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1896—1979），字济之，湖北钟祥人。1918年毕业于清华学堂，随后赴美国麻省克拉克大学、哈佛大学学习心理学、人类学，获博士学位。归国后开始从事田野考古发掘工作

【导读】文汇讲堂“文明起源与形成”系列讲座引发听友和读者对中国考古人的无限致敬。李济是第一位独立主持现代考古的中国人，被誉为“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由岱峻撰写的《李济传》（全新修订本）一书，是目前唯一的翔实版本。通过对李济生平的记录，展现了在中国考古史“群星璀璨”的时代。

80年前，李济为“远古石器展”写下著名的《远古石器浅说》一文，他预判：中国的史前文化考古人前途无量，文化起点的向前推进必然让国人增强民族自信心一百倍。李济在八年抗战中所言所写，今天都在一一实现，中华文明史被当代考古人不断推前。

现经授权，编摘书中《在李庄六年》。该部分详细讲述了1941年至1947年间， 李济如何推动中央博物院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不仅取得了重大成果，培育了重要考古人才，更耗费心力重建古史，寻找华夏发展之脉络，用学术进步反抗文化掠夺。

《李济传》（全新修订本）岱峻著，商务印书馆 2021年出版 定价98元

中央博物院战火中的坚守

建立现代国家博物馆，一直是李济的理想。战前，他拟请动物学博士张孟闻筹建中博院自然馆，也酝酿筹建工艺馆，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搁浅。在兵马倥偬之际，中博院依然坚持了本职工作。1942年至1945年间，中博院在李庄举办了贵州夷苗衣饰、汉代十三种车制、麽些民族经典衣饰用品、川康民族宗教画、中国历代建筑图像、中国历代铜镜等系列展览；还参与史语所、营造学社等单位联合考察活动……

*从李庄搬入张家祠：鼓励同僚，培养人才，推进实物教育初衷

1944年4月，李济应邀去重庆，在中央电台作了一次题为“博物馆与科学教育”的演讲。他提出，“除了学校和图书馆念书，博物馆是实施实物教育的中心和研究学术的场所”。他以德国慕尼黑博物院天象室模拟日月星宿运行的天体现象为例，提出将喜马拉雅山高峰、冰河、山谷通过模型表现，配以采集的动植物、矿物标本，立体呈现世界屋脊的构想。结合战时状况，他认为博物馆教育应突出国防内容，如通过实物模型、图画和文字说明，使人了解火车、轮船、飞机、大炮、坦克车、无线电制造和使用方法，潜水艇和鱼雷构造原理。博物馆实施科学教育应重视实物选择与展陈方式，否则“陈列得不好，就好像一本教科书写坏了一样，对于人不但没有帮助，而且有坏影响”。

1942年11月，中博院从搬到李庄镇上河街张家祠，这里是清道光十九年（1839）乡绅张师德领头集资修建的宗氏祠堂。以典藏陈列国家荣光为宗旨的中博院，迁到一姓家祠，可谓国难时期的凤落山林。

这里给许多人留下了难忘的回忆。索予明便是同济大学毕业后，中博院新聘的绘图员，在他的记忆里，大家常聚于张家祠堂大殿前面的空地，月下聊天，天文地理。李霖灿就是听李济“一夕清谈，这才茅塞顿开地知道了一点起码的博物馆学”。直到晚年，他仍不忘张家祠中博院，“随意发问，絮絮而谈，简直就像一个大家庭在炉边闲话，脱落形式拘束，偏多鼓励慰勉，和谐亲切气氛醉人”。

*李霖灿转行，精心编写《麽些象形文字字典》等，填补东巴文化学术空白

今日云南丽江，李霖灿被尊为“东巴文化之父”。他原是杭州西湖艺专学生，战时随校西迁。在近两个月的长征中，以脚步丈量山川民情。途经丽江，他以诗画之笔写下藏在深山的阳春白雪、神仙府第，刊登在西南联大学生所办油印刊物《高原文艺》上，引起联大中文系教授沈从文关注。他向李霖灿介绍独特的东巴文化。国立艺专校长滕固听说李霖灿有志调查东巴象形文字，介绍他去龙泉镇拜访史语所甲骨文专家董作宾。1941年，李霖灿重去丽江调查东巴文化时，接到李济和董作宾邀请他加入中博的电报，由此踏上终身从事研究工作的道路。

