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装待发的中国空军拉-11战斗机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人民解放军很快转入解放台湾的准备。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企图遏制新中国的发展并阻止解放台湾。为了打破西方的经济封锁，中国赢得了苏联及东欧等友好国家的多方援助。当时这些国家援助中国的油轮及各种运输船，大都是通过马六甲海峡，先到海南岛三亚（当时称崖县），然后北上到广州一带港口。

然而，这时美国正与台湾计划签订美台《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一旦签订这个条约，美国舰队就可以借助这个军事同盟扩大其在南海及台湾、澎湖诸岛的控制范围。在此之前，曾发生国民党海军劫持援华船只事件。因此，为了援华商船的安全和正常航行，中央军委决定出动海、空军为援华商船护航。1954年夏，空军急令我带部队从南京转到广州一带执行护航任务。

我们转到白云机场后又遇到了新问题。白云机场当时驻军是空18师，这个师都是喷气式米格-15比斯飞机，这种飞机用的是航空煤油，而我们的这些螺旋桨飞机用的都是航空汽油。当时机场的保障条件有限，既没有航空汽油，也没有机油。这给我们执行飞行任务带来很大困难。

但是，护航任务非常紧急，只要有船来，飞机就必须立即升空护航。果不其然，我们到广州后的第三天，就接到上级通知，苏联的两艘油轮将由马六甲海峡经海南岛驶往广州黄埔港，命我部在油轮经过海南岛海域时担负护航任务。那时候飞机护航，就像警卫员一样在船的上空转圈跟着船飞，一般是两个中队交替换班护航，前面的两架飞机护航一段时间，到快没油的时候，另两架飞机再飞上去把前面的飞机替换回来。就这样交替护航，直到船只安全到达目的地。

当时，白云机场没有航油，临时调拨根本来不及。为了保证飞机能按时起飞担负护航任务，我们采取了一个应急办法，就是把一部分杜-2飞机上剩余的油抽出来，然后加到拉-11飞机上。因为杜-2是轰炸机，载油量比较大，飞到广州后机上还剩余一部分航油，把这部分油抽出来加给拉-11这种小飞机，足够它飞一阵子。开始几天就是这样去执行护航任务的。后来，紧急调拨航油和油罐车到白云机场后才解决了问题。

时隔不久，我又接到命令，让我们师派一个轰炸机大队到海南岛的海口机场。在轰炸机去之前，拉-11大队先去作掩护。当时海南只有日本当年修的一个机场，还是沥青跑道，已经多年没用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空军还没有到那里飞行过。这个机场既没有设备，也没有场站保障。这时苏联训练总部的一位顾问从北京赶来，他和我一起同坐一架伊尔-12飞机去海南岛，这种飞机的发动机和杜-2的发动机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两人坐在飞机前舱。到了海口机场，我们降低飞行高度，在机场上空进行1米平飞，主要是查看跑道有没有坑坑洼洼，看飞机能不能落地，看了几圈，感到跑道可以，于是让飞机着陆了。我和苏联专家下了飞机到跑道上一看，都认为这个机场还可以用，杜-2和拉-11都可以起降。然后马上调场站部队清扫机场，同时紧急调拨油料和地面设备到海口机场，力求以最快的速度保障飞行。大概准备了一个星期，海口机场就具备了飞行保障能力，紧接着让拉-11大队转到了海口。

1954年7月23日上午，也就是拉-11飞机刚转到海口的第二天，就接到了护航命令，为苏联援华的“列宁格勒”号和“巴统米”号两艘油轮从海南岛驶往广州黄埔港护航。那时南海舰队只有鱼雷快艇，就派3艘鱼雷快艇在苏联援华油轮的外围跟着护航。我们立即起飞拉-11双机到三亚一带护航，长机是团射击主任赵旭，僚机是中队长韩光荣。他们起飞后，还没到达要掩护的援华船只的上空前，发现有一架大型飞机擦着海南岛的南边飞过那两艘轮船的上空。这时，指挥员18师副师长曹振邦对他们说，“刚过去一架大型飞机，在多少多少度，你们两个上去看一看”。这两个人就驾机追了过去，不到5分钟就追上了，他们靠近一看是一架运输机，就误认为是敌机，里面一定有战争贩子。由于他们刚从东部沿海一带转过来，部队还没来得及进行战场环境和国际法及国际规则等政策规定的教育，所以他们继续沿用在上海、宁波一带海域执行任务的做法，在这些地方只要碰到飞机尽管打就是了，因为那不是台湾的飞机就是美国的飞机。他们当时是这个观点，所以，他们追上去以后，没有请示报告，赵旭（既是长机又是射击主任）随即下令：“攻击！”然后，他们转了360度，绕到那架运输机后面，进人最佳射击角度后，他们便开始攻击，那架运输机被击中后，很快就进了大海。

事后查明，这架飞机是香港国泰航空公司租用英国的一架由C-54“空中霸王”改装的民航班机。事发前这架飞机正由印度飞往香港，飞机被击中后迫降到海面上，机上幸存人员后被从菲律宾克拉克基地飞来的美国空军第31搜救中队的SA-16信天翁式水陆两用飞机救起，机上18人，死亡10人。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遇到由军方误击民航班机而造成的涉外事件，使我国外交处于被动局面。美、英等西方国家借此事件对我国在舆论上大肆造谣诬蔑，与此同时，美国还调动了包括了航母在内的28艘各种舰艇，并起飞大批舰载机，在我国海南岛海岸附近进行示威和挑衅。

