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拉瓦乔《果篮》

 

 

 

电影《恋爱中的莎士比亚》剧照(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谈瀛洲

 

一

 

意大利画家卡拉瓦乔跟莎士比亚是同时代人。他生于1571年，比莎士比亚晚7年，死于1610年，比莎士比亚早6年。

 

在1590年代后期，卡拉瓦乔画了一幅名叫《果篮》的静物画。这是他相对早期的作品。在这幅画里，他画了一个藤编的篮子，里面堆满了水果，有苹果，有桃子，有梨子，有榅桲，有无花果，还有几串带霜的葡萄，桃子和葡萄还带着叶子。

 

如果我们看得仔细的话，就会看到苹果上有一个明显的虫洞；有一片葡萄叶子已经干得皱缩起来了；几片桃叶也已开始卷曲，上面还有虫子咬出来的破洞；一串葡萄最上面的几粒，已经干缩成了葡萄干了。也就是说，这是一篮有毛病的水果，是一篮被虫子、病菌侵蚀过，正在腐坏、变质的水果。

 

我们也许会问，要画水果的话，为什么不画些新鲜、诱人，或者说完美的水果呢，就像在卡拉瓦乔之前和之后的许多静物画家所做的那样？　完美的水果更“漂亮”，不是吗？

 

这显示了卡拉瓦乔的极端的现实主义，或者说自然主义。生活在文艺复兴晚期的卡拉瓦乔，抛弃了文艺复兴极盛期的大师拉斐尔和米开朗琪罗的理想化。因为在现实里的水果，常常是不完美的。尽管我们仔细挑选，回家还是会发现有的有虫洞，有的有摔伤的地方。放久了还会发霉、腐烂。但我们要求于艺术的，常常是它比现实要完美。

 

卡拉瓦乔就拒绝了这种理想化，即便是在画一篮水果的时候。

 

尽管这粗看是一幅装饰性的静物画，卡拉瓦乔却赋予了它深刻的寓意：生命并非只有丰美、甘甜，还有着疾病、衰败与死亡。他画的静物不单单是静物。他画的水果是水果的戏剧，或者说是生命的戏剧。

 

二

 

莎士比亚在他的戏剧里面，也写到了人性的两面性、人类处境的两面性。

 

《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在1598年到1602年之间的作品。它可能是莎士比亚最著名的一部作品。学者们在谈到　《哈姆雷特》　的时候，经常会引这段话：“(哈姆雷特：)　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作品!　他的理性多么高贵!　才能多么无限，动作多么敏捷，体形多么令人赞叹!　行为像天使，悟性像天神!　宇宙之至美，众生之灵长!”一般他们都只引到这里，后面有一个否定性的转折被选择性地忽略了，因为只要再多引一句，我们就会发现哈姆雷特接着说：“但在我看来，这尘土的精华又算得了什么？”就这一句，把前面所说的全否定了。

 

这段话里暗含着一个上帝按自己的形象以尘土造人的典故，所以哈姆雷特称人为一件“作品”(work)。这件“作品”有很多像天神一样的伟大能力：他有理性，有音乐、绘画、文学等方面的各种创造能力；他有像天神一样的美丽外貌，能做出敏捷优雅的动作。但是他还是上帝造的，并且材料是低贱的尘土，因此他有青壮年美丽、精力充沛的时候，但也会生病、衰老、死亡；他有创造性、建设性，能做出许多美丽的东西，但他也会有强烈的破坏冲动，毁灭许多美丽的东西；他能够向善，做许多好事，但他也会受恶的引诱，甚至做出十恶不赦的坏事。

 

《哈姆雷特》　全剧所凸显的，正是人类的这种双重性。比如哈姆雷特在杀死波洛涅斯之后，罗森格兰兹追问他尸体的所在，他却答道：“和泥土混在了一起。他原是泥土的亲属。”他进而思考肉体的速朽，和生命的轮回：“我们喂肥了其他动物来喂肥自己，而我们喂肥自己只是为了给蛆虫享用。”“人类可以拿吃过国王的蛆虫去钓鱼，再吃那吃过蛆虫的鱼。”

 

哈姆雷特进而从人生的无常，思考起行动的意义来。

 

在这出戏的第五幕第一场，哈姆雷特和霍拉旭悠闲地看着两位小丑挖坟　(他当时还不知道就是奥菲利娅的坟)，他们一边抛出前人的尸骨　(因为教堂的墓地空间有限，所以常常需要挖出入葬已有一些年份的人的尸骨，给后来者腾出空间，以前在西方这是常有的事)，一边无动于衷地开着玩笑，唱着歌。这时，哈姆雷特又开始谈论起生死：“亚历山大死了，亚历山大埋了，亚历山大归于尘土，尘土便是泥巴，我们用泥巴做成烂泥。难道他们没有可能用亚历山大所变的那团泥巴，来封啤酒桶吗?”