1940年李霖灿画的大理三月街

从此，中博院助理员李霖灿徜徉在香格里拉的奇山丽水中，先后拜十多位“东巴”为师。四年之中，李霖灿收集到上千册象形文东巴经及音节文字东巴经。他作了初步整理，撮写提要，汉译章节，简单编目。

1943年9月，接到回中博院述职指令，李霖灿与“东巴老师”和才一起上路。他们押运几十匹骡马，驮着东巴经典、图册、祭器，风餐露宿，走了两个多月，11月始到李庄。

李济看了器物图籍和东巴象形文字字典，出于人类学家的敏感，他从这种象形文字中表现出的人类童年，想到与殷墟甲骨文可能的联系。李济与傅斯年、二组（语言）代理主任李方桂会商，安排语言组助理研究员张琨教会李霖灿、和才国际音标，并由和才按麽些标准音重新发音，张琨标注国际音标。夙兴夜寐，历时百日，他们把注音全部校改一遍，开始编纂字典。1944年6月，李霖灿编著的《麽些象形文字字典》在李庄石印出版，此书被列为“国立中央博物院专刊乙种之二”，收录有2121个象形文字，创下收麽些文字最多的纪录，书末附有汉文及国际音标索引。李济专门撰写了序文，细讲研究麽些文字演进的价值。

在李济之和董作宾的鼓励下和支持下，李霖灿又埋头编著《麽些标音文字字典》一书，1945年由中博院列为专刊乙种之三印行。

李霖灿与《麼些象形文字字典》

*谭旦冏、庞薰琹：调查民间制糖制盐竹编等手工业，开创非遗保护先河

1939年应李济之邀，两位留法归国的画家——设计委员谭旦冏和编纂委员庞薰琹，先后加盟中博院。

庞薰琹醉心于法国象征主义绘画。他在中博院一项重要工作，是与史语所民族学学者芮逸夫组合，考察黔岭苗族。自1939年底到1940年初，他们去贵阳、威宁等十多处，“调查苗民风俗，采集苗民工艺”。他们此行采集购置的苗民衣饰及日常生产生活用品，成为战时中博院一大收获。1941年10月，李济在向中博院理事会提交“筹备工作报告”中，详细汇报了整理及研究苗民服制与纹样的计划和进度。

因难舍画笔，庞薰琹最终离开了李庄中博院。但他在那一年多时间观察积累所绘制的20幅水彩画《贵州山民图》系列，成了他一生最重要的作品。

画家谭旦冏在连襟梁思永建议下最终放弃美术专业，专事民间手工业调查。自1941年起，他相继走访调查李庄榨油、铸铧、酿酒、竹编、补碗、制伞等行业，图文并茂地记录下那些古老手艺的制作方式，收集了一些行将消失的器具。他带领临工张炼青赴江安、长宁、珙县、叙永、泸县等地调查竹制品加工、石灰烧制、采煤、烧硫黄、藤编、铸锅、酿酒、制伞等各种手工艺。1942年初，又偕助理员周迪、绘图员刘力仁等前往泸县、内江、威远、自贡等地调查车纹石、制糖、土法炼钢、制盐等地方工业。在此基础上，形成《内江制糖》《威远冶炼》等多篇调查报告。他还前往成都，调查传统弓箭制作方法，并写作调查报告，报告成为中国弓箭制造业最后的记录。

谭旦冏关注最多最久的，是遍地井架的城市自流井（今自贡市），并形成《自贡制盐调查报告》。所有成果，都体现在他离开大陆去台湾后完成出版的皇皇巨著《中华民间工艺图说》。