这时，美国的航空母舰已秘密出动，并伺机对我报复。1954年7月26日，又来了一批援华商船，我们照例起飞两架拉-11战机继续巡逻护航。由于当时对空警戒雷达比较少，没有及时掌握敌机动态，也没有根据形势变化而采取新的防范措施，致使美机有了可乘之机。当时，我们的拉-11继续按常规沿海岸线护航，突然遭到侵入我国海域上空的12架美军战斗机的轮番攻击，长机周振东和僚机英勇顽强、奋起反击，终因寡不敌众被敌机击落，壮烈牺牲。接着，美机调头又转向援华商船及我国海军护航舰艇俯冲扫射，我国舰队立即开炮还击，美机在我国舰炮的反击下撤出战斗。

那两架拉-11飞机被美机击落后与塔台失去联系，我感觉肯定是出事了。于是，我赶紧给中南空军指挥所打电话报告情况。当天下午指挥所下达命令：赶快派4机编队去那里掩护，美国人要打就跟他打！当时我在塔台指挥，感到情况不明，不能贸然出动。可是指挥所的命令已经下达，必须要立即起飞。因为那时我们在广州统一归属中南空军指挥，尽管我是师长，但也得服从命令听中南空军指挥所的指挥。于是，我令王天保团长派4机编队准备从白云机场起飞到海口，但我觉得有必要做些调整。飞机发动后，我在无线电里告诉带队长机王新武大队长，让他打开座舱盖等着，我有几句话要对他说。这时他的飞机已经滑行到跑道头，我赶快过去趴在他的机翼上，让他脱掉飞行帽，然后对他说：“你起飞以后沿着海边飞，到了海口再下去落地，哪里也不要去。”当时主要是感到敌情不明，防止再吃亏。再就是担心夜航出现问题，所以不能贸然行事。王新武按我说的做了。飞到海口就落地了，没有出现问题。

这一涉外事件，惊动了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为此专门批示，他认为这件事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并指示要对有关人员加以处理，令有关领导机关加以检讨，吸取教训。后来，周恩来总理通过外交手段，迅速稳妥地进行了有关善后处理，给予我方直接当事人以纪律和刑事处分，对造成损失的香港国泰航空公司和死亡者亲属以36.7万英镑的高额赔偿，并致信慰问。同时，通过各种媒体揭穿了美、英的反华阴谋。

从发生这个事件的第二天起，中南空军指挥所命令白云机场的轰炸机、拉-11战斗机全部挂上炸弹值班。我们的轰炸机有的挂上2000公斤的炸弹，有的挂上1000公斤的炸弹。当时正值夏天，天气很热，空地勤人员都待在飞机下面值班待命。这样待了两天也不见行动，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就去找18师师长王定烈，因为当时有好几支部队驻在白云机场，有许多问题需要协调解决。我问他，“值班要到什么时候啊？”他们师也在值班，他也搞不清楚。就说，“我们一起到中南空军机关去看看，问一下情况。”到了指挥所，我就问值班指挥员：“首长，我们的轰炸机挂着炸弹值班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让我们去炸美国的航空母舰和军舰？”他说：“哪能啊！”我疑惑地问：“那为什么让我们挂着炸弹值班？”他说：“有情况你们好赶快转移啊！”我一听哭笑不得，心想：“我的天啊！飞机转移怎么还能挂炸弹飞？”因为那时的领导基本上都是从陆军来的，对轰炸机飞行的具体要求不太清楚。我就笑了，然后对他解释说：“这样不行，轰炸机真要转移的话是不能带炸弹的，只能带上工具箱，因为飞机带炸弹不投弹是不能落地的。”事后我们才搞清楚，原来发生误击民航事件，我国巡航飞机遭到美机攻击后，空军计划让我们轰炸机团紧急转往海口，应对紧急情况，同时给美国舰队以威慑。可是到了最后关头，总参下令停止轰炸机往海口转场。搞清缘由后，我和王定烈师长一起返回部队。路上他幽默地说：“曹军的事情难办啊！”

此次误击英国民航班机事件后，那两个当事的飞行员都被停飞，并给予刑事和纪律处分。因为这件事，我和空29师政委还专门写了检查，检查了我们的责任。有了这次教训，后来再到东海执行任务时就非常注意国际法规政策了。

客观地讲，这次涉外事件的教训是深刻的。其主要原因是当时由于任务紧急，调往广州的飞行部队没有进行有关政策和国际法规的教育，无论是指挥员还是飞行员，都对涉外政策法规观念比较淡薄，所以导致飞行员遇到情况后，未经请示报告，擅自行动，不仅给我国形象造成严重影响，也带来了严重损失。

7月26日，中央军委下发了关于保卫领海主权及护航注意事项的指示：当我海、空军巡逻公海或直接护航时，对一切外国飞机、军舰均不得主动攻击，只有查明确认是国民党军飞机、军舰向我护航目标（商船或油轮）有敌对行为时，均应坚决攻击，我空军应特别遵守公海自由航行的规定。同时还明确规定：对于侵入中国领空的外国军用飞机，向其警告后仍不离境并有敌对行为时，中国军队在自卫原则下，应坚决予以还击。7月30日，空军司令部就“空中霸王”号事件通报了全军，要求从中吸取教训，提高政策水平，严格执行有关规定。

——摘自《百年潮》2014年第五期

作者：马宁口述
编辑：蒋楚婷
责任编辑：张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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