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夏衍（左）与曹禺（右）在广州重逢

 

 

 

1942年10月年雾季公演时，夏衍创作的《法西斯细菌》上演，白杨（后排左一）、周峰（后排右一）主演

 

（本版照片由夏衍家属提供）

 

 

 

1937年8月7日，上海蓬莱大戏院公演《保卫卢沟桥》

 

70年前的1945年8月15日，重庆《新华日报》社。正是截稿和拼版的时候，传来了日本天皇发布投降的《终战诏书》，整个报社沸腾了……正在报社的代总编辑夏衍一夜未眠，当他凌晨看完清样下山进城的时候，整个重庆锣鼓与欢呼响彻夜空！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战，终于迎来了胜利！

 

夏衍是在1942年4月9日从沦陷的香港脱险抵达重庆的，任中共南方局重庆办事处文化组副组长。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他一手握笔办报，另一手扛起了戏剧抗战的大旗。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他团结了一批文化界、戏剧界人士，开展大规模的戏剧抗战活动。连续4年的“雾季公演”，上演了200多台救亡爱国戏剧，不仅创造了中国文化史上的话剧黄金时代，更是极大的鼓舞了民众团结抗敌的必胜信念。

 

抗战使夏衍有了新闻和文艺两面作战的实践和经验，他深深地懂得，新闻的宣教可以是匕首，是刀枪。可是，文艺的力量却有可能是氢弹！在抗战的烽火中，夏衍不仅四方奔走为未来的新中国凝聚起一批文化戏剧中坚，同时自己也写下了《法西斯细菌》、《上海屋檐下》、《复活》、《芳草天涯》等一批优秀剧作。本报特邀夏衍孙女、中国电影资料馆研究员沈芸，讲述戏剧抗战活动中，那个作为文化人的夏衍。

 

——编者

 

1937年，文人之笔亦如武人之剑

 

时间：一九三七年四月，黄梅时节的一日间。

 

这是一个郁闷得使人不舒服的黄梅时节。从开幕到终场，细雨始终不曾停过。雨大的时候丁冬的可以听到檐漏的声音，但是说不定一分钟之后，又会透出不爽朗的太阳。空气很重，这种低气压也就影响了这些住户们的心境。从他们的举动谈话里面，都可以知道他们一样地都很忧郁、焦躁、性急……所以有一点很小的机会，就会爆发出必要以上的积愤……

 

——《上海屋檐下》第一幕这是我祖父夏衍在1937这一特殊的年份里所创造的一个巨大的隐喻系统，这是前夜，压抑而胶着。“抗日战争快要到来了，不应该写得太灰暗，所以这里我也用了隐喻的笔法。在剧本里借用赵振宇的话，说天是不会永远下雨的，恼人的黄梅天气总是要过去的，一阵大雷大雨，晴朗的太阳终于要出来的。”他在1956年是这样回忆的。

 

1937年注定是不同凡响的，这一声惊雷是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那一场暴雨便是上海的“八一三”大轰炸。“剧本是在七月下旬脱稿……我们在8月1日读剧本，3日开始排戏，预定八月十五日上演。可是，在8月13日这一天，全面抗战的炮声响了！”

 

卢沟桥事变后，上海很快掀起了一场空前的抗日救亡运动，文艺界迅速地行动起来了。7月15日，上海剧作家协会在夏衍的提议下扩大改组为中国剧作家协会。大家决定要抓紧排一部新戏，替换《上海屋檐下》，在大剧院公演，以壮声势。夏衍回忆说：“洪深首先提出要我参加集体创作，主要的任务是：每一场戏写完之后，要我做一点衔接、加工和润色的工作。这是一种宣传鼓动性的‘群戏’，不要求太多的艺术加工，所以我也就随口答应了。”这部戏就是《保卫卢沟桥》，该剧的上演是中国话剧史的大事件。这部集体创作的三幕剧，剧本由17人共同创作，最后由夏衍、郑伯奇、张庚、孙师毅四人整理。8月7日在上海蓬莱大戏院正式公演。就在这场演出的后台，中国文艺界又产生了一个更大的壮举，决定组建救亡演剧队，分赴各地活动，动员群众实行全民抗战，各队自20日起先后出发。1938年10月，这十几支演剧队会师武汉以后，经过整编归属国民党政治部三厅领导，改名为抗敌演剧队。夏衍与这十几支演剧队一直保持着单线直接领导的关系。

 

仅仅一个月的时间，夏衍自己的故事也处在了新旧交替之中，每一天都有可能发生轨迹性的变化。7月到8月，是他最为忙碌日子，不可开交，他用了“风云激荡”四个字来形容。

 