留住手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竟滥觞于战时中博院的先行者。

*曾昭燏：与李济合著《博物馆》，具有中外比较视野，为业内圭臬成

图为青年曾昭燏，她是中国第一位女考古学家，也是中国第一位女博物馆馆长

曾昭燏自英国回到昆明，应李济邀请任中博院专门设计委员；李庄时期兼任中博院总干事。除了1941年参加川康古迹考察团外出，多数时间都在李庄，襄助李济，主持院务。1943年7月，曾昭燏、李济合著《博物馆》一书，由重庆正中书局出版。

留学期间，曾昭燏赴柏林国家博物馆参加什莱希威格（Schleswig）为期十个月的考古实习，后又去慕尼黑博物院参加两个月藏品整理和展览设计。此书即以那两次实习报告为基础撰写，共十章四万余字。作者在叙述博物馆史时，将中国与外国进行对比，认为中国虽有“收藏”的历史，但博物馆学在中国起步较晚，直到19世纪中叶，博物馆学才由西方介绍到中国。1936年，中国第一部博物馆学专著《博物馆学通论》（作者陈端志）在上海出版。

曾昭燏、李济合著《博物馆》一书，提出中国博物馆之中西二源，以张謇南通博物苑和国子监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为正脉，以“岁有增加”描述中国早期博物馆史。其后较长一段时间，该书被视为博物馆学圭臬。

走向田野抵抗文化侵略

战争背后是交战国文化经济的较量。1938年春，日本庆义应塾大学组织三支“支那学术调查团”，对中研院史语所撤离后的安阳后冈、高楼庄等处，大肆盗掘；继后，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及东京帝国大学考古教研室的学者竞相到安阳疯狂采掘……昔日同行，已是趁火打劫的仇寇。

蛰居山乡，李济常以此警醒中博院年轻研究人员，他说，军国主义把日本变成了一部疯狂的战争机器，“我们现在的‘抗日救国’，已不是一句口号。我们中央博物院要与日本的东京或京都等那些博物馆衡。我们不要问在第一线的忠勇将士抵抗得了敌人吗，我们应当问我们的科学或一般学术是否敌得过敌人”。

*联合组建川康古迹考察团，发掘彭山汉墓，找到佛教传入实证

1941年春，由傅斯年、李济倡议，经中研院代院长朱家骅、教育部部长陈立夫等同意，由中研院史语所、中博院、中国营造学社三家联合组成川康古迹考察团。李济拟定重点考察“中国古代文化在川省内显示之特点以及川省文化与中原文化之关系”。

川康古迹考察团成员为中博院吴金鼎、曾昭燏、夏鼐、王介忱、赵青芳，史语所考古组高去寻，营造学社陈明达等，团长吴金鼎。首选目标是彭山江口镇一带。此处上千座崖墓密如蜂房，引得外国探险家觊觎。在高价收购古物的利益驱动下，当地盗墓贼大肆盗掘，古墓毁损严重。

李济派人先去勘察选点，通联地方，大队伍随即开赴，考古工作站设在江口镇东南寂照庵。其间李济在高去寻陪同下，借视察乐山、峨眉山故宫文物之机，也转道彭山江口镇，现场查看并指导发掘。

1941年初夏川康古迹考察团在彭山江口镇寂照庵。左起吴金鼎、王介忱、高去寻、冯汉骥、曾昭燏、李济、夏鼐、陈明达

考察团成员大多有田野发掘经验，进展顺利。但崖墓多被盗掘一空，时常辛苦半天满身泥土，所获甚微。半年多时间，先后探明900余座崖墓，从西南向北，一一编号；重点发掘了寂照庵、石龙沟、丁家坡、豆芽坊沟、李家沟、王家沱、寨子山、陈家坝等处遗址77座崖墓和2座砖室墓。

此次考察取得多项成果，例如找到了佛教至晚东汉就传入中土的实证，找到巴蜀地区与中原的文化差异等等。其间，如何保存发掘中发现的在中国陵墓史罕见的石刻，成了众议焦点。陈明达认为，文物一旦离开存在环境，价值必受影响，主张保持建筑原貌。吴金鼎在英国受过正规考古学训练，最反对凿取石刻，但此次形势发展迫使另作打算，为此，他两次致信请示李济。傅斯年、李济闻讯，经请示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批准，在当地配合下，考察团将浮雕图像完整凿取下来。该浮雕后来运回南京，现藏南京博物馆。

