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青年作家毕亮的新著《如看草花：读汪曾祺》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汪曾祺之子汪朗为该书作序推介。

作为新疆伊犁州文联《伊犁河》杂志副主编、紫金·人民文学之星散文奖获得者，毕亮多年来遵循用情感写作、用诚意写作，这本新书也不例外。全书以汪曾祺为研究对象，通过“汪曾祺的朋友圈”“书架上的汪曾祺”“新沏清茶饭后烟”等角度来阐述汪曾祺的写作、人生，为读者呈现了一个立体的汪曾祺。正如汪朗在序中所言，这本书的作者“只是围绕与汪曾祺有关的一个人或一件事，将散见于各处的文章、资料，汇集整理。排布成篇，间或添加一些自己的看法”，对于如此劳神费力只是为“汪迷”更多了解这个老头搭建一座桥梁，在汪朗看来，“此人‘傻’得有点儿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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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花年年在

汪 朗

1980年，汪曾祺发表《受戒》的时候，毕亮还没有出生。2020年，汪曾祺诞辰百年的时候，35岁的毕亮先生已将他十年撰写的读汪文章整理成书，准备出版了。这世道，变得实在快。

这点感慨，生发于一个事实。汪曾祺1997年去世后，他的各种各样的作品集陆续出了好几百种，比他生前自编的文集多出好多倍。201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还重编出版了《汪曾祺全集》，卖的也很好。这些新书的买家，不会是最初读《受戒》的那批人，他们若想买书早就买了，应该是后来才接触汪曾祺作品的年轻人，包括毕亮先生。老头儿如果再世，一定会乐开了花。一个作家的作品，只有不断受到年轻一代的喜欢，才有持久的生命力。

读过汪曾祺作品的人，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感受，但是，将这些感受诉诸文字还能让别人读着有些意思，就不是人人能做到的了。写作是一件费力劳神的事。毕亮先生写了，而且还挺有水平。不容易。他的不少文章，都是在驻村工作期间夜深人静时写成的。远离了繁华世界，远离了亲朋好友，独自一人在孤村灯下弄笔，心中若无一点爱好，很难坚持下来。

毕亮的一些文章，“原始创新”不多。他只是围绕与汪曾祺有关的一个人或一件事，将散见于各处的文章、资料，汇集整理，排布成篇，间或添加一些自己的看法。这样做，要花费很多力气，但到头来只是为众多“汪迷”更多了解这个老头儿搭建了一座桥梁，对毕亮自身发展未必有太多助益。此人“傻”得有点儿可爱。

毕亮的这本书中，也有一些文章带有“学术味儿”。比如他对汪曾祺当年的新疆之行特别是在伊犁的活动进行了考证，订正了不少流传多年的错误，有的还被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汪曾祺全集》时所采纳。这一点他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因为他在伊犁多年，熟悉情况，又肯用心。汪曾祺碰上毕亮算是倒了霉了，因为毕亮通过翻检《林则徐全集》，查出老头儿画作中引用的林则徐资料有几处不准确。这一点我是相信的，老头儿写作引用资料时，往往只凭记忆，很少查阅原文，因此常有漏洞。

为了表示感谢，在此向祖籍安徽桐城的毕亮提供一个写作题目——汪曾祺与桐城派。老头儿对桐城派一直持肯定态度，并在不同文章中有所论述。他少时背过不少桐城派文章，老来还能随口背出姚鼐《登泰山记》中的名句：“及既上，苍山负雪，明烛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徕如画，而半山居雾若带然。”这是我亲耳所闻，绝对保真。

毕亮将这本书起名《如看草花》，这与他手头有一本老头儿自编的《草花集》有关。在这本书的《自序》中，汪曾祺对草花有过解释：“‘草花’就是‘草花’，不是‘花草’的误写。北京人把不值钱的，容易种的花叫‘草花’，如‘死不了’、野茉莉、瓜叶菊、二月兰、西番莲、金丝荷叶……‘草花’是和牡丹、芍药、月季这些名贵的花相对而言的。草花也大都是草本。种这种花的都是寻常百姓家，不是高门大户。种花的盆也不讲究。有的种在盆里，有的竟是一个裂了缝的旧砂锅，甚至是旧木箱、破抽屉，能盛一点土就得。”汪曾祺把自己的作品称为草花，如此一来，毕亮读汪曾祺的书也就不好说是名卉了。好在草花也有存在的价值，离了年年开的草花，这世界将会冷寂许多。

我与毕亮先生从未见过面，但他结识的不少人我是熟的，比如王干、金实秋、王国平，还有苏北。苏北当年便与老头儿常有来往，这些年又写了许多本关于汪曾祺的专著，名头儿大得很。如今他要我为毕亮的新书说上几句话，只能遵令而行。文中若有得罪之处，还望毕亮多多包涵。（此为汪朗为《如看草花：读汪曾祺》撰写的序言）

