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日第三讲海报

熟悉近代史的人大多知晓梁启超在1922年写过一篇《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这里所谓的进化就是向西方学习，他说近50年来中国人渐渐知晓自己的不足而开始向西方学习，分器物、制度、文化三个阶段。其实，在1897戊戌维新期间，梁启超就曾经给严复写过一封信探讨中西之间究竟有何差别：“就今日视之，则泰西与支那诚有天渊之异，其实只有先后，并无低昂，而此先后之差，自地球视之，犹旦暮也。”梁启超强调的是，在通向强大现代化国家的道路上，中西并无高下之别，只有先后之差。

带着这样的思考，5月3日晚，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李里峰教授以《中国式现代化：20世纪的理论探索》为题，登上了智库、天津师范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主办的“现代化公开课”线上讲座第三讲。

“‘中国式现代化’这六个字，虽然是在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但是从近代史开始至今，先贤和知识界一直在思考。梳理这些理论成果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时代意义。”在他看来，现代化是从时间维度强调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共性，如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实质性跃升；中国式则是从空间意义上突出中国现代化的个性，诸如二十大报告中总结的五大特点。

李里峰5月3日晚演讲截屏  李念摄

百年探索：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理论贡献和接力

社会科学研究中使用“现代化”一词时，都暗含着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即传统与现代。在现代化是各国必经之路这个共识下，西方学者对如何走这条路已有不少论述。李里峰引述，巴林顿·摩尔在1966年的著作《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中就区分了人类的政治形态从传统走向现代国家，至少有三种模式：英美法的代议制民主道路、德意日的法西斯主义道路、俄中的共产主义道路。据其梳理，国人对现代化的集中讨论和探索，在历经晚清、民国、中国人民共和国的整个二十世纪中，也有两个高峰。

*1930年代起：调和全盘西化和中国文化本位的“中国化的现代化”

从民国时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出版家和翻译家杜亚泉在辛亥革命前后提出“东西文明论”，到1927年开始关注后发现代化国家印度、土耳其、阿富汗的“现代救国论”，此类探索延续到1930年代，就中国到底要走怎样的道路，有过一场非常热闹的现代化与西化大讨论，也可称之为“大论争”。

李里峰分享，当时有几种代表性的说法。

1930年代大论争的四种代表性观点

一种是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陈序经提出的“全盘西化”论。在1934年出版的小册子《中国文化的出路》中，他提出一定要学习西方，但不能片段地学，而要全盘地学，因为文化是一个整体。观点既出，社会哗然。胡适给予了高度支持，但考虑到国人情感而将其表达加以调整，称为“充分世界化”。

面对这种观点，出现了反对派，王新命、何炳松、陶希圣、萨孟武等十位知名教授联名发表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一再强调 “中国本位”，主张对西洋文化要“吸收其所当吸收，而不应以全盘承认的态度，连渣滓都吸收过来”，坚决反对“全盘西化”论。

1940年，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哲学家嵇文甫在《漫谈学术中国化问题》一文中，对此前争论进行了总结，提出“中国化的现代化”概念。他认为，从19世纪后半期以来，中国知识界关于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经过了国粹论、全盘西化论、中国化运动三个阶段，期间又有中体西用论、中国本位文化论两种变奏。“为着克服这种依附性、半殖民性和机械性；为着使中国现代化运动更加深化、醇化、净化，于是乎有中国化运动之发生。” 嵇文甫认为，中国化运动将守护中国文化本位和向西方学习有机融合，“发展到一个更高的阶段”。

*1980年代末：历史学界进行反思，提出现代化史观和“一元多线”发展观

1990年代时历史学界的四种对近代史线索新思考

另一个现代化讨论的高峰出现在1980年代到1990年代。李里峰评价，这一次，历史学界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新思考发挥了重要作用。

毛泽东曾经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概括为“两个过程”，即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把中国变成一个半殖民地过程，也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胡绳用“三个高潮”来概括，即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陈旭麓先生又把时间段拉长到1949年，提出“新三次高潮”，即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

李时岳先生不赞同以革命高潮而主张以现代化过程来理解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他提出了“四个阶梯”说，即农民战争、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资产阶级革命。章开沅先生则主张从追求民族独立与社会革新的双重运动来理解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

罗荣渠和他的“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

在李里峰看来，当时对现代化问题最系统、最全面的思考当属北京大学罗荣渠提出的“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所谓的一元，就是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即社会生产力，它可以和几种不同的生产关系相适应，也可以和不同的社会结构相适应。一元是社会发展或者说现代化的一种共性，多线则是它的特殊性，共相与殊相就有机结合起来了。

这个理论框架，可以阐释人类的不同生产方式，从采集-渔猎文明到农业文明再到工业文明，而世界各国各地区走过的现代化道路则不同，原始的亚细亚公社、古典公社、日耳曼公社、斯拉夫公社等，经历了奴隶制、封建制、殖民地等不同的阶段或道路，发展到现代，也出现了不同生产关系、社会结构与发达工业文明的不同组合。

对于这个理论稍作补充，可以将一元理解为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实质性跃升，将多线理解为地理区域、文明形态、生产关系等领域的不同道路。

历史方位：中国式现代化的共性和个性辩证法

爬梳百年间中国知识界的努力和洞见，可以看到若隐若现的延续与传承。理论探索和比较分析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现代化的客观历史进程，以学术语言来说，就是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方位。李里峰认为有五组特征值得去特别关注。