*揭开成都琴台古墓之谜：第一座科学考古发掘的五代前蜀王帝陵

1942年9月，四川省教育厅拨出经费，考古学家冯汉骥率四川博物馆筹备处和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员工郑德坤、林名均、苏达文、刘复章和苏立文（英）等，对成都西郊抚琴台进行首次发掘，出土石像1座、玉册106片、谥宝玉璧各1 件、铜器2件。 1943年初正式发掘开始，由四川古物保存会主持，省博物馆执行，中研院、中博院协助，四川省教育厅厅长郭有守任主席委员，朱家骅、陈立夫等任名誉赞助人，李济受邀负责“琴台整理工作团”。开工之后，李济回到李庄，遥控指挥，吴金鼎随时报告发掘进度。李济针对报告内容，逐条指令。

9月11日，“抚琴台”之谜终于揭开，一座南宋以后即湮没的五代前蜀王王建“永陵”重见天日。发掘出玉台、胡床，带文字的玉玺、玉册、银罐与玉带，壁画与浮雕及立体雕等极珍贵文物。石座周围雕刻着大量服饰、乐器、神态各异的艺伎，对于研究唐五代音乐、宫廷生活、民俗有着重要意义。按照合同，发掘出土物悉数交四川博物馆存留。参与先期试掘的英籍学者苏立文，1946年返回英国后，将此次考古发掘情况刊登在《纽约图画新闻》上，称“王建墓的发掘对于中国考古学意义重大，它是第一座科学考古发掘的帝陵，是唐代皇家装饰艺术的遗风之作”。

*两次组团赴西北考察成果斐然，夏鼐、向达成主力，李济傅斯年电函指导

1943年民国邮政首次为学术团体发行的西北科学考察纪念邮票

1941年底，李济与傅斯年倡议，由中研院、中博院与中国地理研究所三家合组西北史地考察团。聘李济为西北史地考察团总负责人。

西北考古，李济早有夙愿。当年博士论文他就写道，西北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源头，那里应该有意想不到的发现。

1943年早春，考察团赴西北。诚如傅斯年最初所料，西北史地考察团经费不足，成员间此前无配合，不免磕碰。首次西北考察或事倍功半，且惹出不少麻烦。

1944年春，中研院史语所、中博院以原西北史地考察团为基础，重组西北科学考察团，新增北大为组团单位。团员有夏鼐、向达、阎文儒、李承三、周廷儒等。这次考察阻力重重，因有李济助推终于成行，而傅斯年相对保守。

4月，西北科考团飞赴兰州，22日，向达夏鼐致函傅斯年李济：“在兰州附近调查得彩陶残片十余片，抵酒泉后拟开始作调查工作，就近赴文殊口调查佛寺及壁画，又拟赴金塔调查汉长城烽燧遗址。……”5月，他们乘车进入戈壁，在敦煌、洮沙、民权等地进行考察，并对佛爷庙墓地初步发掘。8月至10月，调查发掘敦煌月牙泉墓地，在玉门关外发掘，获汉简三十余片。

1945年1至2月，考察团在大方盘长城遗址继续发掘。夏鼐等多次致信傅斯年李济，报告敦煌附近的发掘所得、玉关遗址的考察、采掘品的运输方式及下一步的工作计划。

1947年5月，夏鼐在甘肃宁定县半山区阳洼湾发掘墓坑时，在回填土中发现仰韶文化的彩陶片，终于在地层学上找到仰韶文化的年代早于齐家文化的证据。

夏鼐等人西北考察，凝聚着傅斯年、李济等人的智慧心血。据粗略统计，从1944至1945年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傅斯年李济与夏鼐等的往来电函竟达四十多封，像一根根看不见的线，牵引那只朔风中飞翔的风筝。

