排头兵，上海的出版社是多出好书的标兵，理所当然地应该出席全国新闻出版局长会议，不能简单地以经济规模大小来衡量一家出版集团重要与否，更应该看它在国家文化建设上所起的作用。而且即便是看经济规模，也不能简单地把上海这样只整合了部分出版社资源的出版集团与那些出版、印刷、发行三位一体的出版集团作比较，这不合理。事后，我听说老署长在新闻出版总署召开的老同志座谈会上，就此事直率地谈了自己的不同意见，引起了总署领导的重视。以后每年总署开全国新闻出版局长会议之前都会专门召开全国出版集团工作会议，全国三四十家出版、发行集团的老总悉数出席，研究部署改革发展出版工作。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期，在选拔国家出版局领导人时，著名出版家、国家出版局代局长陈翰伯同志曾说过：“宋木文没搞过出版，但让他管出版，对出版有好处。”这话看似有些悖论，但陈翰伯同志之所以举荐宋木文同志，在我看来另有深意，不仅是因为老署长有把出版当作一项伟大事业来献身的使命感，更是因为老署长人格上的丰满，既具有事业至上、勇于承担的胆气，又有纵横捭阖、上下融通的特质，再加上极强的行政能力，让同时代的出版人愿意团结在其周围一起奋斗。

老署长宋木文值得我们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