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菲茨杰拉尔德在去中国的途中

澳大利亚人文学院的创使人C·P·菲茨杰拉尔德年轻时曾到中国生活了近30年，期间他曾做过生意，与中国军阀打过交道。让我们通过他的视野，在新中国建国70周年之际，再次“亲历”北平和平解放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

从1948年11月中旬到12月中旬，北平笼罩着一种无奈、恐惧和绝望的气氛。无奈的情绪在绝大多数平民百姓中间蔓延。共产党就要来了。要么投降，要么就是城市被围困。许多有钱人和外国社会各界的大多数人同样确信，这是不可避免的结局。他们十分害怕。航空公司的官员们被团团围住，那些能够得到去往美国的签证的人们很快就被称为“头等乘客”。仅获准进入香港的，被称为“二等乘客”。不得已而只能逃往台湾的，是“三等乘客”。这些人是多数。

有些人并不害怕共产党，他们是大学里的师生，他们依然遭受着国民党秘密警察的迫害，几乎公开盼望“解放”那一天的到来。“解放”一词现在十分流行，虽然谁都知道这是共产党创造出来的一个词汇。现在被官方称为“人民解放军”的军队，不就是当年的“红军”吗？观察出身于真正名门望族的保守派的反应也耐人寻味。例如，满清的贵族。他们宁愿看到共产党的胜利，也不希望国民党的统治继续下去。

总的来说，尽管军事形势毫无希望，但是傅作义将军毕竟统帅着北平警备司令部的七十多万军队。所以傅将军决定坚决抵抗。可是，他对长城以外广大的农村地区却鞭长莫及。于是他决定，在20世纪中叶，在城墙坚固的城区内经受一次古老的被围困的考验。这就使北平1948年的围困具有了独一无二的特征。因为这也许是历史上最后一次，一个拥有一百多万人口的大城市，在15世纪初修筑的城墙之内，即将展开围困与保卫的对抗。

共产党的军队已经兵临城下。显然，傅作义不打算投降。在随后的日子里，他在天坛公园里修建了一个临时机场。轻型飞机可以从城墙里面的这个机场起飞，也可以降落，不过有点冒险。许多著名的国民党支持者或反共人士从这个机场飞往天津，然后抵达上海。这是一条脆弱的生命线，只供享有高等特权的人士使用，而且它也是短命的。

>>朝阳门的菜场每天一小时卖空

城市被围困的那些日子，生活反倒稳定下来。从军事的角度看，这是非常特殊的。共产党既没有对城市进行轰炸，也没有攀越城墙发动进攻。他们只限于零星但准确地炮击国民党秘密警察的总部。由于炮击准确，炮火没有波及到居民。因此，这种行动没有使老百姓经受太多的打扰或危险。夜晚，步枪和机关枪的枪声不绝于耳，那是守城的士兵在向他们认为接近城墙的敌军开火。白天，生活像平常一样，非常正常。

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活下去的问题。我们收不到设在上海的英国顾问团的拨款，可以使用的货币只有重新流通的银元，或者美元纸币。平日里，每天从郊外运进城里的新鲜蔬菜日渐匮乏，若不是围城的形势出现意想不到的转折，很快就会完全断绝。共产党认为老百姓是他们“解放”的对象，不想给正在遭受苦难的北平老百姓雪上加霜。守城的一方也不愿扩大饥民的问题。于是攻守双方之间达成默契，每天早晨太阳升起的时候，打开北平北城的东大门朝阳门，在城门的瓮城里开辟一个菜市。中国的城门主要是修有城门楼的城墙上的内城门。除内城门外，还有一个大约一百平方米的四方形瓮城。瓮城城墙与内城门成直角的地方，修有外城门。这样，在内城门关闭期间，外城门可以打开，允许人们进入瓮城，然后外城门关闭，再打开内城门，因此，就可以减少伏击攻城的危险。于是，卖菜的农民在瓮城里摆好菜摊之后，外城门关闭。守城的士兵们对他们逐个检查，倘若没有发现隐藏武器的菜农，便打开内城门。市民们蜂拥而入，购买他们能够买到的蔬菜。每天早晨六点半，厨师、司机和我一同驱车去朝阳门。买菜的人非常多，所有蔬菜一个小时内便卖光了。买菜的顾客成群结队地回到城里以后，内城门关闭，然后打开外城门，让农民出去。没过多久，食物便变得十分短缺，或者说，很难以适当的价格买到了。整个城市还遇到煤炭紧缺的困难。往常煤炭是由驼队从距北平二十多英里的门头沟煤矿运来的。而今驼队的运输已经停止。公共用电也随之频繁地停止供应。煤炭紧缺使许多人饱尝冻馁之苦。

>>英国外交使团的大院里渗透的共产党

英国顾问团的办公室和住处都在外交使团的旧址。18世纪时曾是满清的王府。大院里有自己的发电厂、排水系统，还打了许多眼水井，能够源源不断地供水。因此，在英国外交使团大院里，我们非常幸运，没有遇到围城期间许多朋友遇到的困难。

一天，我坐在办公室，既无来信可读，又无信可写，正在百无聊赖之际，司机老王走进办公室。他小心翼翼地关上房门，然后又仔细往外看了看，见没人听，也没人走来，这才压低嗓门说：“外交使团大院的雇员当中有三个共产党，你知道吗？”“只有三个吗？”我问道。我虽然不知道谁是共产党，但我毫不怀疑，有些雇员已经和共产党组织联系上了，因为共产党的渗透无处不在。“真的有三个，”老王回答说。“一个是老李，电工班班长，他是头头。”老李干活的效率最高，是个完全合格的机修工，他总是主动提供帮助，不是来更换保险丝，就是来修理电灯，是个谦恭有礼、讨人喜欢的人。可是，他在任何时候都能使整个大院陷入一片黑暗，而且只有他知道怎样使发电系统工作，他确实是一位关键人物。雇员当中的共产党以他为首毫不为奇。

