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台湾《现代文学》杂志创办时编辑委员会留影，第一排左起陈若曦、欧阳子、刘绍铭、白先勇、张先緒，第二排左起戴天、方蔚华、林耀福、李欧梵、叶维廉、王文兴、陈次云，该杂志在台湾现代文学史上影响深远。 图片由台湾大学图书馆提供

    汉学是当今国际学界的显学，比较文学也是当今国际学界的显学。横看成岭侧成峰，汉学与比较文学，互相包容。往往在汉学界看来，比较文学是汉学的一部分，而在比较文学界看来，汉学却又是比较文学的一部分。两岸的汉学与比较文学，又长期以来交错分处在外文和中文学门中，风格传统，互有异同。双方虽然多年来“鸡犬之声相闻”，往来不绝，却鲜有结合“汉学”的专门性正面交流。为了促成双方这一交流，笔者便筹备去年4月7日“汉学与比较文学·比较文学与汉学”的会议。这次会议，笔者作为东道主，从两岸顶尖学术机构中各邀得3位代表性的学者，他们分别为：台湾的台湾大学廖朝阳特聘教授、“中央研究院”单德兴特聘研究员、交通大学冯品佳特聘教授和大陆的北京大学陈跃红特聘教授、清华大学王宁特聘教授、南京大学程章灿特聘教授，展开面对面“跨界”交流。

　　同时，为了使大陆来访的学者，与台湾的中文系方面研究比较文学的学者，以及研究物质文化的学者之间，也可以有机会展开交流，我们筹备了4月6日的“‘新汉学视野中的比较文学与物质文化’两岸‘跨界’学术交流会”。台湾方面的会议发言人，除笔者以外，包括台湾大学洪淑苓教授、政治大学高桂惠特聘教授和台湾师范大学曾肃良教授，议题围绕在中文世界中的“汉学”、“比较文学”和“物质文化”三方面的“跨界”，展开各抒己见的讨论。以上便是去年4月的两场会议中，我们试图为展开涵盖“汉学”、“比较文学”和“物质文化”研究三方面的“跨界”学术交流，所作的努力的一个简介。

　　《跨界对话：汉学、比较文学与物质文化研究》一书主要为上述两次会议的结集，希望为各位参与撰稿的学者和与会的听众，留下一份学术史的记录。全书分为五大部分：比较文学在台湾，中文世界“汉学与物质文化”研究，大学中的学术史，钱锺书(1910-1998)与魏理(Arthur Waley,1889-1966)，孟尔康(Earl Miner,1927-2004)之遗产。“跨界”有时会产生神奇的连结力量，这15篇文章编为一集后，自然构成一个前后呼应的整体。笔者循着这一脉络，从个人感受角度，略为介绍，希望为读者了解各位专家论点的“堂奥”，提供一些思考的线索。

　　本书的第一部分是“比较文学在台湾”，而三位撰者都是现今台湾比较文学界的领袖人物，分别来自台湾比较文学界的三大“重镇”：台湾大学、“中研院”和交通大学。众所周知，台湾在40年前，是中西比较文学在中文世界的发源地，曾经相当辉煌。然而，后来台湾的比较文学历经“危机”与“转机”的在地发展史，却较少为外界所知。廖朝阳教授的《比较文学的转化》一文，从理论的高度，分析近年比较文学在台湾的逐渐“幽灵化”的现象，从齐东耿(Duncan McColl Chesney)到贝特森(Gregory Bateson)，村上孝之到吉彦(Claudio Guillén)，旁征博引。单德兴教授的《台湾的比较文学:一位在地学者的观察》一文，以历史的深度，回顾台湾比较文学从过去到现在的发展，历历如数家珍，使读者看到当年的中西比较文学如何与汉学相结合，而未来的发展又怎样可能与“台文所”相会流的前途，披露了许多“史”的资料。冯品佳教授的《“后”殖民女性小说的比较研究》一文，以具体的文本为例，论证了“后殖民”理论概念，透过何种方式，能将西文世界的女性小说和台湾女性小说的比较研究，黏合在一起，提出一个有血有肉的研究模型，读来倍感精彩。这三篇文章，一从理论，一从历史，一从文本，为“比较文学在台湾”这个议题，勾勒出一幅视点互补、相得益彰的生动图画。

