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红旗》(第6期)伪装成《快乐之神》

 

 

 

②《红旗》(第6期)伪装成《快乐之神》

 

 

 

③中共中央华东局办公厅关于转报上海市委关于党在上海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地址调查经过情况及意见的函

 

 

 

④1951年，勘察核实“一大”会址时所拍摄的兴业路76号、78号房屋情况的照片

 

 

 

⑤中共中央特科机关旧址现状(图片均由上海市档案馆提供)

 

本报记者　李婷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上海市档案馆明天将对外公布并展示近百件红色珍档，其中不少为首次公开亮相。这些文献、照片和实物向人们呈现了那些属于上海的、鲜为人知的红色记忆：1927年至1935年，中共在上海设立了第一个政治保卫部门———中央特科；面对残酷的斗争形势，中国共产党人给一些进步书刊“穿马甲”，造就了一批特殊出版物；为了勘察核实中共“一大”会址地点，上海花费了近一年时间，可谓一波三折……丰硕的史料也再次证明：在色泽斑斓、峰回路转的中共史册上，在惊天动地、波澜壮阔的革命洪流中，上海这座城市雄奇挺拔，独步一时。

 

“红队”除奸，仅1930年至1934年，清除叛徒特务百余人

 

上海市档案馆即将公布和展出的这批档案中，有一份1934年10月25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关于中共领导下的‘红队’队员邝惠安、孟华亭、赵轩、祝金明等人被捕和庭审”的英文记录材料。这是国内少有的关于中央特科的档案原件。中央特科是中共的第一个政治保卫部门，1927年至1935年在上海设立，由周恩来直接领导，专职开展隐蔽战线上的斗争，堪称国内情报组织的“先驱”。

 

中央特科先后成立了四个科，“红队”是第三科，也叫“打狗队”，主要工作是采用暗杀方式惩处叛徒。这是一支精锐的小型武装部队，成员主要来自过去工人纠察队的骨干，参加过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还有些来自北伐军，都有过战斗的经历，其中有不少人是神枪手或爆破的能手。“一旦被选拔为‘红队’成员，首先要熟悉各种枪支的使用方法。为了练就百发百中的枪法，‘红队’的成员们常常坐船出海，到吴淞口外的海面练习打靶。”上海市档案馆整理编目部主任石磊透露，在1929年下半年，“红队”的力量发展到顶点，拥有的40多名行动队员，每人都是神枪手，都会驾驶汽车。他们的装备除了各种型号的手枪，还有化学手榴弹。这种手榴弹会让人流泪睁不开眼，如遇追击，可以阻滞敌人。此外，“红队”还可以从外面调动武器，甚至机抢，因为当时特科的情报科在国民党军队驻浦东的炮兵营中建立有联系。

 

“红队”的队员中，最传奇的人物当属队长邝惠安。邝惠安真名龚昌荣，出生于1903年，广东新会县人。1925年参加革命，练就一身过硬的本领，双手使枪，百发百中。1930年7月在香港担任“打狗队”队长，保卫中共广东省委机关和香港党组织安全。同年10月，受周恩来重托，邝惠安来到上海担任中共特科所辖的“红队”队长，与战友们一起从事掩护党的主要负责人转移，同时肩负惩治敌特骨干和叛徒的工作。

 

在特务眼中，邝惠安是个“非常神奇厉害、手执双枪百发百中的老广东”。有一次，特务目睹正在老虎灶前喝水的邝惠安，准确地将一名在街上跟踪地下党同志的中共叛徒一枪击毙，竟不敢轻举妄动。最具代表性的事件还属震惊上海滩和南京的“昼锦里谋杀案”、“仁济医院追杀案”。

 

那是1934年9月15日，早晨7点，一名30岁左右的男子，入住上海四马路昼锦里37号旅社。此人正是“红队”要铲除的叛徒熊国华。16日晚上11点30分，旅馆来了两个人，声称是熊国华的朋友，通过登记簿，得知熊国华所住的是二楼34号房间，敲开门后，立即朝熊国华连发三枪，并迅速撤离。当巡捕赶到时，熊国华浑身是血，呼吸微弱。熊国华住进了仁济医院最好的病区，为了保证他的安全，巡捕房每日派三名包探轮值，24小时监护。然而，9月26日下午3点40分左右，仁济医院刚过探视病人时间不久，医院大门进来4个年轻人，其中两个人飞奔熊国华的病房。邝惠安一枪击穿了熊国华头部，熊国华当场毙命。据“中统”高级官员王思诚回忆，在1930年到1934年期间，有100多名叛徒与特务骨干倒毙在“红队”的枪下。

 

遗憾的是，由于叛徒的出卖，“红队”遭到了敌人破坏。据档案记载，1934年9月27日一日之内，邝惠安等10多名有关人员在租界不同地点被捕，抄获枪械、文件等。这10人中，孟华亭　(又名杜瑞先、饭桶、老李、小山东)，1932年春在天津加入共产党，1933年春来到上海，加入特科；祝金明，又名华田，江西山塘人，1932年6月入党；赵轩，又名杜增起，河北滦县人，均是特科红队成员。

