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 0月7日上午，北京军区作战部接到了空情通报。

作战部平时两个参谋值班，接到军区空军报告后，就马上把负责标图情报的参谋贺定一叫来了。作战部副部长王锡琴、防空科科长傅暄和参谋刘建林也前后脚来了。当敌机到了南京上空时，看着有往北京飞的迹象，作战值班室报告了有关首长。

贺定一把敌机航线快标到济南南面、徐州西面时，杨勇就到了。

他一来，也不说话，先听防空科科长傅暄报告。

傅暄说，台湾起飞一架RB-57D型高空侦察机，从温州进来，经过南京、济南，现在到了徐州，看这趋势是要到北京来。

杨勇马上说，告诉北京军区空军，进入一等战备，敌机到北京来，就打下来。

当时，北京军区作战指挥室和北京军区空军指挥所有专线电话，刘建林拿起电话，传达了杨勇的命令。

军委空军指挥所也很紧张，司令员刘亚楼、副司令员成钧都紧紧盯着显示板，领航参谋陆文至不断标出敌机航迹。刘亚楼说，告诉部队，掌握发射距离，沉着，不要慌。此时，军委空军指挥所将敌情上报中央军委和总参。各级指挥机构都运转起来。

北京军区空军指挥所专门为地空导弹部队开辟了一个指挥室。苏联专家也在。

一看台湾敌机飞那么高，空军指挥所通知，歼击机上不去，这架敌机交给地空导弹部队了。

敌机的航向基本没有变化，航线从东南几乎是直线向北京方向。高度常常发生一些变化，一会儿高，一会儿低，1.8万米，1.9万米，2万米……估计敌机是在高度机动，想躲开我们的雷达，加上平流层气流不断变化，造成高度落差。速度也有变化，一般保持在时速750公里左右，慢时时速680公里。

贺定一不断地报出情况。

11点15分，敌机飞至北京东南480公里时，几个导弹营都进入一等战斗准备。11点30分，目标指示雷达发现目标，距离300公里，高度1.9万米，时速750公里。因为正对着导弹某营，北京军区空军指挥所命令由某营消灭目标。

11点50分，制导雷达在距阵地1 1 5公里处捕捉到目标。阵地上肃静极了，只听见作战参谋不停地报告射击诸元的声音。

敌机并不知道我们的地空导弹张开了大网，还在得意扬扬地照直飞。

100公里了，营长岳振华下达了三发导弹接电准备！

70公里了，接通发射架同步！

导弹发射架昂起头来，随着制导雷达天线，对着敌机转动。

空中一有情况，军区作战部防空科的人也都到场。

据防空科参谋刘建林回忆，当时是杨勇在作战部指挥，敌机飞到通县，快进入导弹发射圈时，北京军区空军请示可不可以开火。

杨勇说，可以开火。随即下达了命令，打！

防空科科长傅暄马上抓起直通北京军区空军指挥所的电话。北京军区空军地空导弹群指挥室给位于北京东南方向的地空导弹某营下达了命令，坚决消灭敌人。

距导弹阵地60公里了，敌机进入了杨村附近，地空导弹某营营长岳振华定下射击决心，三点法，导弹3发，间隔6秒，28公里消灭目标！

12点04分，引导技师徐培信使劲把大拇指压向发射按钮。    轰，一声巨响，接着又是一声，又是一声，三发导弹一个追一个腾空而起，第一发就将RB-57D型高空侦察机击落。

正是秋高气爽，天蓝得透明，没有一朵云。眼看着三条小火龙嗖嗖蹿上天去。因为敌机太高，地面上七八十公里的距离到了空中，几乎等于零。所以，地空导弹上去几乎成了90度的仰角，直着往上飞。这种地空导弹的命中率高，按说一发就行。但为了加大保险系数，苏联教令上规定一次要发射三发。以后，我们为了节省，一次只打两发。

北京军区司令部知道消息的人都站在庆王府院中观看，司令部办公室的周添锡清清楚楚地看见蓝天上爆出了一朵小小的漂亮的白云，并听到闷声闷气的爆炸声。

从雷达上看，飞机碎片的亮点在雷达上不再向前移动了，纷纷下降。

无线电里传出飞机高度急剧下降。

那就是敌机被击落了呗。

贺定一马上说，你们赶快到院子里去看。

杨勇问，是被击落了吗？

贺定一说，高度急剧下降，是打落了。

杨勇三步两步冲到门外，站在门口的台阶上，正看上最后一条小火龙上去。而那朵敌机爆炸的小小白云还没有消失。

他连说好好。

打中了！打中了！

这时候，北京军区空军导弹群指挥室还没有完全把握。

是不是真打下来了？等一等。

防空科科长傅暄在院子里看见了，马上打电话，说没错，是打下来了。这时，导弹某营的报告也上来了，首发打中。

杨勇回到作战指挥室，脸上笑开了花，说对，是打下来了。

接着又说，走走走，这一摊不管了，咱们走。

高兴得他走路都连蹦带跳。

平时杨勇中午都是准时12点05分下班。可这一天，司机李英华左等不来，右等不采。正奇怪，杨勇笑着来了，问李英华看见了没有。秘书王韶华说，他哪里知道。杨勇说快吃饭，我们去通县。