　　本书的第二部分是“中文世界汉学与物质文化研究”，撰稿由高桂惠教授和笔者担任。如前所述，台湾的汉学与物质文化研究，至今仍在中文世界居领先地位，而其近年的发展，经由多种大型研究计划的持续推动，在台湾大学、政治大学、台湾师范大学、中央大学和清华大学等北台湾主流大学中，渐渐形成一个学术社群。高桂惠教授的《物质文化研究在政治大学》一文，深入讨论了有关物质文化的研究如何在政治大学的各个系所间互相协调，蓬勃发展的图景，笔者《拓展“汉学与物质文化”研究的新视野》一文，则初步介绍了清华大学从2008年以来，如何以连续性的大型研究计划为依托，在中文世界的学术界推动汉学与物质文化研究相结合的概貌，其重点在创设一个校际的“跨界”平台，大力面向国际，与汉学界的物质文化研究打成一片，引领风尚。近7年来，我们邀请牛津大学中国艺术史讲座教授柯律格(Craig Clunas)、剑桥大学汉学讲座教授麦大维(David McMullen)、伦敦大学历史讲座教授冯客(Frank Dik?tter)、哈佛大学校聘讲座教授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普林斯顿大学汉学讲座教授柯马丁(Martin Kern)、加州柏克莱大学艺术史教授高居翰(James Cahill)等一系列国际知名汉学界名流来台湾交流，相信读者能从此文中“一斑窥全豹”，看出笔者近年执行的“汉学与物质文化”领域的大型计划的概貌。

　　本书的第三部分是“大学中的学术史”，名称有些笼统，内容旨在聚焦点出比较文学与汉学在中文世界中的发展的缩影，以凸显去年4月两次会议的现实学术意义。毋庸讳言，以比较文学与汉学在中文世界中的百年史而言，台大、北大和两岸清华具有足够的代表性，而撰稿人正是来自这4所大学中的相关领域的代表性学者。台湾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长洪淑苓教授的《台湾大学的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一文，回顾上世纪70年代，中西比较文学在台大崛起的历史，与单德兴教授《台湾的比较文学:一位在地学者的观察》文中的部分研究对象，有不约而同的地方。然而，由于洪教授的视角从台大中文系出发，与单教授文章的着墨重点在外文系的精彩之处，绝不雷同。

　　相对于台大，大陆的中西比较文学的引路先锋无疑是北大。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跃红教授的《比较文学在北京大学》一文，回顾了上世纪80年代，大陆的中西比较文学如何在外文系杨周翰教授和中文系乐黛云教授的推动下，逢春蜇起，蔚成风气的历史。当时北大外文系和中文系合作，开创大陆中西比较文学的起跑点的这段历史，对比1970年代台大外文系和中文系合力推动中西比较文学在台湾兴起的先例，又何其相似奈尔。而两岸比较文学的发展，随后却泾渭分明：台湾形成了以外文学门为主体的格局，大陆出现以中文学门为支柱的态势。这种“分流”，恰恰又为去年4月会议的“交流”，提供了“跨界”的双方“比较”的基础。更有意思的是，无论台大，还是北大，其各自引领台湾和大陆中西比较文学的风潮，都是上世纪后半叶的事情，而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本身，在上世纪的上半叶，即已从西方传到中国，其在大学的“生根发芽”的“大本营”，无疑是当年的“水木清华”。清华大学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宁教授的《清华大学与中国比较文学的兴起与发展》一文，回顾清华历史上对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贡献，并介绍近年开出的“新花”，有相当完备的信息。同时，如前所述，清华也是百年间汉学研究的“大本营”，而近40年来，两岸清华在李亦园先生和李学勤先生的分别推动下，将清华的汉学研究的悠久传统，推陈出新，继往开来，其中的精彩故事，可以说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值得写一部洋洋洒洒的《清华汉学史》。笔者《清华大学与二十世纪汉学史的交融》一文，以“滴水观日”之法，仅举出闻一多为例，略作介绍。

　　本书的第四部分是“钱锺书与魏理”，是对比较文学家钱锺书和汉学家魏理的个人研究，有“中”有“西”，相得益彰。陈跃红教授的《钱锺书比较诗学方法论举隅》一文主角，是钱锺书及其“比较诗学”的研究方法。众所周知，钱锺书家学渊源，学贯中西，早年出身于清华和牛津，以《谈艺录》和《管锥编》名世。然而，除了业内的同行，鲜有人知道，钱锺书“但开风气不为师”，在上世纪80年代大陆比较文学崛起之初，曾是一位重要推手，默默做过许多奠基工作。更少有人知道，钱锺书当年与孟尔康在国际会议上邂逅相逢，一见如故，成为知交。两人惺惺相惜，曾在上世纪80年代中，展望国际，共推以跨文化比较诗学为轴心的学术新潮流。其中的“大手笔”便是两人经过连手谋划，创办了名家齐聚、阵容坚强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中美比较文学双边会议”，在海外汉学界的影响尤为深远，回响至今犹在。钱锺书和孟尔康都是从“比较文学”入“汉学”的重要例子，而跨文化的比较诗学，正是他们所共同留下的一份珍贵遗产。陈跃红教授选择以《钱锺书比较诗学方法论》为题目，使用“举隅”的方法展开梳理，相信会引起行内外读者的兴趣。