“其他人中，谁是共产党啊？”“听差的领班和看门人都是。”“听差”负责接收本地送来的信件和公文，接电话，以及招待来访的客人。因此，除了最机密的事情以外，机关里发生的事情，他了解得一清二楚。“看门人”是门卫，住在大门旁边的门房里，大门是进出大院的唯一通道，因此，出入大院的人他都知道。看起来，这是共产党的精心选择和安排。不过，还缺少一个环节。因此，我对老王说，“第四个人呢？”“你认为是谁？”

“当然是你了。”他没有否认。因为他是司机，知道领事去过那里，拜访过谁，待了多长时间，而这些情况是其他几个人难以掌握的。有了他，整个链条就完整了。

我由此得出一个结论，有这样几个精明强干的人不离左右，或者经常向他们的领导汇报我们的情况，我们用不着寻求进一步的保护了。事实的确如此。围城期间，甚至围城结束，共产党完全控制北平以后，从来没有人打扰过我们，也没有骚扰过大院。

>>傅作义辟谣自己企图自杀，秘密谈判正进行

▲傅作义

后来，突然传来一则消息，说警备司令傅作义企图自杀，虽然被他的参谋救下来了，但伤势严重。这条消息当然不会出现在当地的报纸上，可谣言还是不胫而走。一天，我们的老朋友、美国驻北平领事埃德蒙·克拉伯邀请我的妻子和我去赴晚宴。赴宴的当晚，天气严寒，从蒙古刮来的刺骨的西北风横扫空寂无人的街道。可是，美国领事馆里却暖气融融，灯火通明。椅子上赫然坐着一个人，身体健壮，精力充沛，看不出受过什么伤。此人就是傅作义将军。此刻再去非常礼貌地询问他是否身体安康已无必要。他看起来镇定自如，非常友好。他走了以后，克拉伯先生说，傅作义将军应邀出席宴会，其意就是辟谣。

到了一月中旬，人们普遍相信：秘密谈判正在进行。谈判的主要牵线人是北平市市长何思源。他早年曾经在法国留学，几乎和周恩来在同期留法，我想他们彼此认识。何思源市长肯定不是蒋介石的铁杆支持者，他比大多数人更清楚，投降才是唯一的出路。可是对傅作义来说，却没那么容易。他统率着军队，而且迄今为止，被认为是一个强硬的反共人士。他投降之后的下场会怎样呢？传说中的傅作义和林彪个人之间一直怀有成见可能不假。围困北平的指挥员的职务由聂荣臻将军代。这似乎至少是周恩来的刻意安排，让他的老友何思源市长和聂荣臻双方劝说傅作义，使他认清大局已定。周恩来向来以精通调停，擅长斡旋而著称于世，是位伟大的铺路人。

>>如何保护古建筑？聂荣臻向梁思成请教爆破突破口的位置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

聂荣臻将军也可以施加压力。围城结束以后，大学的一位老朋友——中国最杰出的建筑学家和考古学家——梁思成教授告诉我，那时，清华大学已经处于共产党的控制之下。聂荣臻将军向他请教，北平城墙的什么部位可以作为爆破的突破口，既不损坏古老的文物，又对居民的住宅损坏最小。解放军拟选南城的西城门作为突破口。可是梁思成教授指出，北平有两、三座城门是未曾修复过的纯粹的明代建筑，几个世纪里从来没有改变过，也没有损坏过。南城的西城门就是其中的一座。如果被摧毁，那将对艺术和建筑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梁教授建议，北城城墙的东部，日本人曾经修过一座新城门，城墙里只有一大片空地，曾经是科举考试的考场，在义和团运动时已经遭到破坏。倘若把日本人修的那座没有任何价值的城门作为攻城突破口，无论对艺术，还是对人类，都不会造成伤害。军方接受了梁教授这一建议。

也许，傅作义和北平市长都明白坚守成功的希望是完全不存在的。于是，谈判的进程加快了。1月22日，终于公开宣布，双方一致同意结束战争状态。为了保全面子，“联合公报”的措辞考虑得非常周到。傅作义将军将把士兵“从城里撤出”，到西部驻扎。一个由市长领导的杰出人士组成的委员会接管城市，人民解放军将进城“维持秩序”。这种“文字游戏”瞒不过任何人，至少瞒不过那些见多识广的北平市民。他们明白，这些条款意味着名副其实的投降，因而，他们也就顺应潮流了。

1949年2月3日，寒风料峭，人民解放军穿过前门，开进北平。凯旋入城的解放军沿着东交民巷前进。清王朝统治时期，除了前门和天安门之间的广场，东交民巷是唯——一条能够东西通行的街道。毫无疑问，解放军之所以选择这条道路入城，是要强调新政权的独立和它拥有的权力，藐视迄今为止外交使团直接控制下的外国使馆区的独立地位。对北平的围困也从此结束。

——本文内容摘自《为什么去中国——1923－1950年在中国的回忆》（［澳］C·P·菲茨杰拉尔德著，郇忠、李尧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出版）。

作者：C·P·菲茨杰拉尔德
编辑：金久超
责任编辑：张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