抗战的大趋势面前，《上海屋檐下》的不能如期上演，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情。随后，他在“上海杂志公司”出版的初版本中，写下了一段话：“这个戏的不能上演，在我感到的决不是失望，而只是兴奋和喜悦。抗战的喜炮应该送葬掉一切旧的感情、旧的故事、旧的剧本，而催生出许多更兴奋、更激动、更有助于我们民族解放的作品。”

 

此后，他的主要精力转向周恩来给他布置的新任务，用公开文化人的身份在各阶层和国民党上层搞统战工作，并且协助郭沫若办一份国共合作的报纸《救亡日报》。

 

风起云涌中的他，同时握住起了手中的两支笔。在新闻方面，办报、时论是他的正面战场，以笔代刀！在另一个戏剧的舞台，他委婉迂回，长袖善舞，用文艺的柔性直击人心，为此，他特别地强调是“戏剧抗战”，而不是“抗战戏剧”。

 

1938年—1941年，心向江南

 

距离《上海屋檐下》，夏衍已经有一年半没有新剧作问世了，这期间他辗转于广州、香港、武汉、桂林之间，全力办报。

 

广州，1938年8月的一天。在《救亡日报》的茶会上，一位年轻的读者站起来说：“在抗战中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能写剧本的应该贡献出剧本。”对于夏衍这一年来写作上的“怠慢”，他用了“吝啬”两个字。夏衍答应这位读者要尽快拿出一些好剧本来。

 

正好赶上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决定在10月举办中国第一次戏剧节，约稿立刻就来了：“你给我们写一个可以上演的剧本。”“什么时间交卷？”他问，“预算排三个星期，你在9月20号以前交稿吧。”负责催稿的蔡碧青回答道。夏衍是有名的写稿快手，但还是决心逼一下自己。

 

《一年间》创下了他写剧本的最短记录，只用了12个上午。“我决定了分出每天上午的时间，第一个兴起整理材料和结构，第二周的第一天开始执笔，写作的时间规定了两个星期的上午，这在我的确是一次冒险，我从这天起谢绝了来客，把自己反锁在上九东路那间使我至今不能忘怀的洋铁店的三楼。9月19日，在预算之前一天，我草率地完成了这一工作。”

 

剧中的江南乡绅刘爱庐一家，其实就是夏衍生活在沦陷区的亲人，有着他的岳父蔡家和二姐袁家的影子。“在抗战中，这些小人物都还活着，而且，在一个不很短的时期之内他们都还要照着他们自己的方式生活下去，一种压榨到快要失去弹性的古旧的意识，已经在他们心里抬起头来，这就是他们的民族感情。”他熟悉他们，没有把他们写成大英雄，只写了他们在1937年8月到1938年8月这一年间的思想波动和变化，同时寄予了他们深刻的情感，当然也包括了他自己“抛妇别雏”后，“身在南国，心向江南”的思乡之情。

 

“颠沛三年，我只写下了三个剧本：在广州写了《一年间》，在桂林写了《心房》和《愁城记》。这三个戏的主题各有不同，而题材差不多全取于上海——一般人口中的孤岛，和友人们笔下的‘愁城’。为什么我执拗地表现着上海？一是为了我比较熟悉，二是为了三年以来对于在上海这特殊环境之下坚毅苦斗的战友，无法禁抑我对他们战绩与运命表示衷心的感叹和忧煎。”

 

的确，与战前的《上海屋檐下》比较，这又是一个隐喻：“想写一个文化青年由小圈子断然跳到大圈子去。”这里面有着夏衍自己的影子，田汉的眼睛是雪亮的，他写在了《序<愁城记>》一文里：

 

“——哦，你太太呢？她还在上海吗？”我忽然想起了在上海时我们过从甚密的他那贤美的夫人。

 

“她到香港来过一次，因为生活的艰窘，儿女的累赘，比以前老多了，头发也白了些了。”

 

“哼，可是你自己却一根也没有白。”我望望他的头。

 

“我家里没有白发的遗传。我母亲很大的年纪了，头发还是青的。”

 

“我们家恰恰与你相反，我母亲头发纯白了；我们兄弟都白得早。——可是你为什么不接你太太来呢？”

 

“因为儿女都在上海，那时她觉得还是住在那儿便当，所以又回上海去了。但后来不成了。最近来信，米不容易买，她每天只能吃两顿稀饭……”

 

“你怎么办呢？”

 

“有什么办法？现在也管不了许多了。”这样说着他的眉宇间显然地飞上了深深的忧郁，他怎能保证他自己永不会白头发呢？

 

但夏衍是可信的。他告诉我们该走向大圈子里去。他自己就是首先从小圈子里跳出来的人。

 

……

 