　　与钱锺书相比，魏理在中文世界的知名度也许比较小，然而他在全世界学术界和知识界的影响，却要大得多。程章灿教授近年尤致力于以魏理为研究对象。本书中的《海外汉学与比较文学：阿瑟·魏理的启示》和《魏理与中国文学的西传》两文，便是其新近的研究成果。魏理是上世纪上半叶整个英国知识界的顶尖精英圈中人物，名闻遐迩。他自学成才，中文和日文都没有经过正规学校的训练，却成为当时西方汉学界和日本学界的大宗师之一，曾经培养和影响过汉学界许多后来成为宗师级的人物。同时，魏理的历史贡献还远远不止在汉学领域本身，他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西译圈中，是公认的第一人。其之所以能坐“第一把交椅”，是因为他的翻译绝不“忠实于原文”，有一半是本人的再创作。读魏理的翻译，好像中国的作者，不是用中文在写作，而是用英文在写作，以笔者见闻所及，近代中国能与之媲美的翻译家，也许只有林琴南(1852-1924)一人而已。本书中程章灿教授的《魏理与中国文学的西传》一文，研究的便是魏理在该领域的贡献。本书中程章灿教授的另一文《海外汉学与比较文学：阿瑟·魏理的启示》，探索的是如何从魏理身上，看到汉学与比较文学间的交汇点，相信一定会给读者意想不到的启发。

　　本书的第五部分是“孟尔康之遗产”，从孟尔康对中西比较文学事业的贡献出发，围绕其在汉学与比较文学领域所留下的遗产，展开切实的探讨。孟尔康在20世纪末叶的中西比较文学史上，本身也是一个传奇，其人其事，为西方学术界所耳熟能详，而在中文世界，至今却仍鲜为读者所知，笔者在此仅略述数端，以作为分享。孟尔康在西方，是比较文学界、英国文学研究界和日本文学研究界的三栖人物，在每个领域均有杰出的贡献。他曾任国际比较文学学会(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sociation)会长和美国米尔顿研究会(Milton Society of America)会长。同时，他深通日文，在上世纪后半叶的40多年中，推动日本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研究，不遗余力，俨然是美国的东西比较文学界的领袖。正因为如此，孟尔康虽然并不是汉学家，却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长期以来被视为中西比较文学的主要推动者。也正因为如此，他与钱锺书共同筹办的首届“中美比较文学双边会议”80年代初在北京召开时，孟尔康为美方10人学术代表团的团长，而汉学界名闻遐迩的斯坦福大学教授刘若愚则是副团长。

　　因为中文世界对这样一位大师级人物，至今知之甚少。本部分的三篇文章，分别从不同的角度，略述一二。乐黛云教授的《孟尔康与中文世界的比较文学》一文，是其中的第一篇。乐先生是目前中文世界中硕果仅存的少数几位孟尔康生前的平辈好友之一，而她本人也正是大陆比较文学近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公认的引路人，这次以80多高龄，惠赐这篇声情并茂的大作，从大陆的比较文学融入国际学界的历史和自己的亲身经历，披露不少鲜为人知的数据，非常难得。王宁教授的《孟尔康与比较诗学的超越》一文，聚焦于孟尔康毕生研究的跨文化比较诗学，甚为精要。孟尔康当时以普林斯顿为大本营，几十年如一日，采用比较文学的视野，培养了一大批汉学领域的博士研究生，使如今在美国和世界其它国家大学的比较文学系与中文系教授中，出现了20多位普林斯顿校友。这些同门中，笔者正好是最后一位，可说是老师的“关山门”弟子。笔者《孟尔康汉学遗产的比较文学脉络》一文，以当年求学时的亲身感受，重点介绍孟尔康如何打破汉学与非汉学的界限，写出一系列“跨界”比较研究的经典学术著作。从本书的五个部分中，相信可以点带面，约略看出汉学如何渗入到比较文学和物质文化研究领域内的图景。

　文/陈珏　(作者为台湾清华大学中国文学与历史教授，本文为作者为所编《跨界对话：汉学、比较文学与物质文化研究》一书撰写的序言，该书近期由台湾万卷楼图书出版公司出版。此序原文较长，报刊发时有删节和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