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个被拐的娃娃获救一年后，至今仍回不了家。

 

 

 

去年8月，昆明铁路公安局开远公安处民警辗转山东、河南、福建和云南4省9市30000多公里，摧毁一贩婴家族团伙。该团伙由家族式成员纠集组成，长期在云南文山一带活动，以8000元至1万元的价格向当地收购婴儿，再以10万元至14万元贩卖到福建、山东等地。此次行动共抓获嫌疑人32名，解救被拐卖婴儿11名。

 

随后，警方全力寻找11名孩子的亲生父母，但遗憾的是，截至记者发稿前，成功率仍为“零”。警方怀疑，长期找不到父母的原因除了转卖环节复杂致使侦破困难之外，还有一种可能——孩子就是被他们的亲生父母卖掉的。

 

被解救后，11名孩子被送往开远市儿童福利院照料。日前，记者赶赴云南开远，在福利院见到了这些孩子。他们享受着崭新的硬件设施，穿着社会各界捐赠的新衣服，个个肉乎乎的，身体和精神状态都不错。

 

可是，他们的妈妈在哪儿？11名孩子还要在福利院待多久？如何才能给被拐儿童找到更适合的归宿？出生即被拐卖，辗转回到家乡，却找不到亲生父母，限于政策无法被收养……这些小家伙们的命运依然牵动公众的心。

 

被拐的娃娃过得还好吗？

 

中午时分，开远市儿童福利院二楼。“妈妈！妈妈！”小雅大声喊着，想让“妈妈”抱抱。

 

周围的其他10个孩子，也是如此。

 

11个孩子口中的“妈妈”是同一个人——护理员王双华。

 

面对眼前众多孩子的请求，王双华也没办法一一满足，只能抱一个。其他的小家伙继续躺在婴儿床上，羡慕地望着“妈妈”怀中的幸运儿；还有孩子“嫉妒”了，不停啼哭。

 

小雅是最早来到孤儿院的被拐孩子，现在非常懂事。即便王双华怀中抱的是弟弟妹妹，她也毫不在意，一直拉着“妈妈”，紧紧地跟在身边。小雅在福利院完成了从婴儿到幼儿的成长，和王双华在一起的时间最久，感情非常深，她之所以姓王，是因为福利院的惯例：谁当班接手的婴儿就和谁姓。王双华还给这孩子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雅楠。

 

在王双华心中，除了能确定小雅是个女孩，还有太多未知：小雅父母是谁？来自哪里？甚至于，连她的出生年月日和国籍都没搞清。小雅2岁多的年龄也只是推测，是医护人员根据她刚入院时的体型判断出来的。

 

很快，到了午饭时间。厨师阿姨辛苦了一上午，给孩子们准备了各式各样的饭菜——青菜肉末汤、炖蛋、米汤、奶粉、米粉。接下来，王双华要给11个孩子分配食物。孩子都是1岁多一点的年纪，吃得都差不多。只不过像小雅这样的大孩子奶粉就少些，小一点的孩子奶粉就多些。

 

给11个孩子喂食真是个考验，小家伙们一般被抱着才愿意吃，王双华就一个个抱着，边喂边哄。有时，其他婴儿床的孩子哭闹了，她不能停止喂食，还得将怀中的孩子抱起，走近哄哭闹的孩子，两者兼顾。喂完一个，她便喊来男性副班罗宏哄孩子睡觉，自己要接着喂下一个。

 

在福利院的工作记录本上，有这么一个数字：护理人数17人。这意味着如果不是11个被拐孩子的加入，福利院原本只照顾6名儿童。对从事儿童福利工作已有20余年的王双华而言，最近的工作状态就是“累并快乐着”。

 

