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污是一种腐败行为，源自个人对于公共财物非份非法占有的强烈欲望，是一种难以绝对克服的人性弱点。延安时期对贪腐行为始终保持高压态势，革命队伍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坚决反对并严厉惩处贪污腐败行为，并通过整风运动从思想上组织保持革命队伍的廉洁清明，逐渐形成了严厉惩处打击、严格制度建设、严肃思想道德教育相结合的反贪惩腐斗争经验。

一、对贪腐行为始终保持高压态势

革命队伍里的公共财物，都是干部战士用鲜血换来的革命果实。在物质条件艰苦的环境下，这些公共财物主要用于革命事业发展之所需，个人生活享受供给制待遇。凡是物质条件越艰苦，对公平正义期待越强烈，一个社会集体或组织对于贪污腐败的惩罚力度就越大。据徐向前回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创建时期，“分散的游击战争环境，尤其需要建立铁的纪律……打土豪所得的财物，都是归公的。不准贪污，贪污要被枪毙。我们师就枪毙过一个司务长，他贪污了20元。那样的艰苦环境，钱来得不易，20块银元不是个小数目”。查当时物价生活水平，20块银元足够北平一户普通人家一个月的生活费，是上海产业工人一个月的平均工资。对于鄂豫皖山区农村来说，20块银元可以购买更多的物资，解决更多人一个月的吃饭问题。

延安时期始终对革命队伍里公职人员的贪污腐化行为保持高压态势，严惩不贷。1938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者，以贪污罪论处：（一）克扣或截留应行发给或缴纳之财物者；（二）买卖公用物品从中舞弊者；（三）盗窃侵吞公有财物者；（四）强占强征或强募财物者；（五）意在图利贩运违禁或漏税物品者；（六）擅移公款作为私人营利者；（七）违法收募税捐者；（八）伪造或虚报收支账目者；（九）勒索敲诈，收受贿赂者；（十）为私人利益而浪费公有财物者。

处罚治罪的标准，以其贪污数目之多少，及发生影响之大小为依据。具体处罚定罪标准为：（一）贪污数目在500元以上者，处死刑或五年以上之有期徒刑；（二）贪污数目在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处三年以上五年以下之有期徒刑；（三）贪污数目在100元以上300元以下者，处一年以上至三年以下之有期徒刑；（四）贪污数目在100元以下者，处一年以下之有期徒刑或苦役。

贪污500元判处死刑，这在当时延安供给制环境下，最高领导人的每月津贴费只有5元，即贪污款相当于最高津贴的100倍，显然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了。

1939年边区政府颁布《惩治贪污条例（草案）》，将贪污量刑标准作了局部调整：（一）贪污数目在1000元以上者，处死刑；（二）贪污数目在500元以上者，处以五年以上之有期徒刑或死刑；（三）贪污数目在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处三年以上五年以下之有期徒刑；（四）贪污数目在100以上300元以下者，处一年以上三年以下之有期徒刑；（五）贪污数目在100元以下者，处一年以下之有期徒刑或苦役。

这个量刑标准在坚持原有死刑判处标准的基础上，增加了贪污1000元直接判处死刑的条款，继续保持着对于贪污公共财产犯罪行为的严厉打击力度。

二、严厉打击并惩处贪污腐败分子

陕甘宁边区煤炭厂经理党凤梧，在任职不到一年时间里，贪污公款500多元，并贩卖鸦片，营私舞弊，破坏了边区经济生产环境，属于性质特别严重，经民主公审，由边区高等法院判处死刑。

安塞县一区合作社主任鲍汇元、会计周步赢，是1937年9月同时受派担任职务的两位公职人员。五个月后，边区政府建设厅及安塞县政府派员督查，发现他们自到合作社后一贯利用社员不识字及不会审查账目，对于出入货物任意记载，对于资本红利乱自使用开支。经督查提出整改意见，他们却置之不理，“仍复百方欺诈隐瞒，实行贪污，致该合作社在群众中信仰大减，亏空日益加深”。案发后，被告供称合作社盈利利率为14%，但是查账结果发现不止这些。“即以所供之利率标准及其买货总资本售货总额一并计算，则五个月中间短少红利洋192元，短少货洋203.35元，除去开支98.5元及缴过红利26.01元外，其贪污最低总额为270.84元。”经安塞县初级法院审判，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并科按数赔偿贪污款额。

