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虽然一意发动内战，但抗日战争刚刚结束，全国人民都渴望和平，反对他的内战政策，所以他一下子还不敢挑起全面内战。况且他的军队还主要在西南地区，要开赴到内战前线的华北、华东和东北地区尚需时日。于是，他一连向延安发了三封电报，邀请毛泽东去重庆“共定大计”。中国共产党为了尽可能地争取和平，同时也为了让全国人民认清蒋介石的所谓“和平”的真相，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同国民党谈判。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在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陪同下，偕同周恩来、王若飞前往重庆，与国民党进行了前后长达43天的谈判。双方于10月10日签署了《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会谈纪要接受中共方面关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提出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同意结束国民党的所谓训政，召开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国是；承认人民享有一切民主国家应有的民主自由权利；等等。但是，对军队和解放区问题，尽管共产党方面作出了重大让步，但由于国民党方面执意要取消解放区政权和人民军队，这两个问题未能达成协议，表示以后双方“继续协商”。

1946年1月10日，有国共代表和中间党派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会议通过了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宪法草案五项决议后，于1月31日闭幕。在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的同一天，国共两党又签订了停战协议，双方协定“停止国内各地一切军事冲突并恢复一切交通”。

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和停战协议签订之时，中共中央对形势的发展曾一度给予乐观的估计。在停战协议签订的当天，中共中央指示各级党委、解放区各级政府和各级部队指挥员：“本党代表与国民政府代表对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之办法、命令及声明，业已成立协议，并于本日公布在案。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之一切部队，包括正规军、民兵、非正规军及游击队，以及解放区各级政府，共产党各级委员会，均须切实严格遵行，不得有误。”“全中国人民在战胜日本侵略者之后，为建立国内和平局面所作之努力，今已获得重要之结果。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

1946年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指出：“重庆政治协商会议，经激烈争论之后，已获得重大结果。决定改组政府，并通过施政纲领、宪草原则，又决定召开立宪国民大会，整编全国军队，实行军党分立，军民分治，以及议会制、内阁制、地方自治、民选省长等项原则。由于这些决议的成立及其实施，国民党一党独裁制度即开始破坏，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国家民主化。这就将巩固国内和平，使我们党及我党所创立的军队和解放区走上合法化。这是中国民主革命一次伟大的胜利。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指示》明确表示：“政治协商会议的各项决议，现已陆续公布”，“在我们自己方面，则准备为坚决实现这些决议而奋斗”。

既然中国即将“走上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级”，斗争形式自然也应相应地发生转变，中共中央为此指示全党：“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势。”“我党即将参加政府，各党派亦将到解放区进行各种社会活动，以至参加解放区政权，我们的军队即将整编为正式国军及地方保安队、自卫队等。在整编后的军队中，政治委员、党的支部、党务委员会等即将取消，党将停止对于军队的直接指导（在几个月之后开始实行），不再向军队发出直接的指令，我党与军队的关系，将依照国民党与其军队的关系。”“我们还要准备将全党的工作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中去，用心去学习与组织合法斗争及上层统一战线与下层统一战线工作的配合，把党的工作推进到全国范围去，推进到一切大城市去，并在广大范围内，参加全国经济建设，使国家工业化的工作。”《指示》对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即将到来的乐观情绪跃然纸上。这也说明，当时中国共产党对国内和平是抱着极大诚意的，真心希望抗战胜利之后中国进入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级，并且作出了军队改编、进入议会的准备。

同一天，刘少奇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关于时局问题的报告，对形势的估计同样表现出很乐观。其中说：“目前的时局已经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重庆的政治协商会议已获得了重大的成果。政协会议通过的决议案基本上是好的。这些决议案，在政治协商会议上通过、成立以及它的实行，就会做到在全国范围内使国民党的一党独裁开始破坏，全国民主化开始实现，使我们中国变为一个民主化的国家，进一步巩固国内和平，并且使我们的党及我们党所建立的军队及解放区在全国范围内走向合法化。这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胜利。从此中国就走上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

这时，中共中央还开始着手参加政府的准备。2月6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周恩来关于国府委员及宪草审议委员人选的请示电。会议一致通过后，中共中央即复电中共谈判代表团，同意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秦邦宪、何思敬5人为宪草审议委员的共产党方面人选；国府委员共产党人选仍照周恩来在延安所提毛泽东、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周恩来、刘少奇、范明枢（山东解放区著名开明绅士，时任山东省参议会参议长）、张闻天8人，如范明枢不能去则提彭真；同意以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分任行政院副院长和政府部长。

2月9日，毛泽东接见美联社记者时说：政协会议成绩圆满，令人兴奋。今后当然还有困难，但相信各种障碍都可以扫除。总的方面，中国走上民主舞台的步骤已经部署完成。各党当前任务，最主要的是在履行政治协商会议的各项决议，组织立宪政府，实行经济复兴。共产党于此准备出力拥护。对于政治的及经济的民主活动，将无保留，出面参加。

就在这段时间，中共中央甚至计划将领导机关迁到华中解放区首府江苏的淮阴（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其中一个考虑是中共领导人参加联合政府后往来南京开会方便。

1946年1月27日，在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周恩来返回延安，于第二天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关于停战、三人小组（即由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美国代表马歇尔组成的最高军事小组会议，研究国共军队的整编统编问题）、政协等情况，并提出将来共产党方面参加政府时中央要考虑搬迁问题。

2月2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实施政协协议问题时说：华中我们应该保留，也可能党中央将来搬去。同一天，中共中央致电陈毅，指出：“必须巩固华中现有地区，因中央机关将来可能迁淮阴办公。”

3月4日，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从重庆飞抵延安，在中共中央举行的欢迎晚会上，张治中对毛泽东说：“和平实现了，政府改组了，中共中央就应该搬到南京去，您也应该住到南京去。”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将来当然要到南京去，不过听说南京热得很，我怕热，希望常住在淮安（阴），开会就到南京。”

然而，中国共产党期待的这种“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并没有真正到来，而是迎来了蒋介石的背信弃义与倒行逆施。3月7日，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举行第八次大会，在检讨政协报告时，谷正纲、潘公展等人声称要共产党“放弃割据之政权”，“放弃武力夺取政权之野心”，“不应以种种问题束缚领袖”。

这时的局势是：一方面，国民党军队不停地向解放区进行蚕食进攻；另一方面，除东北外，关内大规模的军事冲突还没有发生，由国民党、共产党和美国三方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也不停地派人到各冲突地区进行调处。但是，这只是暴风雨前短暂的宁静，蒋介石正是利用这段时间抓紧全面内战的准备，和平民主发展的可能性正在迅速消逝。

随着蒋介石破坏政协决议和停战协定的行动不断加快，中共中央对和平民主新阶段已经到来的乐观情绪迅速消退，认识到蒋介石专制独裁的本性并没有改变，战争的危险有可能超过和平的可能，要求全党在全力争取和平的同时，认真做好应对内战爆发的准备。

——摘编自《中共党史知识问答》，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