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亚夫，1959年生于北京。历史学博士(世界历史方向)，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兼职教授、曲江学者。已发表专著16部，文章190余篇，主编、参编著作若干。

　　核心观点

　　公共史学作为“学院之外的历史学”，以社会需要为驱动力。历史教育学则主要针对基础教育内的“学校历史教育”，侧重培养学生的历史意识，尽管它不可避免地要受国家意志的影响，但是在致力于将历史解释和创作作用于个体的历史意识方面，与公共史学并无二致。对于历史教育学的创建而言，公共史学提供了比学院史学更为广泛且直接的学术支持。

　　历史教育的历史远比历史学的历史长得多。人类没有文字之前，口耳相传的“历史”已经存在，或神话或传说、或习俗或信仰，也包括生产活动经验。传播这些“历史”素材的目的在薪尽火传，其后才有文明的进步。引申说，人类自觉于教育(讲历史故事是最核心的内容)的历史远比人类自觉于史学的历史长得多。但是，人类并没有因此就早早地自觉于历史教育学的创建。相反，当人类将历史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时，只将历史学视为史料学或考据学，甚至耻于谈理论，更不要说再把教育掺合进来了。

　　但是，从史学史的角度看，史学家在强调史学的资政功能外，还特别提出史学的教化功能。在我国，从蒙学到太学，这方面的内容可谓蔚为大观。近代以降，大、中、小学的课程中，或为了普及或致于学问，历史作为“人文”教养的核心学科不仅被优先确立，而且其内容和方法都需以史学为标准。如今，人们依然乐道这样的“史学传统”。问题是，“纯粹史学”亦称“科学史学”仅把历史教育当作“小儿科”，当它无法顾及越来越专业化的学科教育时，便与历史教育分道扬镳。

　　以学院史学定标准来做普及性的历史教育，事实上也行不通。过去很长时间内之所以还能维持局面，主要是信赖权威、意识形态主导等社会基础还在。到20世纪70年代，公共史学(Public History)——主要指历史学家的就业和将历史方法应用于学院之外的诸多领域的学问,包括政府、新闻媒体、历史遗址和博物馆，目的是以社会的需求为导向,以培养适应实际操作的公共历史学家为目标——尝试在“学院之外”建立新的历史学时，反权威、分散的话语权力等后现代思潮已开始发酵。所以，无论是公共史学还是旨在建立公共史学的课堂教学，其影响并不局限在大学的历史专业教育，“受时代影响”，以基础教育为研究对象的历史教育学很快应运而生。诸如，英国基于史料的“做历史”研习，德国基于历史意识、历史文化的“历史教育学”，日本基于实现“社会科”(Social Studies)目标的“历史教育学”。作为公共史学、“社会科”发祥地的美国，不仅在解决问题时拓宽了史学的研究和应用范畴，而且还将史学与“公共领域”(含教育)联系起来。

　　总之，历史教育与史学或史学教育有着必然联系。涉及独立的学问系统时，虽说“何谓历史教育学”与“何谓公共史学”一样，学者的解释莫衷一是，但是只要能够做到使二者相得益彰，历史教育学就有必要将公共史学的展开视为自己的发展契机。一是历史教育已游离于史学太久，自身的学理严重匮乏;二是公共史学的公众性和历史教育的普适性吻合，不必再用“科学的历史”拒绝“教育的历史”。“历史”即含有教育的意义。“科学的历史”和“教育的历史”，只是用于选择(研究或学习)的标准不同罢了。公众史学理论相信“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历史教育学要求“像史学家一样”学习历史。据此，实现基于史学的历史教育学的理想，应该是一条可行的学术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