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剧照

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实施战略转移。在经历一年艰苦卓绝的长征后，中共中央终于克服重重艰难险阻，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从而保存了其基干力量。这次万里长征堪称世界军事史上的壮举，然而近年来却屡遭质疑，其中特别流行的就是蒋介石“放水”说。如蒋纬国便认为：“当时与其说是没有包围成功而被中共突围，不如说是我们放水。”他还评论：“以当时的情况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政治战略，我们随着共军进入云贵川，使中国达成真正的统一。”张戎同样提出：“毫无疑问，蒋介石有意放走了红军主力、中共中央与毛泽东”，“蒋介石此时的战略计划是把四川建成将来对日本作战的大后方，即他所说的‘复兴民族之根据地’……他的做法是把红军赶进这些省去，使这些省的军阀由于害怕红军落脚，不得不让中央军进来帮助他们”。她甚至还推断：“蒋介石放走红军还有一个更秘密的纯私人动机：他要斯大林释放在苏联做人质九年的儿子经国。”

概言之，所谓蒋介石“放水”长征说的核心观点就是认为蒋介石为了实现某种目的特别是统一西南，故意放红军突围，并驱赶其进入云贵川。对这种说法，虽有不少附和者，但亦不乏针砭。如中国台湾学者陈永发曾批评其“虽发前人所未发，但不是建立在确凿的证据之上；基本上乃属揣测之词，经不起严肃的质疑和考证”。金冲及也表示：“国民党方面后来有一种说法，认为蒋介石有意让中央红军西进，以便借此进兵并控制西南。这并不符合当时的事实。”不过迄今为止，大多反驳仅点到为止、语焉不详，尚无专论详加澄清。鉴于此种说法流传甚广、影响颇大，且牵涉史事极为复杂。

蒋介石“放水”说其实由来已久。早在1934年下半年红军西撤前后，粤系元老萧佛成即曾提醒陈济棠，“蒋氏集重兵于南方，又复故纵赤军，使其突围西窜以犯桂犯黔，其计甚狡”，故“须防蒋军藉追击共军为名，乘机跟踪而来，使我猝不及备”。这里“故纵赤军”一语，显然是指蒋介石有意“放水”。而恰在此时，蒋介石又离开南昌行营，远赴西北巡察月余之久。这一置“剿共”前线于不顾的异常举动，似乎更坐实了此种猜测。时任赣粤闽湘鄂“剿匪”军西路军总司令部顾问的胡羽高在1936年出版的《共匪西窜记》一书中，也记载了红军突围后湖南广为流传的一则传闻：“谓蒋委员长料定匪将西窜，固意先往西北，藉名考察，俾避免正面冲突，及纵匪脱逃之讥，暗中授意中央军，将匪放出，使共匪流窜在前方，对消异己的部队，然后乘其两败俱伤之际，一鼓之下，连茹拔茅。”在他看来，此传闻似与事实俱符，当非空穴来风。

如果说萧佛成、胡羽高二人分别是站在粤系陈济棠与湘系何键的立场上指责蒋介石纵共“西窜”，那么桂系李宗仁更在晚年口述的回忆录中愤懑陈词：“就战略的原则来说，中央应自四方筑碉，重重围困，庶几使共军逃窜无路，整个就地消灭。如不得已要网开一面，也应将缺口开向闽、粤两省，把共军驱至沿海一带，加以消灭……但此次中央的战略部署却将缺口开向西南，压迫共军西窜。共军入湘之后，按当时情势，中央军本可利用粤汉铁路和湘江，水陆两路南下，截击共军，使其首尾不能相顾。而蒋先生却屯兵湘北，任共军西行，然后中央军缓缓南下，迫使共军入桂。”这无疑也是暗讽蒋介石故意“放水”。

那么，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呢？揆诸史实，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中采取广修碉堡、步步为营的办法，逐渐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其兵力部署大致如下：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下辖第三、六、二十、二十六路军；东路军总司令蒋鼎文，下辖第二、四、五路军。以上各军多属中央嫡系部队，实力较强。此外，蒋介石还分别任命何键、陈济棠为西路军、南路军总司令，各率所部进犯或封锁苏区。这种“分进合击”战略的实施，极大压缩了苏区空间。面临如此危局，红军主力肯定不会坐以待毙，势必向外突围，而其方向便成了蒋介石一度着重研究的问题。1934年3月6日，他即曾在日记中记载：“注意事项：一、匪部行动窜向。”

