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粟裕、邓小平、刘伯承、陈毅、谭震林

中国共产党胜利和国民党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方面的原因，可以说是各方面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军事因素是共产党胜利和国民党失败的直接原因，解放军的团结一致、奋勇杀敌，毛泽东的高超指挥艺术以及出色的谍报工作，与国民党军队的派系林立、萎靡不振、蒋介石指挥的拙劣等形成鲜明的对比，而这其中有着突出表现的还有共产党的将领身上体现出来的伟大的革命精神。

陈毅曾进行国共军队之对比：“我们比战术是比不上人家的，如操场动作、内务管理、战斗动作等，但我们愈往上比则愈强。如旅以上战役组织比人家强，纵队更强，野战司令部又更强，到统帅部的战略指导更不知比他高明多少倍。”我军将领身经百战、功勋卓著，指挥人民军队克服了千难万阻，打败了各路强敌，为中华民族赢得了独立解放。他们胆识过人、智勇兼备，创造了我军特有的战略战术，在宏大的革命战争舞台上展现出高超的战争指导艺术。蒋介石败走台湾后也反思：“今日军事之失败，在将领不在士兵。”

把身家性命投入战争

兵者，国家死生之地，民族存亡之道，绝非升官发财之道。我军将领中有许多在加人中国共产党之前，身居国民党军长、团长等高位，拿着优厚的薪金，享有北伐名将、川中名将等声誉。但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存亡，为了中国人民的幸福，他们毅然放弃高官厚禄、洋车洋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脚踏草鞋，投身小米加步枪的革命战争。他们参加红军后，不仅背上了“匪”的名号，还献出了自己的积蓄，甚至家人的生命。刘伯承参军时曾说：“大丈夫当仗剑拯民于水火，岂顾一身之富贵！”彭德怀在家人生活拮据的情况下，将多年积攒下的3800元全部拿出来当作红五军的“公积金”。毛泽东、贺龙、陈毅等众多红军领导人的亲人惨遭逮捕、杀害，谁没留下过终生的悲痛？

我军将领还有一个极为鲜明的特点，就是战伤累累。19世纪初，一名英国海军炮手说：我希望作战中军官和士兵之间被敌人击中的概率，等同于奖金分配的比率。这一点，在人民军队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老一辈革命家历来杜绝养尊处优，他们视“身先士卒、官兵一致”为为将之本，从来都是冲锋在第一线。因此，我军指挥员的伤亡率是非常高的，深受广大战士信任、尊敬。中央曾多次命令指挥员留在安全位置，而一旦上了战场，他们仍坚持在最前沿、最危险的地方观察战况、指挥作战。数以千计的指挥员为新中国的成立献出了宝贵生命。高级将领中大多数负过伤，仅开国将帅中就有1名独眼元帅、12名独臂短臂将军、3名独腿独脚将军。

▲蒋介石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多次严肃提出，高级指挥员要作好有生之年再次带兵打仗的准备。1950年，陈赓从援越抗法战场回国，归家没几天，就要求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毛泽东说：“你陈赓就是好战，刚听说和美帝打，就有了精神，病也好了一半。”与国民党相比，高级指挥员对待战争的态度高下立判。1951年，蒋介石开办高级军官学习班，痛心地检讨：“一般高级军官只想保存自己的实力，顾全个人的身家性命，闻令不前，见败不救，而且只知道争权夺利，借公济私，不知道有国家，不知道有主义。”1963年2月，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向中央汇报对印自卫反击战情况，其中讲到：印军营以上的指挥员在战斗中没有起到作用。

注重实际，善于思考

纵观我军战史，成功的战略决策、战役筹划、战斗组织，无一不是我军将领从实际出发、深入调查、独立研究的结果。毛泽东同志说：“我打了二十多年的仗，也不是从书本里学的，是通过战争学的”“主要是创造自己的经验。”我军许多独特的战法，都是指挥员结合斗争实际探索、总结出来的。如：红军的“十六字诀”、诱敌深入，八路军的麻雀战、交通壕攻击战术、“敌进我进”方针，人民解放军的“边打边走”“蘑菇战术”以及十大军事原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大迂回、大包围、大规模坑道作业，等等。1950年，蒋介石在一次演讲中说：共产党军队“寓生活于战斗，寓训练于战场”，而国民党军“学德国、学日本、学苏俄、学美国，东抄西袭”“逐渐变成死的训练、死的指挥、死的战法，而无战术思想可言”。

我军将领对作战指挥的要求非常严格，尤其对实际情况的掌握，容不得半点马虎，不允许主观臆断。他们深知战争形势瞬息万变，一个不起眼的疏忽或误判，就有可能影响全局。1938年3月，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准备在晋南地区对日军打一场伏击战。从地图上看，神头岭有一条公路从岭旁的沟底经过，是绝佳的伏击地点。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不放心，决定先到现场勘察地形再下决心。第三八六旅旅长陈赓在作战会上问，有没有人看过神头岭的地形，会场一片沉默。结果，到现地才发现，神头岭的公路不是在山沟里，而是在山梁上。刘伯承、陈赓感叹：粗枝大叶要害死人呐！

——摘编自《炎黄春秋》2021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