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2月19日，中央电视台工作年会在北京顺义培训基地召开。这是一次例会，与以往的会议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就在这一天，邓小平的生命走到了尽头。这位老人改变了1978年之后中国的命运，并因此成为举世瞩目的风云人物。

工作会议召开的当天晚上，大约九点刚过，时任新闻中心副主任的李挺打来电话，电话那头他急急匆匆地说：“‘海里，通知记者去解放军总医院，现在两组记者都已经出发，你赶快通知台领导。”由于是手机通话不便多说，电话很快挂断了，但我已完全听明白“两组记者赶赴解放军总医院”意味着什么。李挺是一位有良好新闻感觉的人，他说从下午开始他就有一种无名的预感，所以晚饭吃了一会儿他就提前与客人告别回到台里。九点刚过，他接到了那个红机电话。

在听李挺说话时，我只觉得心跳加快，血直往头上涌。

收起电话，我一步三个台阶地跑下楼去，在一楼的多功能厅里找到了杨伟光台长。杨台长当时正手持话筒在说着什么，我匆忙走上小舞台小声对他说：“上级通知记者去三〇一医院了，可以肯定，小平去世了。”也许是突如其来的信息太让人震惊，杨台长愣了几秒钟，立刻放下话筒冲出多功能厅。后来有同事跟我说：“当时看到你和杨台长说话的表情，我们许多人都在猜，肯定是出了大事。”

我们连夜往回赶。将近23时，杨伟光和我回到了央视二楼的新闻中心。此时，时任广电部部长的孙家正、副部长田聪明、中宣部副部长徐光春等领导已来到电视台，围坐在本来就不很宽敞的新闻中心主任办公室。后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前任台长安景林、国际台前任台长张振华也陆续来到央视二楼等待指示并确认怎样向国内外的观众和听众发布这条重大消息，以及怎样把第二天的娱乐类节目调整下来。那天晚上，央视的新闻中心其实成了广播电视的新闻中心，午夜左右，我们拿到了《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邓小平治丧委员会名单”及小平遗像照片。编辑开始将这些稿子录入电脑。当时的电视设备还不像现在这样可以用扫描的办法，在几分钟内将其变为电视新闻播出用的文字。如果按照现在的操作，那天的发稿时间至少能提前一个多小时。23时40分左右，我紧紧盯着中心办公室里已经调到美国CNN频道的电视机。已经零点了，CNN还没有发布这条已被境外媒体关注了很长时间的消息。大约一点左右，CNN有了反应：“据没有证实的消息。中国的邓小平已经去世……”消息十分简单。凌晨二时，中央电视台中断正常节目，播出了一个特制的《重要新闻》的片头，十秒钟后，罗京开始向全国电视观众播出《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和“邓小平治丧委员会名单”。在播出名单时，由于有些字电脑里没有，而造字又来不及，只能使用汉语拼音临时代替。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后来节目重播时进行了重新制作，将拼音更正为汉字。）

在接下来的这几天里，我陪着杨伟光台长几乎每天都到中南海参加时任中办主任曾庆红召集的会议。因为治丧过程的许多活动安排都需要考虑电视的特殊要求，如2月25日的小平遗体火化，以及2月26日邓小平追悼大会直播等等。

2月26日是小平遗体火化的日子。早晨我与新闻中心的几位时政记者来到位于解放军总医院南楼的小礼堂，这是临时安放小平遗体的地方。礼堂中，一些老同志正在与小平遗体告别。

此时，礼堂内外央视的记者都已各就各位。八名礼兵抬着小平灵柩走出礼堂。解放军总医院的西门口两旁已站满群众。我看到了敬一丹在门口正准备采访制作当天的《焦点访谈》。不一会儿，灵车驶出医院大门，北上二百米后左拐，沿长安街驶向八宝山。

小平逝世是突然的，但早在半年多以前新闻中心就根据台领导指示责成新闻采访部常备两个时政摄像组值班，以应对突发事件。此外，已安排有关编辑整理小平生平的有关资料，以备急时之需。当然这些都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怕的是走漏风声被一贯善于捕风捉影的境外媒体所利用。其实，据美国CNN的一位负责人讲，他们做准备的时间比我们更早，甚至更细致。现在看来，也许当时这个问题太敏感，让我们不敢轻易触碰。否则如果我们事先准备得到周密和具体一些，邓小平逝世的电视报道也许效果会更好。特别是《焦点访谈》可以做得更深入，更具感染力，而不是简单地采访一些群众反应。

——摘自中央电视台副总编孙玉胜撰写的《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三联书店出版）

作者：孙玉胜
编辑：金久超
责任编辑：张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