据宋希濂回忆，顾祝同曾密告之，蒋介石最初颇担心红军由闽北转入浙江、安徽、江苏，但随着1934年初福建事变迅速解决，国民党东、北两路“围剿”部队联成一气，“共军窜往皖浙苏的可能性减少了”。确实，由于福建事变失败和国民党中央军进驻闽西，红军向东突围已无可能。至于南下广东，亦非上策，因为必将遭到陈济棠的拼死阻击，且沿海地区狭窄，回旋余地不足，此前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失败即前车之鉴。因此即便如李宗仁所言，“将缺口开向闽、粤两省”，红军也未必愿意入其彀中。于是在这种北、东、南皆走不通的情况下，向西突围便成为红军唯一可行的选择。对此，蒋介石很早就作出预判。1934年4月3日，他便提醒何键红军可能“西窜”。5月7日，他又在日记中写下：“注意：一、匪向西窜。”同月18日，蒋介石再次致电陈济棠、何键强调：“赣南残匪，将必西窜。”

从新近披露的共产国际档案来看，中共中央对长征的酝酿大概始于1934年五六月间。6月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驻华代表埃韦特在给执委会的报告中提到，中共中央对下一步行动有两个建议：（l）“留在中央苏区，转入游击战，将其作为我们斗争的最重要方法”；（2）“保卫中央苏区到最后，同时准备将我们的主力撤到另一个战场”。4日，共产国际执委会驻上海远东局委员赖安也说：“在最近的将来，可能是秋天，中央苏区红军的主要有生力量将不得不放弃江西、寻找出路和在湘川方向寻找发展苏维埃运动的新的地区。”由此可见，蒋介石的预判堪称超前且精准。

不过，中共中央此时虽已酝酿突围，但因局势尚未到最后关头，故并未立即付诸实施。埃韦特在6月2日的报告中仍强调，突围计划“只有在实行保卫的各种可能性都用尽之后”才应使用。共产国际执委会也认为：“动员新的补充人员的过程证明，中央苏区的资源还没有枯竭。红军作战部队的抵抗能力、后方的情绪等，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担心。”因此，“在夏季，红军若竭尽全力，是能够采取主动把业已形成的不利形势改变为有利的”。这显系对反“围剿”胜利仍抱有一丝希望。直至9月17日局势危殆之际，中共中央才最后下定决心，呈报共产国际：“（中共）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根据我们的总计划决定从10月初集中主要力量在江西的西南部对广东的力量实施进攻战役。最终目的是向湖南南部和湘桂两省的边境地区撤退。……我们期待（你们）这里不晚于9月底作出最后决定。”3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答复：“考虑到这样一个情况，即今后只在江西进行防御战是不可能取得对南京军队的决定性胜利的，我们同意你们将主力调往湖南的计划。”这意味着共产国际终于批准中央红军突围。

对中共的这种欲走还留，国民党方面亦早有察觉。1934年6月14日，北路军前敌总指挥陈诚即曾电呈蒋介石：“此时判断，匪即离巢西窜，似觉过早。”他的第一个依据便是“第三国际绝不轻许匪军一旦放弃数年来经营成功，自命已成为伪中央苏区根据地之赣巢，而另谋新匪区之盘据”，必“俟其一切均无办法时，始行西窜”。同日，他还电告北路军各将领：“近来伪红星报发表言论，已证明毒害中华之第三国际，严令匪军，不准放弃匪巢，企图作最后挣扎。是判断匪将他窜之时机，未免过早。”结合前揭共产国际电文，此判断可谓十分准确。

不过，陈诚这一判断的依据除了来自于《红星报》文章，或许还受到部下的启发。1934年6月10日，其土木系心腹、第十八军副军长罗卓英曾根据对战局的观察向他汇报：“匪主力在广昌、龙岗间地区，日前判断弃巢西窜实过早也。”在这封电报中，罗卓英还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关于全局计划，职意利用赤匪最后西窜之心理与趋势，对北东南三面以摇撼其政治中枢、驱其离巢之目的，逐步紧迫，会捣瑞金长汀而于西面则远处张网。”陈诚将此电转发给蒋介石，蒋介石认为“所具各项意见颇有见地”，要求熊式辉等人“鉴核”。

事实上，蒋介石很早就对此计有所考虑。1934年3月6日，他开始注意“匪部行动窜向”时，就决定“剿匪方略重西轻东，左急右缓”。不过，他此处所谓“重西”乃指需重视红军可能向西突围，并非主张从西路施加重压。相反地，他还倾向于减轻对西面的压力。同月8日，蒋介石电告西路军各总指挥和各军师长：“流匪追剿之法，应改用扼要埋伏，不宜布置阵地，明张旗鼓，正式堵截。至于扼要埋伏之法，当预料匪之奔窜方向，先引其进入重地，待其本队到达，然后起而夹击之。若我军先将重兵防守，则匪必他窜，而我又须穷追。以流匪惟一策略，乃在寻无人之境，乘隙而窜。故我军此时防剿流寇，应与前剿匪战术略加变更，当用暗中埋伏，使其不意，以为我无防兵，则彼必放肆急进，乃可一网打尽。希多用此法。”这无疑是明示西路军与其重兵布防，致使红军主力向其他方向突围，不如表面示弱，引诱红军来攻，并提前暗中设伏，以便一网打尽。从时间上看，蒋介石萌生此念头比罗卓英献策要早得多。

