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学术界来说，“老大学”热不仅是名称的变化，实际上也是一种视角的转换，不仅着眼点不同，其研究目的也不同了。

近年来，随着网络等大众媒体的推波助澜，有关民国时期的大学的故事又热了起来。其中既有对据称那时就已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某些大学的怀念，亦有对当年若干学术大师的风骨的追忆，而所谈事例从所谓的“教授治校”的神话到刘文典脚踢蒋介石的段子等，不一而足。但这些叙述，大多是现在的人的一厢情愿的想象和“演义”，并不是历史的真相。

其实，这已经是民国大学的第二波热潮了，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曾有一股“老大学”热出现。那时整个社会包括大学都正向商业化急剧转型，很多知识分子对自我的身份及定位产生了困惑，刚好有不少老大学都陆续进入九十及百年校庆，他们借此著文谈论这些大学的校史及师生们的趣闻轶事，以重新“发现”其传统来寻找和建构自己在变化了的现实生活中的位置。所以，这个热主要还是停留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而现在为大众所熟知的那些民国大学的“神话”和“段子”其实就是来自于那个阶段的“产品”。

但是，对学术界来说，从“老大学”热到如今“民国大学”热，却不仅是名称的变化，实际上也是一种视角的转换。因为“老大学”热时还只是让人把注意力放在大学自身的历史及人物的事迹上，而“民国大学”热则让人把大学放在一个更为宽广的文化及历史语境中去考察，不仅着眼点不同，其研究目的也不同了。换句今天比较时髦的话来说，当下的“民国大学”已不是单纯的研究对象，而成了一种研究相关问题的“方法”。而我认为，南大文学院沈卫威教授的近著《民国大学的文脉》可以说就是以“民国大学”作为研究“方法”的一本示范之作。该书并非是泛论民国大学的文化或精神传统之作，而是以北大和南大（主要论及其前身“南高师－东南大学－中央大学”诸阶段）两校为基点，探讨其自身建制的变化及相互影响对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新文学及学术，乃至思想所发生的推动作用。用作者的话来说，他在这本书里做的工作就是对民国的“学统”和“文脉”之间关系作一系统梳理与批评，以发掘和激活“新的思想资源，学术资源和文学资源”。而所谓“学统”，就是“大学精神”和“学术传统”的合称，具体到北大为“激进”，南大则为“保守”，与之相关的便是两校历史上曾有过重要影响的“新青年派”和“学衡派”学术团体，前者掀起了“文学革命”与新文化运动的狂潮，以白话为尊，后者则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嚆矢，以文言为美，两相颉颃，以致“学分南北”，启“古典”与“现代”学术精神之分野，而其流风余韵亦迁延至今。

显然，从此一线索可以看出，作者意欲以现代大学为中心重写文学史以及学术史乃至思想史的努力。而该书即循框架渐次展开，从第一章“异口同声”指出清末由“东京语”到“京城声口”的“国语统一”之梦，到第二章“旧学新知”中的“文学革命”后北大与中央大学等校国文系的不同的课程设置所展现的不同的学术取向，再到第三章“雅言俗语”中对当年《国立东南大学南京高师日刊<诗学研究号一>》和《文学旬刊》之间的争论背后的文学“新旧”之辩的挖掘，乃至第四章“激进保守”中对北大的“新青年派”与南大的“学衡派”的“学脉”在大学的空间分布等，皆有史有论，别出心裁且有条不紊。作为一个业余时间也从事点文学创作的人，此前我一直有个困惑，那就是现代文学史上出身于北大清华两校的作家颇多，几可谓星汉灿烂，而同样是得天下英才以育之，此一时期的东南大学即随后的中央大学所培养出的新文学作家却寥若晨星，知名者仅有卢前，关露，陈梦家及苏青等数人。而对此问题，作者在第六章“古典现代”中亦给出了解释。这既与南北大学对待新文学教育的态度有关，也与具体的举措有关。如北大清华皆设置新文学课程，聘请新文学作家任教，而东南中央却排斥此类课程的设置，师生热衷于效仿中国传统文人修褉结社，吟诗作赋，联句射覆。在这种风气之下，即使像宗白华这样曾从事过新文学创作的人对新文学的兴趣也索然寡味了，更不要说学生了。

沈卫威早年曾从事胡适研究，有《无地自由：胡适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自由守望：胡适派文人引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等，对曾掀起新文学革命的胡适等人及北大有深入的把握。其后，他又从事“学衡派”研究，有《回眸“学衡派”——文化保守主义的现代命运》（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学衡派”谱系：历史与叙事》（江西教育出版社，2007年）等，对吴宓等人及南大前身诸校也有独到的了解，这使得他在本书的论述中能做到“南北汇通”，左右逢缘。而且，作者对新的史料的考掘与发现也使得该书的论述更加坚实，如前文提到的《国立东南大学南京高师日刊<诗学研究号一>》，虽学界屡屡征引，但却都语焉不详，而在该书中是第一次得以全貌披露。

(作者系同济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