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眸》是这两年做了外婆的黄蓓佳的新作，很像一本外婆专门送给外孙女的礼物，慈爱而安宁。读着书里的那些童谣，讲着自己遥远童年的“故事”，这是许多中国外婆的日常生活。在今天，许多中国外婆已经不会讲故事，或者被爸爸妈妈们剥夺了讲故事的权利，黄蓓佳的《童眸》会让正在成长中的中国孩子重温“外婆故事”的魅力吗？我这样说，也许是一厢情愿的想象，但我还是希望有的时候，孩子的爸爸妈妈能把讲故事的权利让渡一点给外公和外婆、爷爷和奶奶。这会为每一个家庭珍贵的记忆遗产得以传递创造一种可能。

《童眸》里的人物，白毛、细妹子、马小五、卫南、卫北、大丫和二丫都是在他们自己的世界里磕磕碰碰的孩子，但请注意，不要用“问题少年”来命名他们。他们中有的是与生俱来的不完满的孩子，像白毛、大丫、闻庆来，但他们的不完满不该成为我们孤立他们的理由。他们是无辜的，却不得不承担世界加诸在他们身上的各种不公平和伤害。还有的孩子，比如二丫和细妹子，在他们幼小的童年里，不得不面对家庭的变故，以弱小之躯负担家庭的重担。而马小五则是一个和我们的好孩子标准格格不入的“侠客”。黄蓓佳自己说：“他们生活在那个荒凉又贫瘠的年代，随波逐流地游荡在这个世界上，生命里从来没有‘希望’这个奢华的词语，却也竭尽所能把自己的日子过出了动静，弄出了一章又一章卑微而动人的诗篇。”

《童眸》和此前的《漂来的狗儿》、“5个8岁”系列长篇小说一样，作者黄蓓佳调动的都是童年记忆。黄蓓佳小说里的“孩子们”从来就是生存在时代的旋涡中，但即便如此，黄蓓佳更愿意做的还是从时代的喧闹中沉静下去。成长蜕变的过程是一种自我撕裂的过程，这成为一个时代的真实，也成为一个时代童年的真实。而在逝者如斯之后的回望里，黄蓓佳投射的目光中不只是怀旧和感伤。好的文学不仅仅让读者揽镜自照沉浸其中，也可能是提示性的。和黄蓓佳其他写给孩子看的小说一样，《童眸》质地纯良，充盈着诗意的理想主义，并非闭上眼睛粉饰现实。“童眸”——“那一双干净而明亮的眼睛”，是黄蓓佳想象世界的尺度，也是文学尺度。人性的复杂，构成了这个世界的千姿百态。黄蓓佳不是对世界做减法，也不是要强调一部分，遮蔽另一部分，而是在让“童眸”照亮整个世界。在她《童眸》的纸上帝国里，“所有成年人的善良、勇敢、勤劳、厚道、热心热肠，孩子们身上都有。而那些成年人该有的　自私、懦弱、冷血、刁钻刻薄、蛮不讲理、猥琐退缩，孩子们身上也有。”《童眸》的创造性在于童年世界不是假想中和浑浊的成人世界对照或对抗，而是一个具体的自足的有着自己白昼和黑夜、晦暗和明亮的世界。

黄蓓佳写作中有很多的主题，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对脆弱、渺小的生命和对自然神秘、人伦秩序所抱有的人性的爱、痛惜、体恤和宽宥。黄蓓佳不是为某个观念在写作，而是为了一种生命的需要。这应该是最本色的写作。而我们很多时候恰恰忘记了，文学远远有比观念和技术更重要的，更值得我们为之付出的东西。黄蓓佳在谈到　《童眸》　时说，“这些可爱的，有时候又觉得可恨的小孩子们，曾经都是我童年的玩伴。所以我的这本新书，说它是小说可以，说它是记事散文、是回忆录，也都可以。这些定义之间的区别，无非是我对自己的记忆做了加工，遵循了一部分事实，又想象和编撰了另一部分事实。”

那么，记忆如何参与到文学的建构中呢？我不知道有一个问题是不是可以从生理学和心理学上获得解释，就是我们的身体记忆如何转换成秩序化的文字？说到底，所谓文学就是对生活的重建——如果不是劫持，那么我们在怎样的意义上去书写“文学”的生活？黄蓓佳的文学和记忆的关系不是“劫持”，而是随便打开一扇门就可以进入她那些曾经被深锁着的往事，这些记忆有着自己的通道和起止，有着自己的形神和气息，这是文学自由腾挪的空间。而此刻作为一个叙述者，黄蓓佳放弃了所谓文字工作者的肆意妄为，把生活的还给生活，把文学的还给文学，他们都有着自由的本性，也能够在彼此的激发中繁衍和增殖，从而通向更辽远的自由。而能够保证这一切得以实现的是文学所具备的一种和生活相处的耐心，黄蓓佳日常生活亦是“卑微而动人的诗篇”。

说到记忆，说到“外婆的故事”，我们可以更深入地思考《童眸》和记忆遗产的关系问题。我们必须意识到，在“世代接替的家系链条”中，文学可以恰当地承载和表达不同阶段的精神成果；在儿童成长过程中，一部分历史教育传承往往是通过类似于“外婆的故事”这种家庭教育来完成的。黄蓓佳的儿童时代与当下的中国儿童生活的年代差异性很大，如何建立历史延续性，涉及到“外婆”如何讲好他们的少年往事。中国儿童文学作家在“记忆遗产”的问题上做得并不充分，如何做？值得深入探讨。在这方面，《童眸》是一个关于童年记忆遗产的有意义的样本。(作者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