敌机残骸落入通县东南18公里的安平镇河西务村附近的一片玉米地里，距离北京仅七八十公里，李英华把车开得飞快。最后剩下一小段路就全是土路了，红旗车走不了，早有吉普车等在这里。司机李英华锁好车，吉普车已经开了，他急忙抓住车后面的篷布，站在车尾到了现场。

现场已经被民兵围了一圈保护起来。

杨勇到时，副总参谋长张爱萍已经先到了，正在兴奋地演讲。

杨勇一下车，二话没说，两只手比画成一个圈，问那个找到没有。

大家都莫名其妙，什么东西？

杨勇一路上急得火烧火燎，不是急着想看摔坏的飞机，而是急于找到飞机上的高空照相机，看看敌机到底拍走了我们多少资料，看敌机把我们的地面状况拍到什么程度，首都应该如何伪装地物地貌。一句话提醒了大家，这个高空照相机才是最重要的东西，赶快四处寻找。还不错，找到了。敌机从温州湾到被击落拍摄的照片很快冲了出来，有一二十米长，照片上南京大校机场停机坪上的飞机一清二楚，傅暄逐一给杨勇讲解。震动很大，北京市第二书记刘仁还专门调去看过。

车水马龙，来看残骸的人很多，庄稼地是湿的，踩得乱七八糟。那几天，现场一直保持着，党和国家领导人朱德、李富春、贺龙、徐向前、聂荣臻、杨尚昆、罗瑞卿、蔡畅等都去了现场观看。政府部门也一批批来人。空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秉璋去地空导弹某营，对他们连说三个好，好师傅，好徒弟，好家伙。

师傅和家伙自然是苏联老大哥的，苏联顾问在一边咧嘴直乐。

朱德还专门听取了汇报。临时布置的会场，把战士铺板支起来，铺一条毯子。岳振华坐在朱老总对面，给他讲打下敌机的过程，朱德听得十分认真。

1 0月1 2日晚上，几位元帅在新落成的华侨饭店宴请岳振华等作战有功人员。

苏联闻讯来了满满一飞机人，看什么都好，什么都拿。那时我们一是不懂，二是也不好设防。人家是老师，把你教会了打导弹，也接受了人家的装备，不让拿还行？另外我们也认为，飞机残骸嘛，都是破烂，我们要也没用拿走就拿走。后来我们才明白，航空工业上什么都可以研究。

管理局局长罗铭那天去了，他记得飞机的机翼相当长，摔得这一块那一块，发动机摔到200米外，扎到地底下。作战科参谋张志全说，导弹碎片有3600块，真是粉身碎骨了。但飞行员身上的驾驶证、带的美女照片和美元还完好。最有意思的是飞行员的手表从那么高摔下来，还嘀嘀答答在走。刘亚楼说，强盗死了，时间还前进。以后，刘亚楼把这件事报告给了毛主席。

▲杨勇上将

飞机上只有一个飞行员，戴着头盔，穿着特制高空抗压飞行服，证件上的名字叫王英钦，27岁，上尉飞行员。据说出这一趟任务，报酬是十两黄金。他身上背的伞绳全部被弹片割断，人还被绑在座椅上，和座椅一起扭曲在离飞机一二十米远的偏坡上，尸体完整。但右腿摔断了，闭着眼睛，脸上有黑有白，嘴角流着血，像是被烟熏过。看样子刚死，就跟睡着了一样，有人摸了摸他的身体还有热气。找到了高空照相机，杨勇的一颗心放下来，他笑眯眯地围着敌机残骸绕了好几圈，仔细看了半天。甚至戏剧性地伸出手去摸了摸飞行员的尸体，还没硬。回来他眉飞色舞地告诉孩子们，击落了一架敌机，那飞行员身上还热乎着呢。然后用特遗憾的表情夸张地说，可惜你们没看上。

（摘自《百战将星杨勇》，舒云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

作者：舒云
编辑：金久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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