往更前追溯，1933年第四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在给陈诚的手谕中即曾提醒：“近日战况处处陷于被动。弟必烦闷愁虑。望详读孙子，尤须注意其地形篇。并嘱赵（观涛）、罗（卓英）、吴（奇伟）等各军长亦注意于此，庶可挽回坠势，再振士气也。”而观《孙子兵法》“地形篇”对六种地形的描述，“支形”显然最符合当时“剿共”之战况，所谓“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日支”。对此，孙子建议“引而去之，令敌半出而击之”，也就是故意引兵而去，诱敌出击，然后截击之。6月9日，蒋介石再次向陈诚推荐《孙吴兵略问答》一书，认为“此书各篇问答实为我剿匪军唯一之要典，而于进剿军进剿时所遇各种之情形与处置尤应服膺也，望督促各军师旅团长时时勤研”。从以上二书内容来看，的确处处暗藏玄机，特别是其中吴王问道：“若吾围敌则如之何？”孙武答日：“击之之法，伏卒隐庐，开其去道，示其走路，求生诱出，必无斗意，因而击之，虽众必破。”这一谋略对蒋介石显然启发极大，为其在第五次“围剿”后期的布局埋下了伏笔。

不难想见，罗卓英1934年6月所献之计更加印证和坚定了蒋介石原先的想法。稍后，他还派罗卓英这一军事将领赴粤与陈济棠商谈合作，力求从南路施压。对罗卓英的“驱其离巢”“远处张网”建议，蒋介石亦加以采纳。随着对苏区的包围圈越来越小，蒋介石深谙一旦进攻苏区核心区域，必将处处攻坚，损失惨重。况且，此时红军仍保持较强战力，倘若决死突围，无论选择哪个方向，必势不可挡。陈诚当时便意识到：“此次进剿，碉堡策略，虽收功效，然以环绕匪区数千里之碉堡线，究难免处处感受虚薄。匪如集中全力，冲我一点，则不能绝对可保无虑。”1934年8月16日，蒋介石还曾在日记中留下一条耐人寻味的记载：“看六韬后，预定：一、作战须立于主动地位，战略尤然。”而《六韬》中“疾战”、“必出”两篇，讲的都是被围困之部队必然要从敌人空虚之地急速突围，因其冒死相拼，故莫之能御；“动静”篇则讲两军对峙之时，一方可预先设伏，引诱对方前来，然后或陷其两旁，或击其前后，令其溃败。不难想见，这些与当时战局极其相似的内容，极有可能便是蒋介石之感悟所在。在他看来，与其最后陷入苦战，拼个鱼死网破，或被红军破网而去，不如先“立于主动地位”，网开一面，围三缺一，给红军虚留出一条生路，并提前构筑外围防线，以便伺机截击，正如《孙子兵法》所云“围师必缺”也。而这个缺口，也就开在他早已预判的西面。对蒋介石的这种心理，共产国际驻华军事总顾问弗雷德曾有过精辟分析：“他知道，突破不会给他带来太多的东西。他认为，根据各种预测，突破可以取得成功，但为此他要付出昂贵的代价。此外，红军最终是会被打散的，那时斗争就永不会结束。”因此，“要么他应该率领强大的部队由福建和赣江上游（向赣州方向）推进，出现在红军和闽赣两省军队之间，要么指望红军向赣西和湖南突破，停止在原地没有希望的斗争。这也会把他拖到湖南，他会在那里面临准备新战役的任务”。

为达到“驱其离巢”的目的，蒋介石不断加大对苏区北部和东部的压力。1934年8月27日，他电令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和东路军总司令蒋鼎文，规定“东北两路军预定九月份进剿到达之线”，并要求详报“进剿部署与日程”。仅过一周，又电促二人：“各路各纵队进行部署须照限期本月杪占领前电预定地点，勿误。”10月9日，即将北巡的蒋介石还致电陈诚称：“欲促进战局之从早结束，则东路应增加兵力，如能将第四与第八十九两师由汤带领东移，则东路即可单独向长汀瑞金进展，一面北路军占领宁都，与薛路会合后，即可由宁都与东路军由长汀会占瑞金，可免石城与长汀线之兵力与时间也。”对此，尚未领会其中奥妙的陈诚复电质疑：“为求歼匪于赣南计，我军重点应偏于西翼地区，使东路军不必急进，免迫匪西窜。”其实，此处所谓“迫匪西窜”，或许才是蒋介石的真实动机。

