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1日讲座海报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把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归结于新教伦理带来的资本主义精神的变化。但这样的精神又是从何而来，如何产生的呢？马克斯·韦伯在书中从未回答。8月21日下午，在上海书展开幕的第六天的“从财政看国家——税收如何促进西方国家的现代转型”讲座中，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刘守刚说，“这样的精神来源于税收”。也正是税收制度促进了西方国家的现代转型。

“十四五”期间，中国将进一步完善现代税收制度。以刘守刚为主编的学者们自2015年开始出版“财政政治学译丛”，正以财政政治学为导向，从税收来考察西方国家、从税收来理解现代国家，为中国财政制度乃至国家制度的发展，提供相应的理论解释与政策借鉴。

 刘守刚在书展的5105活动区演讲

财政学者：税收帮助创造了国家和国家的形式

18世纪时伏尔泰曾说一艘军舰和一出歌剧是法兰西这个伟大时代的证物。19世纪的诗人惠特曼则赋诗一首《从佛罗里达寄来的含苞欲放的橙花》，认为从千里以外通过铁道收到的新鲜的美国这块土地上的橙花是伟大时代的证物，它比伏尔泰的证物纤小，但更伟大。然而，对于一名财政学教授来说，税收才是伟大时代的证物，它是现代国家特有的东西。一个现代国家的定义在于它依赖税收。

从2003年开始一直倡导财政政治学研究的刘守刚在讲座一开始转引了熊彼特的话。刘守刚说熊彼特可以说是财政政治学理论渊源的源头，他是奥地利共和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也是一名具有深远影响的经济学家。他说，“税收不仅帮助创造了国家，而且还帮助创造了国家的形式。”“税收把金钱和算计精神带到了它以前从未到达的各个领域。”，即政治学的领域。

现代税收不同于保护费，其核心在于“同意”

首先，需要解释一下税收的概念。19世纪德国财政学巨头斯坦因曾说，税收是仅存于由自由公民组成的现代国家中的财政收入形式，其实质是共同体成员自愿拿出部分资源以便共同体有力量来完善每个成员。换言之，税收的首要特征是纳税人的同意。因此，刘守刚说，在税收诞生以前靠强制取得的财政收入是“捐”，它没有获得民众的同意，仅是统治者为了自身利益而对民众行使暴力。

在现场，刘守刚还比较了黑社会保护费和国家税收之间的区别。税收的钱一定是事先说明钱的使用方向，黑社会不会告诉你；事中一定受到民众代表的严格监督，黑社会也不会告诉你；事后，还要有审计和问责机制。

中国的“费改税”改革，正映其意。费是由行政部门征收的，而税则是由立法部门征收的，立法部分在相当程度上能够代表民意。

不以税收形式存在的财产国家易富有特权

现代国家依赖于税收，那就意味着在成为税收国家以前，国家并不以税收的形式存在。刘守刚解释说我们把它叫做财产国家，这个国家的财政收入都是来自于自由财产。19世纪的普鲁士和后来的德意志帝国是其典型国家，它的财政收入50%以上来自国有财产，先是农业收入，然后是铁路，再后来来自于重工业和化学工业收入。这些国有企业的财产收入并非是企业家经营的结果，而是来自于垄断。而彼时的英国、法国，税收都占了50%以上。

财产国家的形式，在西方12世纪以后封建王朝中更容易体现其特征。刘守刚解释说，君主跟所有土地领主一样，他的收入都是来自己的领地和特权收入。比如说，君主将自己庄园内土地和森林出租，获得租金，这租金一般都是实物。

财产国家的形式下，国外还有另一部分特权收入，来自下级和自由民的收入。虽然这和税收比较像，但实际上来源于财产。刘守刚以英国为例进行了说明。1066年诺曼底公爵，他是法国的国王的附庸，同时他占领了英格兰，成为英格兰国王。作为英格兰国王，他留下了1/6的国土作为自己的领地，把5/6封给了各大贵族，作为交换，贵族承诺每年免费给他打40天的仗。超过40天国王也该付钱。如果处在和平时期，则由贵族交纳盾牌钱给国王。

当然，这样的特权收入还有很多，包括敕封采邑时，封臣要交钱；封臣死后，继承人要缴纳继承金；国王还可以向集市、商路征收封建捐税；可以在紧急情况下对教会征税。以及一些临时性特权收入，比如国王被俘时的赎身费、国王长子被册封时可收费、长女出嫁时可以收费。

 21日讲座现场

讨论征税是代议制机构起源，也监督国王用税

西方现代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核，即代议制机构的出现。代议制机构为何出现，刘守刚引用罗伯特·达尔的话回答，因为征税问题。罗伯特说，“统治者需要取得被统治者的同意这一理念，一开始是作为一个征税问题的主张而提出的，这一主张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有关一切法律问题的主张。”