*升与降：半封建是向上的迈进，半殖民是向下的沉沦

从上一节的梳理来看，革命史观与现代史观着眼点并不相同，但从社会形态的升降关系着眼，李里峰分析，则可以发现两者的相通之处。革命很大程度为现代化进程扫清了障碍，从鸦片战争算起，到新中国成立，革命恰巧有一百年历史。半封建化是一个向上提升的过程，即从传统的、前现代的封建社会向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型，但又没能完成的一种过渡状态。

与此同时，半殖民地则是一个向下沉沦的过程。1840年后，中国的独立主权受到破坏，社会形态也开始出现衰败化过程和半边缘化过程。到1949年，终于通过革命取得了为现代化和现代国家建设奠定基础的成就，切断了衰败化和半边缘化的过程。

*先与后：现代化“第五波”与现代化的“迟到国”

中国是现代化的后发国家，对于这一点，中西学者颇有共识。西方学者布莱克在1966年出版的《现代化的动力》中提到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进程起步分成七波国家，中国和俄罗斯、日本、土耳其等被列为第五波，“总体看起来是比较滞后的。

罗荣渠在1990年发表的经典论文《论现代化的世界进程》中提出了世界各国现代化有三次浪潮，并分别指称三次浪潮中的国家为先行国（first comers）、后进国（late comers）、迟到国（ Late comers）。中国处于第三次浪潮，时间上是从20世纪的下半叶，二战结束后，随着全球民族解放运动和冷战格局的形成，出现了一批新兴民族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此时，第一次、第二次浪潮中的北美、西欧、日本已经进入现代化的高级阶段，而这些新兴的民族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才开始涌潮般走向现代化。

*内与外：美国汉学界关于近代中国历史的四种解释范式

所谓内与外，是指现代化的根本动力来自内部还是外部。内生型现代化通常来自内部孕育成长，以市场机制主导、渐进、引领为特征；外生（诱致）型现代化则通常来自外部冲击诱致，以国家强力主导、剧变、赶超为特征。

美国汉学界在20世纪后半期对中国研究范式的变化，在李里峰看来，就很好体现了外部视角与内在视角的差异性。汉学家柯保安（Paul A. Cohen）1984年出版《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将之分为四种模式。

第一种是以费正清为代表的“冲击-回应模式”，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没有足够的内部动力，必须依靠西方国家的外力冲击。按照这种观点，鸦片战争虽然是对中国的侵略，客观上也起到了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作用。

第二种是以列文森为代表的“传统-现代模式”，与第一种类似，将中国做了传统与现代二元区分，他们认为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非常困难，需要依靠来自外部的西方力量。

第三种是对前两种的批判，为“帝国主义模式”。认为中国没有走上现代化道路，恰恰是西方帝国主义侵略、将中国不断边缘化的结果。

以上三种范式的共同点，都是强调中国历史发展进程或者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外缘因素，前两种认为外部作用是正面的，后一种认为是负面的，但都认为中国自己内部动力不足。第四种模式“中国中心观”则认为，中国现代化过程有自身的脉络、自身的努力和自身的动力。

*古与今：新旧之间既有变迁也有延续，是“新陈代谢”而不完全是“破旧立新”

古今关系，是学界经常提及的一组论域。现代化概念本身就蕴含着深刻的内在张力，体现在传统与现代是延续关系还是断裂关系，在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对应于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五四”前后的知识精英往往秉承“破旧立新”的理念，提出“打到孔家店”、废除汉字等极端口号，后来证明是过于简单化了，实际也不可能成功。

相比之下，李里峰认为，陈旭麓提出的“新陈代谢”显得更理性，也更切合实际。在其经典著作《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中，陈旭麓更多从社会史和经济史的角度去解释中国近代社会变迁，认为新的最终会慢慢替代旧的，但旧事物不是完全没有了，而是融入到新事物中去了，这个过程是缓慢而渐进的。

当下谈治国理政时会强调开拓创新，李里峰理解，新和旧之间更是一种延续关系，这是正确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着眼点。

*中与西：“空间时间化”思维，自信地向西方学习

最后是中西关系，这对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文首引用的致严复书信中，梁启超对这一问题作了极深刻而生动的阐述。

“只有先后，并无低昂”，李里峰分析，早在1897年，梁启超就研判，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中国与西方没有高下之分，只有时间上的先后，这种现象就像地球因自转而产生的白天和黑夜之分。这种思维可以称之为“空间时间化”，一方面承认中西差异、空间差异，另一方面不把这种差异看作本质化的差异，只是时间先后而已。这样，既能有效克服向西方学习的障碍，又可以守护国人的自信心和凝聚力。

 与谈人中山大学黄冬娅（第一排右视频），和博士生林锦涛（第二排视频）主持  李念截屏

用70分钟走过中国知识精英100年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且辅以海外研究者的观点，“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密集的信息让听者既有回肠荡气的兴奋又有应接不暇的紧张。李里峰最后回归到本组“现代化公开课”的立场，对中国知识界的理论探索进行历史爬梳，是为了更全面、深刻地理解二十大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是为了强调传统向现代变迁中延续不变的一面，现代化则是强调变的一面。前者是空间意义上的共同点，突出非西方的、非资本主义的特征；后者是时间意义上的共同点，包括工业化、城市化、世俗化、理性化等等。中国式现代化，是共相与殊相的有机结合，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文末链接：

汪卫华：回到历史处境，辨析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兴勃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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