十年读汪——《如看草花：读汪曾祺》后记

毕 亮

本书中，最早的一篇文章，写于 2011 年。转眼，就是十年前的事了。十年间，一直在读汪曾祺。今后的十年，大概也还会继续读下去。

写那篇文章时，集中看汪曾祺作品才一两年。说是集中看，其实并未成系统，只是逮着什么就看什么。在旧书店，碰到汪曾祺的书，也是要买的。《汪曾祺自述》《草花集》等旧书就是如此买到的。

买的第一本汪曾祺的书是《汪曾祺自述》，看过两遍后开始看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汪曾祺：文与画》。《汪曾祺：文与画》和其他几本汪曾祺作品集，都是北京的一个朋友寄来的。一堆书中，先看的是《汪曾祺：文与画》，字画都很好，文章当然更好，于是写下了《一弯流水和白云一片》。后来，因为几篇读汪的小文，认识了《汪曾祺：文与画》的责任编辑段春娟老师，并得赠她所编的纪念文集《你好，汪曾祺》。至此一发不可收。一发不可收的是读汪之路，边读边做一点笔记，有时有所感悟，便整理成文。

也是在《汪曾祺：文与画》中，看到了汪曾祺的两幅与伊犁有关的画，后来我又把他的《天山行色》找来看。这是一篇主要写我生活的伊犁的作品。至此，我感觉跟我爱读的作家之间，距离是如此之近。看汪曾祺的几本传记类书籍和年谱，对此行只字未提。我心想，这怎么能行呢，汪曾祺一生，除了国外，伊犁大概是他去得最远的地方了，应该要留下一笔。于是动手写下了《行色匆匆——汪曾祺的伊犁行》。也是因为这篇文章，结识了汪曾祺研究专家徐强老师。前两年，徐老师的《人间送小温——汪曾祺年谱》出版，我研读过几遍。

后来，看书就有了比较，发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汪曾祺全集》中所收录的《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一文，不应该像文后备注中说的那样是汪曾祺新疆行时在乌鲁木齐的讲座，于是找 1983 年的《新疆文学》杂志对照，发现果然不是同一篇文章，便写了一篇《汪曾祺的两篇同题文章》，经蒋楚婷老师之手，发表在《文汇读书周报》上。因为几篇习作，又结识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刘伟老师，听说刘老师一直在参与编辑新版《汪曾祺全集》，所以就有了我不时的催问。直至前几日，看郭娟老师写的《我们怎么编〈汪曾祺全集〉》，才知新版《汪曾祺全集》编选、出版之艰辛。

在短文《书架上的汪曾祺》文末，我如此写道：“近一两年，有几个出版社都出了很不错的汪曾祺作品集，我都没买，是在等新版的《汪曾祺全集》。”终于等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汪曾祺全集》出版，岂料还没来得及出手，鲁迅文学院学习时的同学杨虎已经先行寄赠了一套。秀才人情书一套，值得一记。

阅读汪曾祺之初，是没想过会专门写一本书的。当时，只是看汪曾祺的作品，看写汪曾祺先生的作品，时有所感，时有所记。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因工作要求，需要在单位值夜班，还需要去驻村，一住六七天、十几天不等，于是汪曾祺的书、孙郁等人写的关于汪曾祺的书，就一垒垒放在车上，想看时，随时都能看到。车的后座成了流动的书架，专放和汪曾祺有关的作品。

其间，每有拙作写成，便发给“天下第一汪迷”苏北，请他指正。苏北老师是我的安徽老乡，所以也常厚着脸皮打扰、请教，他也不厌其烦，多有指导。同时，一些文章的写作，还得到了王干、金实秋、王国平等资深汪迷、研究专家的指导和帮助，是应该特别予以说明和感谢的。

2019 年底，也是在驻村时。在住户家的晚上，独处一室，躺坐炕上，便将历年来记下的和汪曾祺先生有关的文字归拢至一处，没想到竟小有可观，便接着编为一册。待小册子编成，已经跨过了一年，试着将书稿发给浙江的夏春锦兄看看，他近年来在研究木心之外，操持读书民刊《梧桐影》的出版，并策划了颇有品位的“蠹鱼文丛”系列，形成了一道闪亮的阅读风景线。春锦兄看过书稿后，说可以将拙作作为“蠹鱼文丛”之一出版。于我，真是莫大的惊喜。

整理完书稿后，想着要是能请汪曾祺先生的大公子汪朗老师赐序就好了，可惜还无缘得识。于是，又厚颜打扰苏北老师，请他将拙稿转给汪朗老师看看。不想，没过几日，苏北老师就转来了汪老师的序。于我，这是更大的惊喜。

读汪之路上，遇到了许多美好的人和事。读汪之路，惊喜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