 

上海市档案馆工作人员翻译并研究档案发现，四位共产党人在接受工部局警务处审讯时，大义凛然、坚贞不屈。他们承认历次枪杀事件均系他们所为，但对其他事情只字不提，所以既保护了同行动的其他6人没有暴露身份，也未给地下党造成损失。

 

9月28日，邝惠安等同案10人由成都路捕房押解到浙江路蓬路　(今塘沽路)　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事法庭讯问。1934年11月，法院再次开庭，“公开审讯”邝惠安等人，指控他们“犯有人命重案”。法官问邝惠安是否知罪、认罪、服罪？　邝惠安高声喝问：“为民除害，何罪之有？”1935年4月13日邝惠安等4人在南京英勇就义。

 

伪装封面，把《布尔塞维克》包装成《中国考古史》

 

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无数英豪慷慨赴死。而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共产党人也在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智斗勇。据史料记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地下党所办的一些出版社和印刷厂，不断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即便进步作家的文学作品，亦多被查禁———仅1934年一年里被查禁文艺作品149种，查禁分多种等级：严予禁毁以绝流传、禁止发售、暂禁发售、删改之后准予发售等。这份“黑名单”中多有今天赫赫有名的文学力作：茅盾的　《子夜》　因“讥刺本党”被归入“应行删改”一类；巴金的《萌芽》　则被“严予禁毁”……

 

文学作品既如此，传播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思想的书刊读物，所处的环境更加艰险。但纵有层层查禁，传播进步思想的热情却不可阻挠。聪明的中国共产党人，想到给书刊“穿马甲”。

 

这就有了普遍采取的障眼法———“伪装封面书”。“伪装封面”即用别的书名替代原书书名，以掩人耳目。这些书籍的封面与内容离题万里，有的采用当时流行书籍的名称，风花雪月之类，有的采用宗教意味的名称，有的则以教科书作掩护，还有的杜撰一个毫不相干的书名。其中伪托宗教名的居多，因为当时社会信徒众多，手里拿一本　《圣经》　不易引起别人的注意，且一般人对这类读物不感兴趣。譬如上海市档案馆珍藏的　《共青团中央第三次扩大会议各项决议案》，伪装封面书名即为　《约翰福音》，甚至从　《约翰福音》　中抄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这句名言印在封二上，颇具迷惑性。同样，周恩来的　《目前中国党的组织问题》，书名也伪装为　《祈祷宝训》。另有书刊不满足于装一个假封面，更在内容上“以假乱真”。上海市档案馆有一册名为　《满园春色》　的“热情小说”，封面画有一个妖娆的舞女，内页也有小说的全文，但其中却夹印了毛泽东著作　《新民主主义论》　全文。若不仔细翻阅，很难发现这是一册“禁书”。

 

较之书籍，需要不断出版的红色刊物，伪装难度显然更大，需要不断地换封面和名字。《党的建设》用过　《建设半月刊》　名义；《中国工人》　用过　《漫画集》　《红拂夜奔》《南极仙翁》　和　《爱的丛书》　等名义；《列宁青年》　用过　《青年之路》《何典》　《美满婚姻》　等名义；《少年先锋》　用过　《闺中丽影》　《童话》等名义；从1927年开始出版的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　《布尔塞维克》，按目前所知，先后用过　《金贵银贱之研究》　《中国考古史》　《经济月刊》和　《虹》　等不同名称……　《红旗》及其演变而成的　《红旗周报》，或许是党史上伪装次数最多的报刊。1930年8月15日，由共青团中央宣传部主编的　《上海报》　与中共中央机关报　《红旗》　周刊合并，改名为《红旗日报》，后又改　《红旗周报》。《红旗周报》　共出64期，曾用过《红妮姑娘艳史》　《经济统计》　《出版界》　《五一特刊》　《快乐之神》《实业周报》　《光明之路》　《平民》《时事周报》　《摩登周报》　《佛学研究》　等16种假名。

 

因为刊物是连续出版物，开本也较大，除使用假名、伪装封面外，为了便于携带和伪装，常常缩小刊物开本，与书籍大小一致。《布尔塞维克》　出版后不久，开本从16开改为32开，这样伪装名称更像书名而不似刊物，易于保密。《红旗日报》　改为　《红旗周报》　后，以书的形式伪装封面掩护发行。著名的《文萃》　杂志，也由16开本改为32开本，不定期秘密发行。

 

此外，不少书刊的出版社和印刷厂也是假托的。版权页上所印的出版社和印刷厂，并非真实存在，如出版　《鲁迅全集》　和　《西行漫记》　的复社，对外地址标为香港皇后大道某某号，实际上该社的社址，设在巨籁达路　(今巨鹿路)174号胡愈之家里。许多出版物甚至不标明出版时间和出版地点，让敌人无从下手。这里的　《快乐之神》，内页便是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红旗》。

