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2月3日，《文汇报·笔会》刊登董乐山小说《傅正业教授的颠倒世界》。

董乐山于1979年10月2日写给徐开垒的回信

■马国平

1979年12月，《文汇报·笔会》两次刊登短篇小说征文启事，要求来稿“塑造新长征中的各种艺术形象，包括正反面人物，中间状态的人物，描写他们的生活和命运，表现他们的丰富的内心世界”。新时期后，正是文学大潮风起云涌之时，《文汇报·笔会》开风气之先，在全国范围内征集短篇小说，在近九个月之内，收到八千多篇应征小说以及一千多篇读者来信、读后感和评论文章。这两个数字在今天可能让人咋舌惊叹，而在当时正是一种大众参与的文化生态。

“笔会”副刊从众多来稿中遴选甄别，在1980年上半年连续刊登十六篇小说，评选出六名获奖者，加上未及刊发的二十一篇小说，编印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新蕾集》。冯牧先生在篇幅不长的序言中两次提到，“这本书的作者，除个别人外，大多是刚刚开始文学创作的新人”，“作者的名字，除个别人外，都是生疏的，他们大多数是青年作者。”这个“个别人”，即指以《傅正业教授的颠倒世界》获得一等奖的董乐山先生。

不过，董乐山的文名和人生经历当时未必为文学爱好者所知晓，或者仅仅是具有翻译家的知名度。他领衔翻译的《第三帝国的兴亡》出版于1979年8月。著名的《读书》杂志创刊于1979年4月，第一期就刊发了董乐山翻译的《西行漫记》章节《彭德怀》，同时在新书简讯中两次提到他的译著《斯诺在中国》《我热爱中国》。据董鼎山回忆，1978年回国与旧友新知相逢时，总被介绍为“董乐山的哥哥”。时至今日，已无须赘言董乐山作为一位知名文化人在翻译西方著作方面的卓越成就，他在解放前上海的文学创作和文化活动也逐步被人们所了解。所以，《傅正业教授的颠倒世界》在普通读者眼中受到激赏，或为其写作手法所疑惑，但在熟识的人当中会感到释然。

《傅正业教授的颠倒世界》发表于1980年2月3日的《文汇报·笔会》副刊，叙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故事。科学家傅正业教授在“文革”中被下放劳动，学会了木工活，回来后给孩子打造家具，给女儿讲故事时梦见人房倒置的“童话”，结果地震把梦惊醒了，“那傅正业教授的木工活儿又可大显身手了”。

发表小说的同时，编辑部特地配发了“编后记”：

今天发表的征文小说《傅正业教授的颠倒世界》，从题材到写法，都很新颖别致。也许有些同志会感到不习惯，认为这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的看法并不这样。

这个故事是以“四人帮”肆虐的时期为背景的，当时大批知识分子被下放劳动，有的受到各种迫害，有的也在精神上、生活上受到各种折磨。这篇小说从一个侧面控诉了“四人帮”对文化事业的严重摧残。他们迫使一个本来在星期日也不肯放下工作的勤奋的科学家，变成了一个终日碌碌、胸无大志的庸人。这篇作品在揭示这些现象的时候，作者本人并未借助于说理，而是完全依赖形象的描写和叙述，使人看了如临其境，如见其人，非常亲切，这是这篇作品在艺术上的特点。我们觉得在提倡题材、形式、风格的多样性上，作者是做了一些努力的。

本文作者虽然很久没有从事文学创作，但他翻译了很多欧美文学作品，也译过《第三帝国的兴亡》等书，最近又翻译了《西行漫记》。从这篇小说的写法上，可以依稀看到作者受到西欧作家创作方法上的影响。这也值得我们借鉴。

这篇“编后记”，从笔法和内容来看，应该出自《笔会》主编徐开垒的手笔，从中可以看出他对董乐山非常了解。上世纪四十年代，还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就读的董乐山以“麦耶”笔名写作剧评，徐开垒则以散文创作散见于上海的报刊。

1977年初，徐开垒担纲《文汇报》副刊主编后，秉承柯灵、唐弢“两条腿走路”的传统做法，依靠老作家，发掘新作者，联络组织了一大批老作家写作并发表了十年“文革”后的第一篇文学作品，其中著名的有巴金先生的《一封信》（1977年5月25日）。因此，当徐开垒看到《读书》杂志的创刊号，他想到了董乐山这样一些几十年来久无往来的朋友。董乐山在接到三联书店转来的徐开垒来信后，于1979年10月2日回信：

开垒同志：

接三联书店转来手书，读后甚为高兴。

我离沪三十余年，虽偶有探亲机会，但因时间局促，很少探望老友，久居北国，几有隔世之感。还是家兄这次回国，“参考”译载了几篇报道，才有一些旧友来信，恢复了联系。

吾兄长期主持《笔会》，这我倒是知道的。如今嘱我写稿，实在感到力不从心。三十年来埋头洋书堆中，文思枯竭，一支涩笔重如千斤，不知如何是好，所以只能当个翻译匠聊以充数。此类东西恐不合《笔会》需要。

只是最近因闲居无事，习作一、二短篇，但又恐不合时令，不敢寄奉，且待“权威”点头认可以后，再来请教吾兄如何？

很显然，在徐开垒适时的邀约下，短篇小说《傅正业教授的颠倒世界》以董乐山的本名三十多年后第一次在新时期的文坛上闪亮登场。董先生时年五十六岁，成为跻身于八千多应征者当中的“个别人”。徐开垒在重点推出的同时，写作了四百多字的“编后记”，肯定小说“从题材到写法，都很新颖别致”，在以后的版面上又刊登了读者的多篇读后感。小说塑造了一个知识分子边缘人的形象，作者想告诉读者，价值观是相对的。表现了人为了求生存，怎么样去适应环境的变化，以无可奈何的态度接受了命运的摆布。在艺术表现手法上，董乐山“三十年来埋头洋书堆中”，确实受到了西方作家写作技巧的影响，并且运用得相当纯熟。这篇小说毫无疑问是八千多篇应征小说中的佼佼者，理所当然被列入获奖名单。

《傅正业教授的颠倒世界》的影响并不止于国内，美国的《巴黎评论》杂志1982年冬季号译载了这篇小说，并连续两次发表了对董乐山的采访。

多年以后，徐开垒几次撰文谈到董乐山和《傅正业教授的颠倒世界》，并且透露些许内幕。本来这篇小说被编辑部初选为二等奖，但在以巴金、冯牧、柯灵、吴强等组成的评奖委员会终审时，认为应该评为一等奖。徐开垒写道，“不能不深感当年以巴金为首的评委会师友们对作品的鉴赏能力，比我高明。”

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董鼎山、董乐山两兄弟已成为双峰并峙的公众人物。不过，评论界对董乐山的文学创作和学术成就，往往忽略了他的小说创作，尤其是新时期发表的《傅正业教授的颠倒世界》在当代文学的重要地位。

徐开垒在怀念董乐山的文章《“钩沉”》中写道，“现代文学需要‘钩沉’，当代小说呢？我看像《傅正业教授的颠倒世界》这样的作品，无论如何也不能叫人忘记的……”李辉在“《董乐山文集》编后随感”中，对《傅正业教授的颠倒世界》如此评价，作者“仍保持着一种对生活的敏感和对命运的嘲讽意味，只是显得更为老到辛辣，这自然得益于他当‘右派’多年的磨砺体验，得益于他对奥威尔作品的熟稔”。

现在看来，时间未能掩映董乐山正视现实的眼光，《傅正业教授的颠倒世界》堪称难得的短篇小说佳作，与他后来的思想建树是相贯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