饿了吃饭，病了吃药——在申先生身体健朗的时候，他和子女对养老生活的规划不过如此。现在，他中风卧床，要维系生活，就必须面对远比吃药复杂的医疗护理。一家人都想知道，怎样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好的老年生活。

这也是公共服务部门思考的问题。在上海社会还很“年轻”的时候，养老问民政、看病找卫生的办法尚且管用。而现在，上海老年人占户籍人口的比例达到28.8%，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3个百分点，不断增长的人均预期寿命，拉伸了老年生活的长度，也放大了“医养结合”的需求。

进老年护理院，要等待也要凭运气

要过“医养结合”的生活，申先生有好几种选择。

最理想的是入住老年护理院，那里有专业的医疗护理和生活照护，最适合申先生这样刚刚出院、处在康复期的高龄老人。护理院的床位费和护理费都纳入医保，从申先生的角度来说，经济实惠。

但是，老年护理院不好进，护理床位常年稀缺。刊发于2014年5月《中国卫生资源》的一篇名为“上海市老年护理床位配置现状及问题”的论文显示，上海的老年护理床位平均使用率为89.6%，有的老年护理院的床位使用率连续几年高于100%，始终超负荷运转。2012年上海的老年医疗护理机构共有床位15626张，65岁及以上老人每1000人占有床位6.4张。护理机构老人平均住院天数110天，超过3个月的社区住院医保报销上限。

该论文指出，调研发现，5.4%的社区老人有入住老年护理机构的需要，但没能入住。社区老人中，经医生诊断应该入住老年护理院而没有入住的比例达到4%。

“比起一般的养老床位，上海真正缺少的是老年护理床位。”徐汇区民政局局长施涛分析，护理床位的缺口其实是养老领域医疗资源供给不足的表现。

“一床难求”的局面下，申先生如果想入住护理院，需要等待，也需要运气。

不少养老院实质成了护理院

另一个办法是入住养老院。

养老院的功能是为老人提供长期的生活照护。在上海，除了两成拥有内设医疗机构的养老机构，其他养老机构都没法提供医疗服务。即便是建有内设医疗机构的139家养老机构，具备医疗护理技术和人员的也不多。

“按理说，养老院收住的老人健康状况要好于护理院收住的老人。但是现在，我们这里的老人和护理院老人的区别越来越小，有些老人的病情比护理院的还重。”闵行区社会福利院院长陈方说，庞大的社会需求使得一些养老床位承担了护理床位的功能，比如闵行区社会福利院的老人有67%需要24小时的全护理，他们基本都是丧失了部分或全部生活自理能力的失智失能老人。

申先生想在养老院得到良好的照顾，问题不大。调研显示上海养老床位入住率不足70%，入院门槛低于护理院。只是，养老机构资源存在分布失衡，有些市区公办机构人满为患，部分民办或郊区机构则门可罗雀。

不过，如果每个类似申先生这样的老人都去养老院，上海目前难以承受。沪上主流媒体的公开报道显示，2013年上海失能失智和半失能失智的老人约占沪籍老年人口的6.7%，约有25万人。就算倾其所有，上海现有的11.5万张养老床位也不足以接纳这些老人。

“目前养老机构不设护理床位，没法报销床位费和护理费。养老机构应该开设护理床位并纳入医保报销。”陈方希望的局面很快会出现，2014年出台的《上海市养老设施布局专项规划》提出，到2020年全市养老床位数要达到户籍老年人口数的3.75%，其中1.5%是老年护理床位，由医疗机构、养老机构各安排0.75%，届时上海要建成7到8万张老年护理床位。今年上半年，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养老机构内设护理床位将纳入医保。

“考虑到医疗资源的总量，建设1.5%的护理床位已是目前所能做的最大限度。”陈方表示。

高龄护理计划的参考价值

为了应对供需失衡，民政、卫生部门在养老床位和老年护理床位的建设上连续多年“加码”，并试图通过医疗资源对养老领域的开放渗透，多渠道缓解目前的紧张局面。比如要求符合条件的养老机构开设内设医疗机构，要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辖区养老机构提供医疗服务等。推出社区高龄老人医疗护理计划（以下简称“高龄护理计划”）试点，也是出于同样的背景。

看过了护理院和养老院的行情，再考虑到申先生是个非常恋家的老人，高龄护理计划真的还是“鸡肋”吗？站在公共部门的立场，让高龄护理计划覆盖更多老人，是不是比建设护理院更简便易行呢？

“上海一直说要搭建不同梯度的养老服务，所谓‘梯度’，就是针对细分的养老需求提供细分的养老服务，利用现有的盘子尽可能地服务更多的老人。”施涛说，政府的公共服务类型和项目不怕多，关键在于政策设计上要明晰边界，确保精准执行。高龄护理计划作为试点计划，遇到问题在所难免，而它作为一项意图明确的医养结合方案所反映出来的问题，也许对上海的医养结合工作有着普遍的参考价值。

文汇报记者 钱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