晚饭后，夜班护理员将孩子带进活动室吹空调、玩木马、看电视。在这片被彩色包围的宝贝世界中，孩子们尽情展现活泼好动的天性，在泡沫垫上“摸爬滚打”。看见记者拍照，几个孩子还爬了过来，大眼睛忽闪忽闪着盯看镜头，伸手抢夺相机。记者蹲下来，双手向前，还真有孩子不认生，投怀送抱不说，死死地拽住记者的衣服，怎么哄都不愿意下来。

 

大多数小家伙走路还不熟练，稍不留神便会摔跟头。2名夜班护理员哄着这个，那个又“不高兴”了。

 

在福利院，护理员尽量让孩子们保持固定的生物钟，8时起床，12时午休，21时睡觉。孩子们睡觉前，护理员会给孩子们适当加餐；要是孩子半夜哭闹，她们也会起来给孩子准备点好吃的。

 

福利院有能力继续照顾好这11名被拐儿童么？

 

“肯定没问题。”福利院副院长王立艳斩钉截铁地表示，目前的照料资金由开远民政部门负责，可以有效保证，而且开远福利院曾经同时照顾过50多个孩子，照顾十几个孩子肯定没问题。

 

的确，福利院尽了很大的努力。刚被送来时，孩子中最大的不超过1个月，最小的不到一星期，而且由于犯罪嫌疑人不可能对他们精心照料，刚开始身体都不太好。福利院为每个孩子体检后，发现一名叫“小小”的婴儿患有先天性眼疾，存在双目失明的风险，必须迅速通过手术治疗。

 

“一定要让她恢复健康。”福利院立即与相关部门联系，委托开远市第一人民医院为婴儿进行手术，市民政局也划拨出专项资金，确保手术顺利进行。现在，小小和她的小伙伴们一样，都长高了，吃得肥嘟嘟的。

 

谁是他们的亲生父母？

 

在众多孩子中，一个名叫鲁昆的男孩引起了记者的注意，因为福利院通讯录显示并无“鲁”姓护理员，他的名字从何而来？“他的名字是民警取的。”王双华道出了小鲁昆的漂泊经历。

 

去年2月18日，经逐级上报，由开远铁路公安处负责的“跨省贩婴案”被列为公安部全国打拐专项行动第507号督办案件。在基本摸清拐卖儿童网络的情况后，专案组决定兵分两路开展全面收网：一路分赴云南各地，一路前往山东、福建开展收网行动。

 

小鲁昆的解救其实是一个“意外”。在山东的收网行动中，侦查人员起初并不知道犯罪嫌疑人的身边有被拐婴儿，而是在布控侦查中发现的。他们立刻启动抓捕程序，抓住嫌犯李善见的同时，在其住处将正在啼哭的孩子解救。

 

侦查人员准备顺藤摸瓜，边审讯嫌疑人边继续追查。可孩子怎么办？他们无力分身，起初准备把孩子先送往临沂福利院照料，于是，开远铁路公安处刑侦支队长林宏、副支队长梁勇以及两位侦查员带着孩子来到了临沂市。第二天早上，随行女民警觉察到孩子身上有一丝异样。“怎么孩子不哭不闹的？一直在睡觉，肯定生病了吧。”她说。

 

“不行，得赶紧送医院。”在临沂儿童医院的建议下，他们立即把孩子送往济南市山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进行救治。入院需要填写姓名，他们灵机一动，给孩子起名“鲁昆”——鲁，代表解救地山东；昆，代表家乡省会昆明。

 

经诊断，孩子患有新生儿败血症和脑膜炎。由于病情危重，医院起初劝他们放弃。

 

“毕竟是一条鲜活的生命啊。我们刚把他千辛万苦地救出来，此时放弃，良心上说不过去。”在4人的请求下，最终，医院同意了收治小鲁昆，可钱从哪里来又成了问题。

 

开远铁路刑警的破案过程非常辛苦。由于此案体现网络化的特征，他们不得不奔波各地；情报一出，他们就得猛扑过去，有时难免扑个空；而且他们经费有限，从云南到山东，他们不能坐3个小时的飞机，只能辗转3天的火车。这次为救小鲁昆，他们的工作经费不够，4人便自掏腰包垫上，共凑齐35000元，随后开远铁路公安处又汇来2万元，才解了燃眉之急。半个月后，鲁昆顺利出院。

