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学林社二十年》

雷群明著

学林出版社出版

主编会议与会者，右起：陈全方、邵文良、赵辉、徐苹芳、石兴邦、朱诚如、单国强、罗忠明

《隋唐文化》

■雷群明

在“学林”早期出版的“大书”中，有一本比较特殊，那就是《隋唐文化》。因为，别的“大书”都是单独一本，出完也就完了，而《隋唐文化》则是由一本“大书”引出一套“大书”的“带头羊”，所以我把它放到后面来说。

《隋唐文化》是陕西省博物馆馆长、研究员王仁波同志主编的一本大型画册。我社在成立后不久就列入了选题计划。由于我社与香港商务和香港三联合作出书的成功，也引起了同为香港联合出版集团成员的香港中华书局的兴趣，于是，在1988年8月26日第一届沪港出版年会期间，该社出席会议的总经理高孝湛先生和主任钟洁雄女士也主动与我社联系，探讨合作出版的可能性。我社有柳肇瑞、沈兆荣和我参加了在锦江饭店的磋商。

在听了我们选题的介绍后，他们决定要与我们合作出版《隋唐文化》（当时签的意向书叫《中国唐代文化》，草签协议和正式协议名为《隋唐风俗文化》，在定稿过程中最后定名为《隋唐文化》）。1989 年5 月5 日，我与柳肇瑞同志去城市饭店同高孝湛先生谈好并且签订了《隋唐文化》的正式合同。

协议确定，《隋唐文化》的规模、规格和质量以及操作方面都同与香港已出的两本书基本一致，最好质量还能有所提高。希望在文字和图片中体现出一个“新”字，即学术上有新思想、新观点，图片上有新材料，编排上有新突破。当时我们提出，在文稿、图照等方面基本由我方负责的基础上，希望香港中华书局能够利用他们的便利，取得一部分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藏品，以丰富本书的内容。后来，他们的确搞到部分藏品，为本书增色不少。

为了做好这本书，香港中华书局在当年的11月7日，就由钟洁雄女士、危丁明先生（后来，他们与卢建业先生分任香港方面的责任编辑和美术编辑）与我社的总编辑柳肇瑞和责任编辑钱丽明（我社的美术编辑是沈兆荣同志），一同飞到西安，与本书主编王仁波、副主编廖彩樑和主要摄影罗忠民商定该书的提纲、稿件质量、交稿与出版时间和要求等。香港中华方面强调，一定要以社会文化生活为主线，以与香港商务和陕西人民出版社合作的画册《千年古都西安》各异其趣，完全不同。我们也完全同意他们的观点。当时大家讨论认为，本书与《千年古都西安》除了内容侧重的不同，还应该并且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领先于同类书：一是本书由陕西省博物馆编撰，在文物资源的利用方面有着别人无法代替的优势。不仅本馆的文物可以充分利用，而且可以比较方便地取得兄弟博物馆的支持。二是本书主编作为陕西省博物馆馆长、研究员，有着这方面的研究优势，不仅掌握了大量的历史资料，而且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三是本书不搞大而全的常见套路，而强调最精华的内容，最后决定集中在文化层面的描述。四是在图文并茂方面狠下功夫，要做到既有画册的艺术美，又有理论研究书的厚重和深度。

由于本书原来的基础很好，所以只经过两社一年多的共同努力，本书就得以在1990年11月顺利出版。在大型图册的出版运作速度上，也创造了一项新纪录。《隋唐文化》成书为小八开画册，四十印张。文字部分约十万字，对隋唐时代的文化精品作了精彩的阐述，除总论之外，分十一章，分别论述隋唐都城、帝王陵墓、壁画、三彩俑、金银器和铜镜、书法、科学技术、音乐舞蹈、佛教艺术、社会风情、中外文化交流等内容，可以说是对我国封建王朝的巅峰时代——隋唐文化精华的集中展现，不仅是一般的介绍，而且吸收了当时学界对这一段历史研究的最新成果，也多有作者的创见。近五百幅彩图集中了内地各博物馆收藏的文物精品，其中有一百多幅为国内首次发表的一级文物珍品，另外还有十多幅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文物珍藏，是通过香港中华的努力而收入的。而且，绝大多数的照片都是新拍的第一手资料片，很少用已发表的二手照片。为此虽然花费较大，但是却能给人以新鲜感。

此书出版后，各方面纷纷给予好评。1991年2月5日，在上海举行了《隋唐文化》的出版仪式，市、局有关领导孙刚、卢莹辉、赵斌和专家学者蔡尚思、苏渊雷、马承源等一百余人出席，发言者都对此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复旦大学教授蔡尚思、华东师大教授苏渊雷赞誉此书“说明扼要、装帧美观、富有创造性”，是一本“图文并茂的直观的爱国主义教材”。事后还分别在《解放日报》和《文汇报》撰文进行表彰。国家出版委员会主任王子野同志在收到我们的赠书之后不久，就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了一篇书评，对本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称赞它“是一部光彩夺目的巨型画册”、“达到现有画册的最高水平”，看了“令人精神振奋，赞叹不已”。