与此同时，蒋介石对“远处张网”也进行了一系列部署，着手在西线广筑碉堡，构建数道防线。1934年3月16日，他在日记中记到：“预定……四、湘东南、桂东、汝城与道川防务。”31日又记：“预定……六、令修汝城、桂东碉堡。”5月18日，蒋介石在电告陈济棠、何键“赣南残匪，将必西窜”的同时，亦不忘提醒他们加紧修筑两道纵深防线，“酃县、桂东、汝城、仁化、始兴一线碉堡及工事，务请组织西南两路参谋团着手设计。一面准备部队，一面先征集就地民工构筑碉堡为第一线；其次郴州、宜章、乐昌、曲江乃至英德为第二线。先待第一线工作完成，再修第二线。总期于此两个月内，第一线碉堡设法赶成，以为一劳永逸之计”。毫无疑问，这些封锁线的构筑皆是未雨绸缪、“远处张网”之举措。

1934年8月24日，鉴于萧克的红六军团成功突破封锁线西去，蒋介石又申斥何键：“半年来，为预防匪军西窜计，除令筑沿赣江至信丰、安远、定南封锁线外，特规定构筑赣西南及湘粤边各纵横线，以期严密”，但中共却仍能来去自如，“由此可见，各线之构筑与守备均未严密。对小股如此，则对封锁匪之主力将更属空谈。言念及此，殊堪痛心。此后对于已成之碉堡线，务须增筑绵密，使能以枪火交叉封锁。未成者，务须绵密构成，分段负责，周密其防守，尤以赣粤湘边区前空之纵横各碉线，应速完成其工事，严行其守备，倘能增加纵横碉线更利。否则再有疏虞，任匪主力西窜，则后患更大”。9月13日，他再次电令何键：红六军团突破西部防线，说明“原有碉堡线既不强固，期以达到主力防匪西窜之目的，殊属可虑”，故要求“（甲）完成并巩固原有之重要碉堡；（乙）增筑战略上之重要碉堡线”，“以上甲、乙两项，希饬属赶办，限期完成具报”。

在蒋介石三番五次的督促下，身为湖南省主席兼“剿匪”西路军总司令的何键也逐渐意识到红军主力即将到来。1934年9月10日，他在演讲中声称：“东北各路的国军，如能将其围在江西一鼓歼灭，使其不能窜渡赣水以西，此乃湘省以及全国之福。万一不能在赣水以东将其消灭，将来溃窜时，湘省乃其必经之路，因此湘西以及全省各地方的防御工事，更有积极完成的必要。”10月19日，他又电告部下：“据报：该匪至万不得已时，即决心弃老巢西窜入川，企图苟延残喘。倘一旦实现，则我西路军适当其冲要。”在此期间，湖南保安司令李觉亦电令属区各县：“查出匪伪中央最近议决案，决意放弃闽、赣，希图西窜，进占滇、黔、川三省，以为根据地……故凡建筑碉堡，修筑机场，以及组织民众等事项，皆宜及时积极为之，务必克期完竣。”他还分析：“如此节节防堵，节节兜围，张网设阱，层层密布，纵能出此，焉能逃彼。预防流寇，靖乱殄凶之策，实莫善于此。”此处“张网设阱”一语，恰可为蒋介石“远处张网”之计做一注脚。

概言之，蒋介石此时运用“驱其离巢”之策略，逼迫红军西走，主要是出于他对“剿共”军事形势的考量。这虽然从表面上看有“放水”之嫌，但实际上乃是欲擒故纵，“纵”之目的是为了更便于“擒”，其对“远处张网”所作的一系列预先部署适足证明此点。对此，何键有个部下后来亦曾解释：“年来赣匪在江西被封锁，匪巢尽失，势必倾巢突围窜出，蒋委员长与西路军事当局，均早已料及，衡郴之修筑广大飞机场，湘东南各县之加建碉堡，与湘省之各县团队，一再整编，皆为防赣匪西窜之准备。”由是观之，蒋介石不仅“驱其离巢”，且已在远方布下了一张密网，而那种所谓“放水”之说，只看到前者，未窥见后者，不免有失偏颇。

——摘自《历史研究》2016年第四期

作者：卢毅
编辑：蒋楚婷
责任编辑：张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