 

据梁勇介绍，目前也有几对父母赶至公安处寻找孩子，但经过DNA比对后，均不是11个孩子的亲生父母。

 

“确认孩子是从哪里买来的，是案件侦破工作的难点。”梁勇分析，孩子大多从中越边境的偏远山村拐出，该贩婴团伙有组织、有预谋、有分工，婴儿的来源、运输、贩卖各环节之间分工明确，尤其是中间环节的几名嫌疑人做事很隐蔽，从不会白天作案，每次接送孩子都是晚上自己开车去，有时还会更换车牌。各环节的人员之间也并非都熟识，很难通过审讯得到线索。

 

“一般而言，正常的打拐是从父母报案开始，录入DNA，逐步找到嫌疑人和被拐儿童。但这个案子是从被拐婴儿入手，找寻亲生父母，可以看做一种‘倒侦’。在全国打拐DNA数据库逐步完善的情况下，如果DNA不匹配，最大的可能就是父母没有报案。眼下，不能排除父母故意卖掉孩子的可能。”他说。

 

关于孩子父母的找寻难度，梁勇举了一个例子：中间人甲和村民乙在路边小吃摊吃炸豆腐，两人口音相近，聊得愈发投机，乙不经意间说出附近某家生了个孩子，甲愿意出1万元，让乙看看能不能把孩子弄来。乙回村之后，不抢也不偷，直接敲开邻居家房门。青年父母迫于经济压力，或是非婚生因素，在相约数千元“营养费”之后将孩子卖出。乙抱着孩子，立马返回小吃摊，将其交给一直等在原地的甲。这样一来，即便抓到了甲，也不知道乙是谁、在哪里，再加上涉嫌遗弃的父母不会报案，孩子可能终生也找不到亲生父母。

 

上月中旬，微信朋友圈突然被一条信息刷屏：建议国家改变贩卖儿童的法律条款,拐卖儿童判死刑！买孩子的判无期！一时间，“严惩人贩子”、“买拐同罪”的呼声持续在舆论中发酵。最高法在回应此事时也强调，未来收买被拐卖儿童一律追刑责。但在这场舆论漩涡中，人们似乎只记得买家、人贩子，“卖家”这一隐藏角色却被忽略了——将孩子视为商品的狠心父母尽管很少，却也客观存在。

 

来自最高法的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法院审结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978件，与之前两年的1918件和1313件相比，下降幅度明显。另一方面，当前惩治预防拐卖儿童犯罪工作出现了一些新情况：采取偷盗、强抢、诱骗等方式实施拐卖儿童犯罪的发案数量明显下降，大部分被拐儿童系被亲生父母出卖或遗弃，继而被“人贩子”收买、贩卖。

 

“别说遗弃罪，偏远山区的部分青年父母甚至连法律这两个字都很少听到。”梁勇说。

 

被拐儿童能收养吗？

 

梁勇表示，警方绝不会放弃找寻孩子亲生父母。民警们还在进一步梳理案情，全面走访调查，力求获取更多的线索，尽快帮孩子们找到亲人。目前，警方已将孩子们的血液样本送检DNA，录入全国打拐DNA数据库，将来有亲生父母报案时，就能立刻匹配到自己的孩子。

 

今年4月，犯罪嫌疑人李善见已被判处无期徒刑，其他犯罪嫌疑人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自从公布了这些孩子们的照片和联系方式，开远儿童福利院的座机就成了“热线”：一开始白天“挤”得很难打进来，至今仍有人来电咨询领养事宜。曾有专家表示，案件审结之后，孩子们便有望进入收养程序。

 

