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

核心观点

中国经济已经与世界经济密不可分，中国经济增速或高或低对全球经济以及单个经济体的影响日益显著，在国际上广泛而深入地阐释新常态这一重要观点，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国外决策者、学术界和舆论界对新常态了解越多，认同度越高，外部条件对我们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实践就越有利

新常态不单纯是一个政策倾向的表述，更是认识我国经济发展所处阶段、面临挑战和未来走向的大逻辑，是政府经济工作的根本遵循和市场经济活动的基本框架。因此，以新常态统一广大干部和全社会的认识十分重要。与此同时，鉴于中国经济已经与世界经济密不可分，中国经济增速或高或低对全球经济以及单个经济体的影响日益显著，在国际上广泛而深入地阐释新常态这一重要观点，也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国外决策者、学术界和舆论界对新常态了解越多，认同度越高，外部条件对我们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实践就越有利。

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提振发展信心

首先，通过削弱“中国经济悲观论”的理论和实践依据，最大程度地减弱其声音的不利影响，提振各界对中国经济的信心。有一部分国外人士或机构，容易成为中国经济悲观论的始作俑者、背书人或信奉者，不外乎以下几个原因：

其一是缺乏对中国经济的准确认识。宏观经济学是以西方发达国家经验为依据形成的，缺乏对中国这种跨越式发展以及迅速发生阶段性变化现象的分析框架，因而习惯性地从需求侧解释中国经济减速，看不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蕴涵的增长潜力。其二是免费搭车的心态。中国经济块头大、增速快、外向程度高，使许多国家产生依赖，特别在经济全球化徘徊和世界经济增长整体乏力的情况下更是如此。2014年，在中国经济增长明显减速、净出口对GDP（国内生产总值）　增长的贡献率近于零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和净出口增长对世界GDP和贸易增长的贡献，仍然双双超过了1/4。因此，对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夸大其词，希望中国出台刺激性政策并产生溢出效应，符合那些对中国经济产生依赖国家的利益。其三是做空中国的动机。世界之大，国际上不乏从预测中国经济崩溃获取“学术声誉”的学者，舆论在先意图做空中国的投机家也大有人在。

不论出自善意、自身利益、无知还是别有用心，上述原因造成的中国经济崩溃论或悲观论，不仅仅是影响国内外投资者的信心，更重要的是，悲观认识一旦形成并蔓延，在当前国际政治气候下，无异于在一些国家业已存在的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甚至民族主义政策倾向上添加催化剂，形成于我不利的外部经济环境和舆论氛围。因此，让更多的国外影响决策和做决策的人士了解中国的新常态特点和应对之策，可以最大限度地消除中国经济悲观论及其对决策的影响，避免各国政策针对我制订导致零和博弈效果的保护政策。

区分我国经济新常态与世界经济新平庸

其次，有助于使国内外舆论把我国新常态与世界经济新平庸加以区分，进一步增强对中国经济的信心。针对发达国家和世界经济的增长难题，国外占主流的经济学家是从需求侧和周期的角度，解释各国投资低迷和经济减速现象，并从这个角度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例如，莱因哈特和罗戈夫强调过度的债务累积以及随之而来的去杠杆化；与此呼应，辜朝明认为是资产泡沫破灭后企业改变了经营行为，不再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急于修复资产负债表，因而不愿借贷；伯南克认为是新兴市场经济体抛撒现金导致了过度储蓄；克鲁格曼以凯恩斯的流动性陷阱进行解释；而萨默斯则是把问题归咎为过低的“中性”实际利率，认为世界经济陷入“长期停滞”，因此传统货币政策不再奏效。

西方人士从需求侧认识他们自己面临的经济问题，虽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一旦任何一种或混合执行的应对政策措施奏效，也会产生对中国经济的正面溢出效应。然而，如果把类似的观点应用于解释中国经济减速，则容易干扰我们的政策抉择和努力方向，甚至低估中国改革红利和增长潜力。因此，让国际人士更多懂得新常态，讲清楚中国的新常态与世界经济新平庸的不同、我们的政策取向与西方经济学家需求侧建议的差异，以及中国经济通过改革保持中高速增长对世界经济的积极影响，可以增强人们对政策针对性和有效性的信任以及对中国经济前景的信心。

主动设置议题提出方案增强国际话语权

第三，有助于在国际重要活动中促成于我有利的共识和合作，甚至可以借助外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重大国际场合的讨论乃至交锋中，外国领导人和经济学家，倾向于从他们自身利益和理解问题的角度出发，促成国际合作中的共识和协调行动。例如，曾任美国财长的萨默斯，就对今年9月份将在杭州举行的G20峰会以及中国在其中的作用寄予厚望，期待达成最大化共识以便协调各国行动，把世界经济增长拉回原来的轨道。

然而，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与发达经济体甚至与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不尽相同，主因在供给侧，立足于此推进结构性改革至关重要。因此，我们应该主动设置议题，提出行动方案和议程，同时充分发挥配套活动和边会的作用，引导讨论方向，既尊重别人对全球经济的观点和建议，也阐明我们对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判断，努力争取国际舆论对中国结构性改革的认同，寻找双方政策取向的契合点与合作空间，明显增强我国在这些国际论坛的话语权，使论坛的舆论氛围、取得的共识和随后的行动于我有利。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