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人类的教育，是人文的基础

　　2006年底，南开大学所做的“社会大众历史知识”调查结果公布，结果是71.5%的受访者从历史剧中获得历史知识，44%的受访者认为历史教科书不理想，88.7%的受访者支持进一步加强大中小学生和社会公众的历史知识教育。

　　类似的调查，历史教学界和政府委托项目近10年来做过多次，结论无外“学生喜欢历史，不喜欢历史课”、“历史在社会上热，在学校里冷”，等等。概言之，历史研究、历史教育面对公众(含学生)已有的要求，显得苍白无力;公众潜在地期望“科学的历史”和“教育的历史”彼此在社会功能不要相去甚远。如今，公共史学回应了“谁拥有历史”的问题，我也想从历史教育的角度，提示“谁在学历史”的问题。

　　考察国外的历史教育学，有两个途径：基于独立设置的历史课程;基于综合的“社会科”课程。特别是后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从追问“为何学历史”的问题，转变为以“谁在学历史”为主题的实践。

　　比如，1994年《对卓越的期望：全美社会科标准》(NCSS)中，明确指出“社会科”课程以“促进公民能力的发展”为宗旨。为此，它运用历史学、人类学、考古学、经济学、政治学、地理学、法学、心理学、宗教和社会学等学科知识，以及数学、自然科学中的恰当内容，为学生提供相互联系的，而且又是非常系统的社会研究机会。即“社会科”旨在“增进学生对公民事务的了解，促使他们积极参与社会事务”，所以不仅要将知识中心教学模式转变为社会问题解决教学模式，而且还必须通过广域的教学实践解决“谁在学”和“为什么学”的问题。理由是：

　　其一，见多识广的学生应该能够理解“社会科”中各学科的独特视角，并将其实际运用于个人生活和公众生活。学生要能够展示自己在智力和行为方面的习惯，诸如个人在促进公共利益方面所显示的负责任行为。

　　其二，确保学生熟悉学识、技能、领导能力及公民的义务和权利。这些相互关联的属性，在作用于公共文化时，是由立法、行政、司法和公民等要素来体现，并由它们扩展公民的自由福利。

　　其三，公民的职责与国家的文化遗产联系在一起。他们拥有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各种知识，他们理应理解人类生态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据此，公民需要拥有扩展见识的空间、时间和文化视角;拥有支持公平竞争和合作的态度和行为。

　　其四，为了促进公民能力，历史视角不仅相当独特，而且历史方法相当实用。事实上，“社会科”既最为有力地捍卫了历史的核心位置，也长期致力于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整合。在“社会科”实践中，历史理解、历史解释和历史认识常常贯穿各种学习主题，并通过判断概念的起源、研究并说明原始材料、列举和分析事实发展过程等方法，落实在社会的不同方面。

　　正是有了谁学历史的质疑，才有可能改善学习内容的选择标准。以美国“社会科”的标准为例：(1)一个国家的历史是如何影响其人民的文化、传统、信仰、态度和社会生活方式的;(2)历史以何种面目隐藏在现实人们的社会生活环境，诸如现实人们的价值观、理想、社会制度和人文规范与历史的关系;(3)人类历史遗产的作用如何，诸如历史上有过怎样的伟大文明，尽管其中的一些文明早已逝去，但是它为现在的文明的确做出过巨大贡献;(4)为了应付各种各样的力量，人类社会经历了而且现在仍在持续经历着——虽然可能是阶段性的变革，当然这些变革未必都是进步的;(5)历史不仅能够为我们正确定位社会位置和角色，更重要的还在于，了解历史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今事件中人类的思想和行为。

　　围绕如此的内容指向，历史学习更关注个人体验、个人视角，更强调原始材料的价值，更愿意通过参与、对话等方式展开教学，更有针对性、专业性地指导历史学习中的阅读和写作活动。随之，学校历史教育也更像是一种实证性的社会或学术的参与活动，而非坐在课堂上听讲或仅仅拿课本知识作为对象模拟“历史现场”。

　　另外，提高公民的历史理解和解释能力，满足公民的历史好奇心、模仿心、同情心以及成就感，进而由历史记忆、想象、理解和欣赏构成自我的历史认识，这些都使得历史教育学能够搭建通向公共史学的桥梁。

　　历史教育学与公共史学有着共同的课题。首先体现在，历史教育学的学问体系渐趋清晰，在其教育原理(价值论、目标论、课程论、教育史、比较教育)、教学理论与方法(教学论、学习论、教材论、传播论、实证研究)、教育管理(教师论、评价论)等研究方向中，蕴涵着公共史学的丰富内容。

　　其次，历史教育学与公共史学都属于“实用史学”的范畴。公共史学涉猎的部分，历史教育学同样关注。理想的学校历史教育学，不仅与公共史学之间没有鸿沟，而且理应为公众从事历史创作奠定基础。

　　再次，“历史是人类的教育，是人文的基础”。历史教育学还是要回归“活动的、现代的，于学生的生活有益的”课程定位，以便学生充分把握“能生长、能发达、能演进的事实”。在这个基础上，公共史学专业人才的养成势必顺畅。

　　总之，历史教育学和公共史学的共同课题，都是作用于公民个体的史学实践。作为“教育的历史”也好，作为“科学的历史”也罢，不能再是两张皮。历史教育学借助公共史学或许能够更好地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和教育功能，公共史学通过历史教育学也能够夯实自身的实践基础。虽然目前明确地列出各种实施策略并不现实，但是在“人人都是史学家”的理念下各自做殊途同归的努力则是非常必要的。

　　当然，无论是历史教育学还是公共史学，脱离了健全的市民社会都不能发展。因为，失去了自我认识的“做历史”没有任何意义，不含批判性思考的历史教育也没有任何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