“恐怕还不行。”王立艳说，“司法进程虽已结束，在相关政策上，被拐儿童还不在收养范围之列。”记者查询了相关法律法规，其中《收养法》第四条规定，下列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可以被收养：丧失父母的孤儿；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子女。目前警方并未确定被拐儿童是“弃婴”，因此11名孩子不属于孤儿，也不属于弃婴，不在上述三个类型之列，不符合收养政策。

 

兰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申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收养法》规定的“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应该解释为“包括解救后确实查找不到亲生父母的那些被拐儿童”。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佛山市公安局高明分局副局长梁志毅曾提出建议，修改《收养法》，增加一种收养对象，并给出了明确的查找时间限制：被拐卖解救儿童若在1年内经过寻找还找不到亲生父母的，就应该被依法收养，以此保护被拐儿童的合法权益。

 

如果在找不到亲生父母的情况下，收养政策又不改变，11名儿童会永远待在福利院吗？对于这个问题，王立艳没有回答。

 

就福利院的硬件条件而言，确实不错。作为民政部儿童福利院“蓝天计划”项目之一，它有孤残儿童床位60张，内有儿童居室、活动室、康复室、水疗洗澡室、西餐间、图书室、电脑室、电视室，还配备了康复器材、电梯等设施。“可孩子成长不光需要物质，还需要精神上的交流培养，福利院很难做充分。”从一名父亲的角度，梁勇认为，长期待在福利院对孩子的成长不利。他也提出了建议：“如果收养不行，能不能先进行不转移监护权的寄养？”

 

“很遗憾，关于被拐儿童的寄养，国家依旧没有政策。”开远市民政局分管社会福利的副局长耿志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为了让11个孩子有更好的归宿。目前，开远民政已将此事上报省级民政部门，建议上级单位修改被拐儿童的寄养、收养政策。我个人认为，孩子长期待在福利院肯定不行，5岁之后孩子认知能力变强，那时必须进入寄养或者收养程序，让孩子在家庭中成长。在政策修改之前，福利院以及开远民政将全力保障11名被拐孩子的生活。”

 

专家访谈 应尽快出台《儿童福利法》

 

日前，就11个被解救孩子的命运问题，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在他看来，来自边境贫困地区的11个孩子刚出生便被迫和父母分离，被铁路民警解救后，却又无家可归，有可能长期住在福利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悲剧”。

 

文汇报：由于一直没有找到亲生父母，孩子们在福利院生活了近一年，而且时间很有可能继续延长。您如何看待这些被解救孩子的处境？

 

王振耀:被拐孩子能被解救出来并不容易。被解救后，福利院率先承担照顾孩子的责任，这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这个时间不宜过长。孩子到现在还待在福利院，实在是“非常大的悲剧”。

 

你可以说已解救的被拐儿童不符合官方的“孤儿”认定标准，没有针对这类孩子出台相应的收养政策，甚至连相应的寄养政策也没有。但未来的政策肯定会按老百姓的需求来调整。新政策出台之前，民政部门应以孩子为大，“特事特办”。

 

文汇报：如何“特办”？

 

王振耀：今天，我们仍要发扬“宋庆龄精神”——少年儿童的培养是不可以等待的。要尽快将孩子送到家庭先寄养起来，越快越好。婴儿期是培养依恋情结等意识最重要的时期，说孩子3岁或者几岁之前认知能力较弱的时候可以一直待在福利院，这是错的。

 

其实，此次暴露出的问题还是因为社会进步才凸显的。早期，我国的福利机构发展水平较低，福利院经费、人员有限，根本无法让孩子好好生活。现在福利院有能力了，人们需要思考的是如何让孩子生活得更好。

 

福利院是守护孩子的最后一个摇篮，但不是唯一的办法，更不是最好的办法。瑞典就规定，一所儿童福利院收养的孩子最多不超过20个，不能太多了。美国甚至设想“消灭福利院”。孩子应在家庭中养育，这是一个常识，全世界都支持。

 