当然代议制机构在西欧国家有其渊源，在部落时期，一旦遇到大事时会召集全体武士集会商议。9-12世纪时，分封制带来了权力和资源的分散，出现了“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这样的情况。但这种情况不利于战争，12世纪开始国王纷纷利用原有的集会意识传统，召开各等级共同参加的等级会议，将我附庸的附庸全部召集起来。

刘守刚说，在英国还发生了有趣的故事，1254年英王亨利三世想为他的儿子购买西西里王位，于是召开贵族会议，但在会议上遭到了否决。

历史学家斯塔布斯在谈论税收谈判时曾这样表述，“对王权的成功限制通常是以金钱为代价的，许多自由都以纳税为条件，纳税人和接收人都不以为耻。“

这点在爱德华三世身上有极佳的体现。刘守刚介绍说，爱德华三世非常热爱战争，打仗需要钱，为了钱爱德华三世需要召集贵族和平民开会。在税收谈判中，刚强雄大的爱德华三世让出了很多权力，他签署了权利法案及其他很多法律，他用法律换税收间接地使英国走上了法律发达、权利保障较好的道路。同时，在税收谈判的过程中，形成了民众对国王用税的监督机制。

因为税收制度不同，法国比英国的现代化建设要晚

由于税收制度的不同，刘守刚认为是英法两国走上不同道路的原因。在现代国家建设道路上，法国比英国整整落后100年。

英国历史上著名的玫瑰战争导致英国国王、贵族的势力被大大削弱，面临没有钱的情况。为了得到更多的钱，只能召集平民，于是形成了下议院。1295年平民院建立，1455年至1485年的玫瑰战争大大加强了平民院的地位，此时贵族势力被削弱，平民院提出了“凡利害及全国民者，不可不得全国民之同意也”。直到17世纪，英国已经形成了传统，即民众对财产有绝对的所有权。没有国会的同意，国王的绝对权威也不应该改变任何人对物品和牲畜的产权，也不应该对同样的物品和牲畜进行任何的课费“。

历史总是有偶然性，玫瑰战争使英国的代议机构快速形成。在法国则不同。法国行使三级议会制度，国王、教士、贵族往往联合操纵议会。由于贵族不需要交税，因此在三级会议上，贵族往往同意国王征税的要求，也没有召开等级会议讨论征税问题的迫切要求。出现了法国国王可以随意征税的情况。

征税有利于实现统治者与民众的利益共容

从学理的角度上，刘守刚总结了税收与代议制之间相互影响的要点。他认为，首先在国家间持续的战争或战争威胁的背景下，那些能够有效获得物资资源支持的政府将在战争中获胜。其次，那些征收压迫性税收而没有建立纳税人代议制的国家不能获得生存。第三，基于纳税人同意的税收是一个更好的制度，既有利于统治者也有利于纳税人。

最后，如果统治者依赖于纳税人，就会把他们自己命运与民众富裕程度联系在一起，并致力于推动民众富裕程度的提高。通过征税，实现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命运共同、利益共容。刘守刚比较了18世纪时的中、英两国。18世纪的英国，国家税收主要依靠商品税，意味着商品经济越繁荣，税收越多，实现双赢。18世纪的中国，同样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是当时中国的税收主要是田赋。国家没有在商业中获得实际利益，当然也不可能保护、促进商业的发展。

用税收政策解释国家发展中所遇的陷阱

在讲座中，刘守刚也强调了并不是所有的税收都可以必然导致代议制民主的产生。当前国际形式下，一些国家发展中的陷阱，同样可以用税收政策进行解释。

第一，如果税收主要向农业征收，由于土地无法移动，农民“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因此政府就会采取压迫性政策而不是展开谈判。

第二，如果税收主要依赖于关税，就有可能进入中等社会国家陷阱。依赖关税意味着征税过程简单，不需要建立复杂的财政机构、也不需要由政府出面提供公共品以换取纳税人在税收上的服从，从而会导致政府机构发育与代议制建设进展缓慢。

第三，如果税收主要依赖于寡头企业，苏东事变后，俄罗斯政府向寡头大企业征税或强制借款，政府不再寻找更可靠的收入来源，反而会进一步运用更官僚化、更强迫的手段借款。刘绍刚说，反观波兰，直接向劳动收入征税，有助于建立政府与有组织工人之间的契约关系，整体结构也变得更为制度化。

 “财政政治学译丛”已出版30本，后续有38本待出

如上，刘守刚与其同仁，从政治的角度关注财政制度的变迁，从财税制度与国家构建的互动关系出发选择相应的英文原著，加以翻译和推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构建宏大制度变迁和微观历史主体行动之间的中层理论。既有助于中国政治学在合适的领域进行概念提炼和理论构建，也可为中国财政制度乃至国家制度的发展，提供相应的理论解释与政策借鉴。而“何以现代：来自西方的财政智慧”一书就是其中的一本著作，目前“财政政治学译丛”至今已经出版30本，后续还有38本待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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