两个被告人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检察处认真侦查，证据确凿，提起公诉：“被告等受政府及社员之委托，不自尽责，反借以欺骗蒙蔽社员，不遵政府指示，从中实行贪污，假公肥己，破坏边区经济建设，损害群众利益。本院为着严惩贪污，发展经济建设，充实抗战力量，维护群众利益起见，特为依法判决如主文。”即撤销原判，改判鲍汇元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赔偿贪污合作社洋135.42元，并科罚金50元；改判周步赢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赔偿贪污合作社洋135.42元，并科罚金50元。

被告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判决否定一审判决，加重惩罚，就是为了打击职务犯罪，严厉惩罚贪污腐败行为，维护公共利益，维护群众利益。据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高自立著文《铲除新官僚和新劣绅的专横》分析，“在边区内产生贪官污吏和劣绅的原因，还没有全被铲除。在边区就可能产生一部分新的贪官污吏，据我们考察所得到的材料，这一部分新的贪污劣绅并不比旧的好些。旧贪官污吏和劣绅的一切坏处，他们都学习了。他们把持政权机关，不让一个好的分子参加进来，以便狼狈为奸，共同贪污，耍私情等。他们武断乡曲，欺压善良，鱼肉人民。政府一切法令，凡是可以用来自私的，完全被他们利用了。凡是与他们不利的，完全被隐密起来，不让人民知道，免得轮到自己头上来。”这些新的贪官污吏，是革命队伍里的蛀虫，是人民政权的敌人，必须彻底打击以权谋私、假公济私的行为，严惩贪污腐败分子。

1941年5月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是在“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建设中，共产党向全边区人民群众的公开承诺：“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同时实行俸以养廉原则，保障一切公务人员及其家属必需的物质生活及充分的文化娱乐生活。”这里所说的“俸以养廉”，是准备实行公务人员薪俸制，实际上由于战争环境影响，没有真正落实。

1943年5月，边区政府颁布《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将“公正廉洁，奉公守法”作为政府公务人员必须遵守的基本行为准则和道德品格。“这是我们政务人员应有的品格，要在品行道德上成为模范，为民表率，要知法守法，不滥用职权，不假公济私，不耍私情，不贪污，不受贿，不赌博，不腐化，不堕落。”法律是底线，是惩治贪污腐化的一种负向价值指标；思想引领，品格修养，道德规范，则是减少犯罪，避免贪污腐化的一种正向价值指标。

三、贪污与渎职列入刑事犯罪

在陕甘宁边区司法体系中，贪污、渎职犯罪行为刑事犯罪范畴，严加惩戒。这个法律传统延续至今。据统计显示：

1939年陕甘宁边区边区各级司法机关处理刑事案件共计26类1252件，其中贪污案件84件、渎职案件20件，约占总数的8.3%；

1940年共计31类2096件，其中贪污案件115件、渎职案件34件，约占总数的7.1%；

1941年共计31类1113件，其中贪污案件36件、渎职案件9件，约占总数的4.0%。

贪污腐败、渎职犯罪呈逐年下降趋势。尽管这个统计数据包含边区司法改革的某些因素作用，如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原则，但是在严厉的法律法规和加重惩罚过程中，延安革命队伍里的职务犯罪行为总体上得到有效的遏制，从而保障了革命队伍和边区政府的公平廉政。

在严厉的法律惩处和严肃的思想纪律制约下，陕甘宁边区政府各级公务人员，总体表现是良好的，政风清明。从外地新进延安的知识分子观感：“这里的公务员不是站在老百姓头上的官僚，他们不会摆官僚架子，也不会过与众不同的官僚生活，他们每月只有一元半到五元的津贴，他们和老百姓只是职务上的不同，绝无身份阶级的区别。公务员只能用自己坚苦工作的成绩取得人民的爱戴和上级的信赖；他们不必要也不会谄媚逢迎，以取悦于上峰，更不敢擅作威福，压迫人民。他们和陕北人民一样的过简单朴素的生活（他们的津贴是由最低的一元半到最高的五元，事实上较富裕的农民生活要比公务员更好些），正因为如此，他们才真正能够做到官民一致，获得民众力量的支持。”