由于寄养家庭不具有孩子监护权，再加上由于政策原因，照料被拐儿童是拿不到孤儿养育津贴的。国家需要在加大宣传动员力度的同时，在经济上给予一定的补贴，促使爱心人士尽早接收被拐儿童。寄养之后，包括福利院在内的民政系统，应该成为指导者、管理者和监督者，让孩子更好地在寄养家庭中成长，免遭侵害。

 

文汇报：有些声音说，在边境地区，部分出身贫困家庭的孩子，如果能在山东、福建等经济发达地区生活，说不定会得到更好的照顾，总比现在待在福利院好。对此，您怎么看？

 

王振耀：在社会文明程度越来越高的今天，国家对拐卖和收买儿童的打击力度不断加强。社会应当树立这样一种观点：不管出于什么理由，绝不能将孩子当商品卖。

 

实际上，不止在边境地区，处于祖国腹地的部分山区同样面临这样的“弃婴”困局：青年父母法律意识淡薄，经济穷困潦倒，生下孩子后索性交给“好心人”抚养。对此，需要从两方面下工夫：一方面，加强法律宣传，强化“遗弃入罪”的概念；另一方面，尽力为困难家庭出生的孩子，特别是残疾婴儿，发放足够其成长的补贴。要知道，如果不是万般无奈，父母断然不会接受骨肉分离的痛苦，国家应对这些无力的父母给予一定的支持，让孩子避免一出生就受到离开亲生父母的惊吓。

 

文汇报：除了上述努力，国家还能为找不到父母的被拐儿童做什么？

 

王振耀：在儿童保护上，我们停留在“要”的阶段，各级行政部门都说“要重视”、“要落实”，但具体措施不够。应当说，我国的儿童福利体系还很滞后，国家在管理体制方面能做的还有很多：首先，孤儿的认定标准、认定程序有必要逐步放宽。根据前几年的统计数字，美国有200万左右的孤儿，而我国总人口超过13亿，孤儿却只有不到60万，这与孤儿认定标准过严密切相关。我认为，已解救却找不到父母的被拐儿童，理应享受孤儿养育津贴，这里面的残疾儿童，还应享受残疾儿童津贴；其次，建立现代儿童福利行政管理体系，我国应有更高规格的儿童福利机构。在国外，很多国家都设立了专门的儿童福利局、甚至是国家儿童福利事业部，而我国的儿童福利机构一般设置在各地民政局社会福利处之下，远远不够；其三，培养更多专业的儿童照料公务员。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很重要的一点便是专业化，只有经过培训，拿到专业资格认证的儿童福利工作者，才有能力固定地、职业地照顾儿童，而且要沉入社区、村落，不是临时性的照料。美国新泽西州有700万人，拥有7000名儿童福利公务员，平均1000人就有一个；而我国全国加起来也不比人家一个州多多少。最后，还要尽快出台《儿童福利法》，以支持整个儿童福利事业。这部法律应该包括对待儿童的态度、各种福利设施、管理架构，一定要全面、系统。

 

要完成儿童福利体系的构建，需要一笔资金。但这笔资金目前看起来是可以承受的，何况，国家资金就应用在自家孩子身上，对他们不必吝啬。

 

文汇报：在照料被解救孩子的过程中，民间力量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王振耀：儿童福利不仅有关国家责任，也关乎社会责任。总的来说，我国民间组织在彼此协作之外，需要和其他国际儿童福利组织合作，创新儿童照料项目或者示范区，同时多关注政府的各项创新，和各级政府展开良性互动。

 

就这类孩子而言，在境外，除了送往家庭寄养，还可送到社区儿童机构这种同属小环境的“类家庭”中成长。未来，我国的社区也应组建类似机构，政府若无力全部顾及，就可以参考香港的模式——政府通过购买服务，委托民间专业力量成立社区儿童庇护所，这会成为很好的儿童救助补充力量。

 

文汇报记者 赵征南 通讯员 李鸣放 徐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