 

也就是说，连亚历山大大帝那样建立过伟大功勋的帝王，死后也不过归于尘土，那么一般人的行为，究竟还有什么意义呢？

 

一开始从父亲的鬼魂那里听说他是被叔父谋杀的消息以后，哈姆雷特并不是很愿意采取行动的。他感叹道，“这是个颠倒错乱的年代。哦，可诅咒的命运，恶意安排我生了出来，去重整乾坤!”他埋怨命运为了捉弄他，给他派了个他并不愿承担的重大任务，所以他要诅咒它了。

 

哈姆雷特对做国王并不太感兴趣。他更喜欢在威登堡　(Wittenberg)　做他的大学生　(这其实是莎士比亚所犯的一个时代错误。德国的威登堡大学建于1502年，而戏中的哈姆雷特则生活在基督教传到丹麦之前的年代里)，读他的书，作他的沉思去。在参加完父亲的葬礼后，他最初的想法，是回到威登堡，但被克劳狄斯阻止了，为的是把他留在眼前，加以更好的监视。

 

他跟克劳狄斯的过节也主要不是后者抢了他的王位，因为当时丹麦的王位并非世袭，而是推举的　(推举时也注重王族的血统和前任君主的举荐。如果哈姆雷特的父亲是寿终正寝的话，他没有理由不在死前举荐自己已成年的儿子，而哈姆雷特也没有理由不被推举为国王。正是因为他的暴死，哈姆雷特当时又在国外，而克劳狄斯想必也玩了一些花样，使得自己被推选为国王)，而是他谋杀了他的父亲，又奸通了他的母亲。

 

父仇不得不报。人民不得不救。因为在这出戏一开始，克劳狄斯就被描述成了一个坏国王：他最大的毛病，就是好酒。这在一般人身上，也许并不是一个了不得的毛病，但好酒的国王，没有一个不荒废国事的。

 

而作为他父亲唯一的儿子，和丹麦王位最直接的继承人，这事除了哈姆雷特，又无人能做。

 

所以，尽管是自己不情愿做的事，尽管心里多命运满怀着怨恨，但如果天降大任于己，无可奈何，硬着头皮也要做。

 

这就是哈姆雷特的勇气。

 

三

 

是率性而为，还是忍辱苟活　(Tobe,ornottobe)：这是个问题。

 

(存在还是不存在：这是个问题。)是默然忍受暴虐的命运射来的矢石

 

还是拿起武器，通过奋战扫清如海的烦恼，更为高贵呢？

 

这段话的第一句，“Tobe，ornottobe”，也许是莎士比亚最有名的一句名言了。许多没有读过莎士比亚的人，也知道这是莎士比亚的一句名言。

 

对be这个词的理解，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将其理解为“活”，那么nottobe就是“不活”或者说“死”；另一种是将其理解为一个哲学上的术语，也就是“存在”。我是同意后一种看法的。因为哈姆雷特既是个大学生，在剧本中，他又是个好作深思的角色，所以他考虑问题，肯定是站在哲学的高度。

 

西方哲学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就在讨论“存在”的问题。这位古希腊哲学家认为，存在表现在10个范畴上面，那就是实体、数量、性质、关系、何地、何时、所处、所有、动作、承受。他这是把人和物合在一起说的。我觉得，对人来说，特别有意义的是他提到的最后两个范畴“动作、承受”，也就是所施、所受，他对别人做了什么和别人对他做了什么。对人来说，别人对他做了什么，和他对别人如何反应，实际上是存在的一种重要方式。

 

而对20世纪的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来说，行动是人存在的一种基本方式。存在就是行动。而人的自由，实质上就是选择行动的自由。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选择，不行动，我们就不存在了。哈姆雷特所面对的，正是一个重大的选择。

 

在这里，莎士比亚首先给了我们一个选择，Tobe，ornottobe，也就是，“存在，还是不存在？”换句话说，在克劳狄斯对他做了那些事以后，自己到底是按自己想望的方式行动，还是不行动？

 

但因为“存在”这个词进入白话文的历史还较短，还是没有被归化为文学或诗的语言，所以我觉得也可以采取意译的方式，将这句话译为“是率性而为，还是忍辱苟活”，同时让这两种译法并列，让读者各取所爱。

 

在提出“存在，还是不存在”这个问题之后，莎士比亚马上觉得它过于抽象，所以又加了一句作为解释：“是默然忍受暴虐的命运射来的矢石/还是拿起武器，通过奋战/扫清如海的烦恼。”在第一句里面，莎士比亚给了我们一对选择；在第二句里面，他又给了我们一对选择。它们之间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也就是说，“存在”对应于“拿起武器，通过奋战/扫清如海的烦恼”，而“不存在”，则对应于“默然忍受暴虐的命运射来的矢石”。

 

在这里，莎士比亚显然是在借战争做比喻。当敌人来进攻的时候，是默然忍受，任其宰割呢，还是拿起武器，奋力战斗？

 

作为一名武士，哈姆雷特的答案是不言自明的。是的，武士。他不但是个知识分子，还是个武士。因为他是一名王子，而西方封建时代的王室成员与贵族，就是一个专门的武士阶级。哈姆雷特的剑法还非常高明，在决斗中能胜过雷欧提斯。他的父亲也是一名伟大的武士。

 

当然，战斗的一个结果，可能是死。所以他接下去说，“死，不过是睡眠———/通过这睡眠，可以说我们结束了/心中的伤痛，与肉体注定要接受的/那无数打击。这是我们/衷心期望的结局。”

 

也就是说，死也没什么了不起，因为我们本来就是要死的，而且死可以让我们结束种种的挣扎，最终得到休息。

 

所以，经过了犹豫、拖延，哈姆雷特最后发出了奋力的一击，与杀父仇人同归于尽。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莎士比亚非同寻常的戏剧天才，与这出戏内在的钢铁般的逻辑。

 

拒绝片面化、脸谱化，而把人看成一个复杂的、具有两面性的那么一个存在，写出人性的复杂性，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一批大师们的共同特点。不同于文艺复兴极盛期在新柏拉图主义影响下的理想化倾向，这也是一种文艺复兴的精神，也是我们今天还要阅读莎士比亚的一个重要原因。

 

(作者为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教授、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