四、从不敢贪、不能贪到不想贪

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后，革命队伍和边区政府主要通过思想斗争和党内民主的方式，更加严格组织纪律，预防贪污犯罪，严惩贪污犯罪。

1942年1月，边区政府指令甘泉县查明前任县长路思温挪用公款220元及欠公家麦子1石事项。接到指令后，甘泉县县长白世杰立即安排调查，并回复边区政府。“关于属县前任县长路思温同志欠第一科选举洋220元一事，原来该路县长女人郝志亮在甘泉生产社只工作三个月、第四区妇女主任十天，除此以外，再未经组织上健全[同意]脱离生产工作，但路县长给她女人小孩每月预算保育费，属县自足委员会按保育条例，女人未经组织健全[同意]脱离生产工作，不批发保育费，而路县长把一科选举洋由他支用去220元。至于路县长欠五科麦子一石问题，该科有路县长欠麦子一石条子。据路县长云，他不知给何部队取用了，但该条子无有取粮食机关，只有路县长个人的书名签章。”对此，边区政府的态度非常明确，查清事实，“严令交还，以重公款而正吏治”，不允许在公共利益面前有一丝一毫的苟且行为。尽管由于物价上涨的原因，这时的220元实际上是一个很微小的款项。

1945年春荒时节，安塞县五区五乡乡长李承统检查工作时，发现一个行政村村长徐登有带头把该村2斗公粮吃了。乡长追查此事，村长沉默以对，再问就是“没有”二字；催得急了，村长一说二瞪眼：“没有就是个没有，看你把我怎办！”

公粮是公共财物，一斤一两都必须用在公共事务上，来不得半点马虎。乡长李承统看村长徐登有的这样态度来火了，认为你是行政村主任，是一村群众推选出来的领袖人物，这种行为和态度都是不允许的。情急之中，他吼了起来：“你不交，今天就不得过去！”

没想到村长猛地往乡长怀里扑过来，用头冲撞对方的肚子，嘴里喊道：“你就打吧，我就是没有的！”

乡长又气又恼，伸手给村长两巴掌：“你给咱耍流氓，咱们不打好人，却打流氓。”

论理说事，村长处于明显劣势；动粗打斗，村长也不是乡长的对手。但村长不会甘拜下风，他一把抱住乡长的腿，死死缠住不放，连骂带叫：“嗯，你是模范，打，你就打！”

听到“模范”二字，李承统心里惊了一下，他是去年秋天群众投豆豆普选的模范乡长，参加在延安召开的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代表大会。想到这，乡长用劲把村长推开来，心软嘴不软道：“要怎就怎，到区上告去！”

晚上回家，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李承统感觉“嗯，你是模范！”这句话像一根银针刺在心口。他想了半夜：模范，是的，我是模范，是全乡人民推选的模范。去年秋收后群众投豆豆，写着李承统名字的碗都快装满了，监票员数着豆豆，一粒豆，一个心，徐登有也向李承统的碗里投了豆。老百姓推选你为了啥？要你去打他们吗？……

一夜未眠，自己想通了。

第二天，李承统早早地就爬起来。做了菜，烙了饼，亲自把徐登有请过来。去时的路上，李承统心里还觉得自己憋屈，明明是为着工作，维护公共利益，自己是有理的，却要倒过来请他，不好受；又想，怕什么，为什么共产党员做什么都要走在人前，知错即改，也是光荣。李承统笑着把徐登有接上炕：“大哥，我昨天是不应该，错是我的错，过是我的过。今天你看你要到区上……”

“没有啥！我通刻没粮还，不是不还，昨天我没说清。再嘛，拿那些公粮吃时也没经过政府。”村长徐登有也不好意思不认账了。

过后，乡长李承统主动向区上汇报，表示自己不应该打人；又给那天在场的群众说，是自己不好。

把“法律”转化为“纪律”，再把纪律转化为“自律”，通过改造人达到纯洁革命组织，清明执政作风，净化社会道德风尚的目标，在延安共产党局部执政环境下是基本实现了的一种积极探索，并被证明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社会治理模式。

作者：朱鸿召
编辑：朱自奋
责任编辑：张裕

来源：本文选自《延安赢天下》，朱鸿召著，陕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