办“远古石器展”推动古史重建

1942年，教育部拟在重庆举行全国美展。中博院接到指令，即开始筹备。 6月，李济在张家祠堂中博院召集筹备会，拟先筹展两个部分：一为石器类，即人类初有文化时之遗存，由李济、曾昭燏负责设计；二为铜器类，即石器时代的延展，由郭宝钧负责设计。

*“远古石器展”成功举办，首日八千人，政治影响超过文化意义

1943年上半年，“远古石器展”在成都预展。展品除了全国各学术机关收集的石器，大部分是从史语所借的法国史前考古学家摩梯耶父子的藏品 。10月10日，“远古石器展”移至李庄。李济在为展览所写的《远古石器浅说》一文中介绍：“本年度国庆纪念日，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在李庄的实验展览室奉令开放。同仁等因为以系统的陈列表示人类的进化是中央博物院一个基本职务……作了一次专题石器展览，藉以宣扬人类文化最早的一步。”据李济记述，当日参观人潮达八千人。

展览大戏在陪都重庆上演。彼时国家及蒋介石的威信都升至顶点，因此，此次展览的政治影响超过文化意义。

1940年代长江边上的李庄

11月12日，陪都重庆两路口国立中央图书馆，中博院首届专题展览与社教扩大运动周同时开幕。青铜器展馆展出礼乐、甲兵、车马、综合四部分，计有鼎、簋、献、爵、卣、尊，戈、戟、矛、斧、斤、镞、兽面，车器、马饰，石磬、编钟等共538件。青铜饕餮，大壮国威。远古石器展馆除了史语所借展的法国史前考古学家摩梯耶父子收集的石斧石刀，还有李济率领考古组在山东日照两城镇及河南安阳小屯发掘出土的石刀石斧以及兽形器等，总计858件。曾昭燏亲任解说。展览为期两周，“观众甚为拥挤，陪都学术界颇多注意之者”。任教复旦大学史地系的邓广铭带领高年级学生专程从四十公里外的北碚前往观展。

*为展览写《远古石器浅说》，“中国的摩梯耶、步日耶确有无量的前程”

1943年曾昭燏代李济誊抄的《远古石器浅说》手稿

《远古石器浅说》，是李济在李庄时期的一篇重要论文，“远”与“浅”，是一对极难统一的矛盾。李济写完初稿，即广泛征求梁思永、高去寻、夏鼐等同仁的意见。夏鼐对文稿毫不客气地提出近四十处意见。最后，李济一一消化、汲取众人意见，又作了多次修改才最后定稿。

写作《远古石器浅说》，李济当然不是为回答“石器如何鼓动观众兴趣”问题。他在“引言”中写道：“是人，都应该读点人类的历史。”文章中谈到石器在中国的历史：

“有一个时候有些人以为中国境内根本就没有旧石器时代的文化；但自从周口店及沙拉乌苏河古遗存的研究发表后，这种意见也有改变了。

说起来中国的学者应该感觉万分的惭愧，这些与中国古史有如此重要关系的材料，大半是外国人努力搜寻出来的。……

从事这种工作的青年学者虽少，但他们所受训练的机会已比早一期的好得多。社会上对于这门学问的态度虽尚冷淡，但他们的前途也并无很大的阻碍。比起步德柏所遭遇的，现代的中国史前考古家要好得多。中国的摩梯耶、步日耶确有无量的前程。等到他们能够把中国境内的人类史从北京人写起——也许更早一点——接连不断的一直写到中华民国开国，那时证明中国境内的文化，不只是四千年、五千年的记录历史，而可以早到四十万年、五十万年，我们的民族自信心不是要更加上一百倍吗？假如我们中国的学者对于这门学问不发生兴趣的话，别国人一定要来替我们作的。等到这一类的客人再来中国时，除非我们拒绝接受现代科学精神的全部，我们只有欢迎他们、赞助他们了。这是现代科学主要的潮流。没有任何其他的理由，可以允许一个如此广大区域的史前文化，永远地湮没在地下不让人知道的。”

为一次展览所写的说明《远古石器浅说》，竟藏着李济重建古史的雄心。

林晓彤、李念编摘自第四部分《李庄六年》，原文约3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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