由于专家和读者的肯定，这本书在1991年获得了第五届“中国图书奖”的一等奖和上海市优秀图书一等奖。

在合作过程中，香港中华书局方面曾提出，希望以《隋唐文化》为标杆和起点，编写一套中国古代文化史的高档系列画册，而在此之前，我们也有这样的打算，可谓是不谋而合。我们当时曾与王仁波等同志一起，议定此书为“中华五千年文化系列”，打算分为九册出版，即《原始文化》《商周文化》《秦汉文化》《魏晋南北朝文化》《隋唐文化》《两宋文化》《辽夏金元文化》《明代文化》《清代文化》，我们并根据主要由他提供的资料，初步拟定了各册拟请的主编名单。王仁波同志还承担了《秦汉文化》的主编工作。不过，在我们肯定了香港中华的建议并且希望继续合作共同来完成的时候，他们却因为形势的变化，要求改变合作的方式，否则觉得经济上无法承受。几经商量未果，他们最终还是选择了退出。我社虽然有心要坚持把此书“配套成龙”，搞成一个通史性质的系列，但是由于经济方面投入的巨大，要同时上马这样一套书，远超出我们这个小社的承受能力。另外，作者难找和编写难度大，也是整套书进展迟缓的重要原因。

直到2000年，事情才有了转机。当年1月，新上任不久的“学林”社长曹维劲与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的社长翁经义达成协议，决定由两社合作出版这套系列大书。“学林”主要负责组稿和编辑工作，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主要负责提供资金和部分发行工作，同时也参与部分编辑工作。资金问题解决后，当年5月，两社领导班子就一起开会制订了一个实施计划，最后确定本系列一共出版八本，即把我社原“中华五千年文化系列”九册中的《两宋文化》与《辽夏金元文化》合并为《宋元文化》，其余不变。为了统一思想，加快速度，还于当年成立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系列”编辑工作委员会，由曹维劲、翁经义任主任，雷群明、张英光任执行主任，沈兆荣、周清霖、柳肇瑞、翁经义、曹维劲、张英光、张建一、焦健、汤世梁、雷群明为委员。并由沈兆荣担任总美术设计，柳肇瑞、周清霖负责总审稿。（2008年，由于人员工作和职务的变动，这个编辑工作委员会的名单有所变化，主任为曹维劲、张英光，执行主任为雷群明、翁经义，委员增加了王界云，去掉了焦健。这时我已离开“学林”多年，并且退休，但是他们仍然让我占了一个“执行主任”的位子，实在甚感惭愧。）

2001年5月，《魏晋南北朝文化》和《秦汉文化》都按时问世。两书正式打出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系列”的牌子，在2008年8月撰写的总的《出版前言》中，有这样的表述：“这套系列图册邀请全国第一流的专家编纂，他们具有文物、考古、历史等方面的深湛理论素养和实践经验。参与编纂的专家学者与出版社共同商定，这套图册要力求体现最高的著述水平、最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并以一流的彩色图片、新颖的版式设计、精美的印刷装订来制作，实现学术性、知识性、鉴赏性、实用性的统一。‘系列’的每一册所反映的，既是五千年历史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反映历史的连续性，又是五千年历史中的一个独特的存在，体现出该历史时期文化特有的风貌，在众多古文化整理研究读物中以它的鲜明特色和永久价值而独树一帜。”

为了推动“系列”的尽快进展，两社还借《魏晋南北朝文化》、《秦汉文化》出版的东风，于2001年10月26日到29日，联合在上海召开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系列”主编会议，拟任《原始文化》主编石兴邦、副主编赵辉，《商周文化》主编陈全方，《魏晋南北朝文化》主编罗宗真、副主编邵文良，《宋元文化》主编徐苹芳、拟任副主编杭侃，《明代文化》主编单国强，《清代文化》主编朱诚如等人参加。会上，由《魏晋南北朝文化》、《秦汉文化》的主编介绍了编写两书的经验和体会（当时，王仁波同志因为患癌症，病情严重，已经住院，无法与会，从医院里送来发言录音），然后，请各位专家就这套书的编写要求和体例发表意见。最后，由各书的责任编辑分头与主编讨论研究各书的提纲和具体问题。对于整套书编写工作中的许多具体问题都得到了统一和解决。此后，两社都努力按照会议精神加紧工作。但是，原定十五年左右出齐这套书的计划仍然因为种种原因而未能实现。原定2002年出书的《商周文化》与原定2004 年出书的《明代文化》，直到2008 年才得以问世。《清代文化》列入2009 年的出书计划，到2010年12月才出书。至于《原始文化》，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出版社方面已决定放弃，而《宋元文化》的主编徐苹芳先生不幸于2011年5月22日病逝，此书何时能够出版，至今仍是一个未知数。

一套“大书”，历尽艰难，前后经过作者和编辑出版等人员二十多年的奋斗，尚未能完成。在此期间，作者方面，除上述《宋元文化》主编徐苹芳先生不幸病逝外，王仁波同志1993 年从西安调到上海博物馆，1995 年起任副馆长，在2000 年底即发现身患肝癌，并且已经到了中期，但是他仍然坚持完成了《秦汉文化》的主编工作，不幸于2001年12月18日英年早逝，享年仅六十二岁。原定《原始文化》的主编石兴邦、张忠培、严文明和副主编赵辉同志已经为此书做了不少的工作，但或者因为年事已高，或者因为工作变动，已无法打完这场“持久战”，最终这本书也从“系列”中退出。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动，除我之外，柳肇瑞已经离休，翁经义也因为年龄关系，从社长位子上退了下来，改任总编辑继而退休，2013 年，曹维劲也过了退休年龄，由段学俭同志接任社长，还有一些同志的工作也有了变化。尽管如此，他们为这套书做出的努力和贡献仍是不可磨灭的。可以说，这套“大书”是倾注了两三代出版人的心血。

我们的生命会有尽头，但是，经由我们努力结出的出版之花，却生命长存，永远活在广大读者的心里。我们无怨无悔。曹丕所谓“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这不正是我们出版人的追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