 

上海市档案馆研究馆员庄志龄认为，伪装封面的红色“禁书”，是特殊年代的特殊出版物，是传播革命思想的一种有效手段，它们见证了革命者在斗争中的智慧和勇气，也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

 

一波三折，寻访“一大”会址用了近一年时间

 

新天地东南角，兴业路76号，这个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之地即将推出全新的基本陈列，以庆祝党的95岁诞辰。或许很少有人知道，当年为了找到它，很是费了一番周折。上海市档案馆将首次对外公布一批史料，详尽披露勘察核实这个革命遗址的全过程。

 

据记载，上海开始寻找中共“一大”会址是在1950年9月，具体工作由上海市委宣传部主管、市文化局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处处长沈之瑜和宣传部干部杨重光落实。一开始，他们以萧三所著　《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一书和参加“一大”的周佛海自传《往矣集》　为依据，认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地点，是在上海法租界蒲柏路　(当年叫白尔路，现为太仓路)的博文女校。但很快，这一“发现”被认为是错误的：博文女校并非“一大”会址，而是毛泽东等一部分代表的寄宿处。根据调查，“一大”会址应为原法租界贝勒路李汉俊寓所，但具体位置和门牌号不详。

 

经中宣部介绍，杨重光等人拜访了“一大”代表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和“一大”代表包惠僧。据档案记载，李书城告诉来访人员，当时他和李汉俊住在一起，地址是在贝勒路树德里弄底的最后两幢房子，最末一间是他自己住，最后第二间是李汉俊住。包惠僧所反映的情况与李书城相同。不过，另一位“一大”代表李达反映，他记得，当时大会是在“贝勒路某里二号的过街楼上”举行的。这样一来，几位当事人的说法又略有出入。

 

沈之瑜和杨重光等人根据相关线索，进行实地查勘，确认贝勒路树德里即黄陂南路树德里　(今黄陂南路374弄)。贝勒路自1943年改名黄陂南路。

 

寻访人员发现，树德里弄底的两幢房子，正门在兴业路，门牌号是76、78号，以前叫望志路，门牌号是106、108号。按上海人习惯，一般不从石库门房子的大门进出，而从后门出入。李书城夫人薛文淑，也即李汉俊的嫂子，后来写回忆文章，也说从来不通过大门进出，那两扇黑漆大门极少开启。这就可以解释当事人为什么都记得贝勒路树德里，而不记得望志路或兴业路。寻访人员还发现，贝勒路树德里弄底的两幢房子在二三十年前有门相通，但现已封塞。

 

找到房东陈老太后，寻访人员了解到更为详细的情况。这排房子兴建于1920年夏秋之间，沿马路共有5幢，即望志路100、102、104、106、108号(今兴业路70、72、74、76、78号)，都是一上一下中西合璧、有上海特色的石库门建筑，清水砖墙，黑漆大门，门内有天井。望志路106、108号这两幢房子被一位李姓先生租住后，人称李公馆。为了走动方便，租户把隔墙打通了。这位李先生就是李书城。这可以说明李书城、李汉俊当年的确住在一起。问题是，这两所房子都没有“过街楼”，与李达所说不符。他们又请陈望道去看了一下，陈望道说，当时他很少到李汉俊家里去，所以很难回忆起来，但他认为开会的地方在树德里弄口的过街楼上的可能性大些。之后，寻访人员一方面请当地公安局派出所和树德里冬防服务队　(居委会的前身)　继续协助调查，同时想到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还在上海，根据周佛海自传内容，他们当时同李汉俊往来颇密，因此请杨淑慧同去实地观察。杨淑慧先后去了几次树德里，细细回忆，细细寻访。终于发现，望志路106号那栋楼很像是当年的李公馆，李汉俊的书房在树德里最后第二家　(也就是当时的望志路106号)　的厢房楼上。寻访人员一看，这座厢房果然很像过街楼，正如李达所写材料中说的“某里二号的过街楼”。

 

1951年6月，上海方面确认“兴业路七十六号系当时的会址，此处当时是望志路一零六号，后门由贝勒路(黄陂南路)　树德里出入”。至此，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地址，终于寻获并得以证实。当年7月20日，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向市委提交了一份关于我党在上海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地址调查经过及处理意见。中共上海市委于1951年7月27日将这份文件续报华东局，华东局则于1951年8月3日转报中共中央办公厅。在上述文件中，上海方面还查明另外两个重要遗址：“太仓路　(即前之蒲柏路)　一二七号旧博文女校，系卅年前毛主席及几个代表出席第一次代表大会时之临时住所；南昌路铭德里二号，即卅年前之环龙路渔阳里二号，为党中央领导机关的第一个所在地。”

 

“一大”会址的寻找与确认所经历的波折，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所经历的曲折与艰难。正是在这种黑暗与复杂的斗争环境中，共产党人信念执著，坚贞不屈，斗智斗勇，不断壮大，从胜利走向了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