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作家的职责是什么，文学的责任是什么?我个人的理解是，文学不只是文字的游戏，更应当承载崇高的精神内涵和文化意义，为国家、民族灌注精神力量，为社会担当道义职责，为人类提供完美的精神基础。这方面，我认为是由三个基本维度组成的，一是道义，二是悲悯，三是审美。

人类社会的正常运转，必有道义原则。道义于社会，不可有须臾缺失。而文学就具有培养人之道义的得天独厚的功能。文学之所以被人类选择，就是因为它对人性的改造和净化，起到了无法估量的作用。

张扬道义乃是文学的使命，也是一种正当选择。我的作品的基本读者是青少年。30多年来，我对我的作品具有的意义理解始终如一：它们是用来给成长中的青少年打精神底子的，而道义无疑应是基石之一。帮助青少年树立正确的道德观，是使命、是责任、是我必须的选择。文学艺术工作者应当始终不渝地坚守道德高地，用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作品，警示社会、唤醒人心，行之有效地抑制假恶丑，不断激发向上向善的力量。

当然，文学彰显道义并非是赤裸裸的说教，也非光环式的道德点缀，而是含而不露，自然而然地融解于字里行间，平和地渗入人心，达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境界。

文学应有悲悯情怀。因为具有悲悯精神并把这一精神作为基本属性之一，文学才被称为文学，也才能够成为一种必要的、人类几乎离不开的精神慰藉。世界文学经典无一不是如此情怀的产物。当慈爱的主教为偷走他的银烛台的冉·阿让开脱时，我们体会到了雨果的悲悯；当葛利高里一无所有地回到顿河家乡，看到小儿子站在门口陌生地看着他时，我们体会到了肖洛霍夫的悲悯；当祥林嫂于寒风中拄着拐棍沿街乞讨时，我们体会到了鲁迅的悲悯……在沉闷萧森、枯竭衰退的世纪里，文学曾是情感焦渴的人类的庇荫和走出情感荒漠的北斗。

我们的文学若要走向世界，这一情怀无疑是不可缺失的对接点之一。近来，我在思考一个问题：我有50余种作品被国外译成多种文字出版，他们的选择是出于何种理由？　我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理解了我的作品对这一情怀的抒写。长篇小说　《青铜葵花》　写男孩青铜因芦荡大火受到惊吓而得了失语症，从此不再言语。妹妹葵花，是青铜家收养的孤儿。2016年中国少儿出版社请了一位著名的西班牙插画家，为这部作品做了新的封面和插图。封面上青铜和葵花兄妹一前一后地站着，大面积占据画面，极其真实并富有冲击力。2016年4月在博洛尼亚国际儿童书展上，我与这位西班牙画家相遇。他问我：“曹先生，你知道封面为什么是这样构图吗？　它是在说，妹妹紧挨着站在哥哥的面前，是因为她要用她的头挡着哥哥那张不会说话的嘴……”那一刻，我深深地领悟到了什么叫悲悯。我非常感激那位西班牙画家，因为他读懂了我的作品。

文学艺术的基本功能之一，就是对人类情感的作用。让人们恢复久违的激情、热情、同情，恢复那些久违的美好情感，这就是文学神圣的职责。文学艺术工作者也只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才能获得最大的幸福。

文学应有审美旨趣。完美的精神世界，是由许多维度组成的。这其中，美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维度。而文学对这一维度的生成，几乎是最有效的。文学似乎比其他任何精神形式都更有力量，帮助人类养成情调。文学能用最简练的文字，在一刹那间把情调的因素输入人的血液与灵魂。优秀的作家们用格调高贵的文字，使苍白平庸的物象一跃成为可供我们审美的对象，从而使我们的人生变成审美的人生。

“美”始终是我文学词汇系统中的关键词。我认为美的力量绝不亚于思想的力量。今年的国际安徒生奖，10个评委一致将票投给了我这样一个中国作家。我在想，究竟是什么打动了这10个来自不同国家的评委？　也许就是他们看到了我对审美价值的一贯追求吧。后来的授奖词证实了我的这一判断。

千百年来，人类之所以与文学亲如手足，不能与它有一时的分离，正在于它每时每刻都在发现美，从而使枯寂、烦闷有了清新之气，有了空灵之趣，有了激活灵魂之精神，并且因这美而获得境界的提升。文学家的天职就是磨砺心灵，擦亮双目去将美一一发现，然后用反复斟酌的文学昭示于大众，文学艺术工作者应当成为美的发现者与美的创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