田汉这篇文章写于1942年，夏衍在半个世纪后想起那一天田汉冒着雨，采来杜鹃花，赶到机场为他送行的情景，他这个不轻易流泪的人，眼眶依然湿润了。

 

同时，还有一个人懂夏衍的戏，周恩来。周恩来看过三遍《愁城记》，针对《新华日报》上的一篇批评文章，周恩来认为，作者没有懂得夏衍的话剧风格。这是一个戏剧爱好者的周恩来，作为一位领导人，此刻，他更像是一名观众。

 

抗战时期一直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并担任周恩来与文化界联系人的张颖回忆说：

 

“我记得在1941年冬，中华剧艺社演出夏衍的《愁城记》，这是描写上海沦陷后的一群知识分子的平凡生活的，剧本写得比较平淡，演出上座率不高，恩来同志让我写一篇评介文章，我答应了，但我看过剧本和演出后，觉得这篇文章不好写，动笔了两三次都没有写出来，我不经意地放弃了。

 

岂料过了三天，恩来同志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我站在他桌前，他严肃地问我：‘你的文章写了吗？“当时我一愣说没写。他问为什么不写。我说不好写，写不出来。当时他就有点不高兴地说：”不好写就不写了?这是交给你的任务。’当时我心里有点委屈，还感到恩来同志有点不讲理，说写不出来就不写呗。说完这句话我转身就要跑出房间，这时忽听到恩来同志把手一拍桌子，大声说：‘你给我回来，怎么这样没规矩？这是领导在给你说话呢!’我大吃一惊，从来没见恩来同志发这么大的火。他接着说：‘你有没有组织纪律？任务可以随便不完成吗？戏好你可以赞扬，不好可以批评，这是责任，今天晚上就写出来，明天见报。’

 

我一边掉着眼泪，一边慢慢退了出来……于是我拿起还没完成的稿子，继续写。忽然我感到有人走到我身后，回头一看原来是恩来同志，我一惊，立刻站起来低下头，他见我这样，用手把我按回凳子上，亲切地说：‘年轻人难免有错，改了就好，稿子写得怎样了？’我眼泪就要掉下来，我说：‘马上就完稿了，但写得不好。’恩来同志笑笑说：‘过一会儿叫编辑部来取稿吧！’”（张颖著《文坛风云亲历记》，三联书店2012年1月出版）

 

文艺的宽度，既要激发大众，更要团结小众。全民抗战就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与郭沫若的大江大河和田汉的惊涛骇浪相比，夏衍的戏剧始终是涓涓细流，白描、清淡，但隽永。与他（19）30年代创作的电影剧本相比，他抗战时期写的话剧，少了原来直奔主题的“宣教”色彩，笔触中倾注了许多“作者论”意义上的个人命题。

 

雾季公演，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从1941年开始的重庆“雾季公演”如火如荼，每年10月到第二年的5月，大雾锁城，不利于日军轰炸，全城演戏看戏，成就了中国话剧史的一次高峰。第二季公演郭沫若的《屈原》轰动了雾都，而夏衍已经从香港经桂林到来重庆，他在周恩来的指示下，与金山、于伶和司徒慧敏等筹办中国艺术剧社，同时，在这一年写出了他的名作《法西斯细菌》。

 

老友应云卫是一位可爱的戏剧狂人，关于他的“逼债”，夏衍说：“老实说，我有几个剧本都是他逼出来的，如《上海屋檐下》、《法西斯细菌》以及《复活》，都是被他逼出来的，说实在的，我是被他的行动感动了。1942年夏天，我住在天官府郭老家的楼上，重庆的夏天，天气热得不得了，我就开着房门睡在地上。半夜十二点我睡得挺香，突然一个人倒在我的身上，吓了我一大跳，打开电灯一看，原来是云卫。他说：‘今年雾季没有戏演了，你非给我写一个不可。’逼我8月底交稿。他就坐在地上不走，我感动了，一口答应写，8月底一定交稿。但我对他说：‘我写出来能不能检查通过，没有把握。’他说：‘国民党检查的事，我有办法对付。’《法西斯细菌》写完后，我把剧本交给云卫，他看也没有看，拿了就走，对我说：‘我保证，最好的演员，最好的导演，把这戏演好。’”

 

故事的灵感来自于两位医生，即在开明书店单行本出版《法西斯细菌》时扉页上的“献给W（吴）和T（丁）”，“我到重庆不久就遇到阔别多年的丁瓒，认识了也刚从香港回来的吴在东，他们都是医生”，没有他们，这出戏是写不出来的，“和他们交谈中，都谈起过从事医学、搞科学的人很少关心政治的问题，这就触动了我想写一个以‘科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为主题的剧本”，由此再引申到“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我想，这一类的事，该不止限于医学界吧，正像过去有过（现在也还有）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家一样，自然科学界同样的也会有许多为科学而科学的科学家吧。”

 

这依旧是一个知识分子式的命题。雾季一开场10月20日左右在国泰电影院上演。大约在三天之后，周恩来派人通知在北碚的夏衍，要他当天下午进城。“到了曾家岩，恩来同志很高兴地对我说，这出戏写得不错，我打算请几位医生看看，听听他们的意见。恩来同志说，我在延安看过你的《上海屋檐下》，在这里看过《一年间》，我还是喜欢这出戏，清淡当时也是一种风格，但我觉得你的戏写得太冷。”晚饭后，一起到剧场看戏的有五六位中外医生，周恩来一一介绍他们认识编剧。而帮助夏衍写成这个剧本的吴在东和丁瓒两位，都为这个剧本的演出感到非常高兴。显然，周恩来并没有否定夏衍的“高冷”。

 

在北碚，应云卫给找的那间靠山的小屋里，夏衍一个人过了3个月世外桃源的生活，一天两顿饭包给附近的小饭馆，安心的读书和写作。一部《法西斯细菌》完成后，等到10月下旬回到重庆的时候，《复活》的改编又已经打好了腹稿。这出戏在1943年完稿，4月上演，陈鲤庭导演，白杨主演。

 

从这一年的7月起，夏衍的生活发生了变化，一家四口终于团聚。唐瑜卖掉了在缅甸经商的哥哥送给他的半只金梳子，盖了两间“捆绑房子”，与夏衍一家同住，取名为“依庐”。夏衍刚刚六岁的儿子在见到穿着阴丹士林旗袍的白杨时，用才学会的重庆话惊呼：“啷个来了嫩么漂亮个女人哪！”在这间风雨茅庐里，全家人一直住到了抗战胜利，而《戏剧春秋》、《离离草》、《芳草天涯》都在这里写成的。

 

夏衍在谈到创作时总是强调：写自己熟悉的。这条法则，他似乎没有改变过，或者说他无法改变。宋之的对他说“你没有写过以恋爱为主题的戏”，夏衍说：“我承认这个事实，但我不承认这事实出于故意。现在我打算写了，但我写的恐怕不是甜蜜而是辛酸。正常的人没有一个能够逃得过恋爱的摆布，但在现时，我们得到的往往是苦酒而不是糖浆。”这次的创作是尽兴和由衷的，是在没人“逼债”的情况下，他自己写完了剧本。戏里有身边朋友们的故事，当然仍少不了有他本人的影子。他晚年在家里闲聊，忽然说到《芳草天涯》的时候，脱口而出：郁风（郁达夫的侄女）是孟小云的原型……当有人写信去把这件事告诉远在澳大利亚的郁风时，她开心极了，反复询问：“夏公原话是怎么讲的？”剧中的孟小云是“一个从来不曾涉足过的青春的绚烂花园”，这一类天真烂漫而又聪明伶俐的女性是夏衍不吝笔墨大加赞赏的。

 

这个剧本的初稿完成于1944年秋，后来又做了较大的修改，所以交给“中国艺术剧社”，则是在1945年春了。这场“三人爱情”的结尾原来是男女主人公的决裂，后改为了和解。他在回忆录《懒寻旧梦录》说是源于毛泽东在“七大”预备会议上号召全党“要团结得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家庭是有斗争的，但家庭里的斗争，是要用民主来解决的”。

 

应该相信这一改动，最后还是遵循了他真实的内心的。《芳草天涯》公演的阵容十分强大，金山导演，陶金、张瑞芳、赵韫如、吴茵分饰主要角色。评论界普遍给予了好评。

 

文艺的力量比刀枪更长久

 

一个伟大的日子到来了！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抗战使夏衍有了新闻和文艺两面作战的实践和经验，他已经深深形成了自己的观念，新闻的宣教可以是匕首，是刀枪。可是，文艺的力量却有可能是氢弹！

 

《愁城记》上演的时候，尽管导演演员十分成功却卖座相当一般，有人曾为之愤慨：“早知不入时人眼，多买胭脂画牡丹”。《法西斯细菌》首演的卖座大概有八九成，在当时的重庆已经很不错了。《复活》的上演正赶上苏德战场上苏军反攻之际，所以夏衍说：“这出戏在我所写的（改编）剧本中是比较卖座的。”而《芳草天涯》是“卖座极盛”，连续上演一个月，当时曾有评论说：“这无疑是作者最好的一个剧本，无论从演出价值看，从文学价值看，都是一个稀有的收获”。

 

1981年，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重排《上海屋檐下》，为夏衍祝80大寿。听说演出票已经搞不到了，他不相信，他说道：“我的戏，不会那么卖座，一票难求？不可能的……”

 

文/沈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