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实习生 柳欣 记者 童薇菁

狄更斯、萨克雷、奥斯丁……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作家们，笔下的伦敦有怎样的温度？小说中出现的地标，在今人的眼里，是温情、是伤感还是严酷？

斯坦福文学实验室近日携手谷歌，在历史大头针平台上开展了一项“伦敦：为它做一份维多利亚文学情感地图”的“智慧众包”项目。该项目利用大数据分析的原理，在738位作家的1400多部作品中摘录出涉及伦敦的逾4000个选段，在伦敦地图上标志了167个情绪地点，比如著名的大本钟、老贝利法院、贝尔格雷火车站等。只要点击地图上醒目的电子大头针，就能够看到这个地方在文学作品中出现的桥段。

点开伦敦的老贝利法院的“坐标”，一段来自狄更斯《双城记》中的文学段落跃入眼帘：“老贝利是著名的死人客栈，脸色苍白的旅客不断从里面出来，乘上大车小车，穿过颠簸的路径，走进了另一个世界。”

一个固定的地点在文学作品中，或快乐，或悲伤，或不包含任何情绪倾向。通过收集人们的“情绪评价”，团队可以分析出伦敦是如何在文学作品中构建、展现起来的，以及读者对于地方的认知是怎样通过文学作品建立的。最终将形成一幅“文学情感地图”，这被该项目的负责人斯坦福大学英文系教授弗兰克·莫雷蒂称为一种新的文学评论。

早在2010年，莫雷蒂便主持建立起了斯坦福文学实验室，致力于通过电脑软件来研究分析文学作品。他认为，对于文学作品的理解是无法建立在单薄地阅读几本文学作品之上的。一个完整的研究体系的建立，需要研究者同时阅读、研究上百甚至上千本相关著作。面对浩如烟海的书籍，仅靠传统的模式无法做到。莫雷蒂曾在其文章《世界文学猜想》中提出，文学评论不能仅仅局限在对单个作品或单个作家的关注。然而，当文学评论家面对的是数以百计的语言和他们的文学作品，似乎很难凭借有限的阅读力完成如此大规模的阅读。已出版的19世纪英国文学作品就有近30000本，但几乎没有人能够读完它们，更不用提法国文学、中国文学等其他国家的文学作品了。

《财经时报》记者约翰·索耶评价道：“几个世纪以来，文学评论家们最基本的任务就是阅读文学作品。然而，对于莫雷蒂这样熟知电脑数据技术的学者来说，文学研究不一定意味着要阅读作品。通过电脑集合大数据，从全新的角度着眼，必然能够得出新的结论和见解。”他还称斯坦福文学实验室为“世界上最杰出的人文学科数据收集室”。

将大数据运用于人文科学研究，是美国文化学术圈当下最时髦、最前沿的课题。该项目的执行者之一、历史学研究者加布里尔·沃芬斯顿说：“我们想要通过这个实验探索用大数据做文本分析的极限在哪里。”

文学评论到底是艺术还是科学？当然，在莫雷蒂的眼里，这两者并不相悖。他认为在此之前，文学评论忽略了科学方法的运用。“文学评论应该注重文学史的发展脉络，梳理它们的关系，发现其中隐藏的模式和框架。通过把文学作品输入数据库，绘制出数据、地图和表格，才能够发现文学作品中普遍的规律和模式，提供更为广阔的视角。”莫雷蒂认为，这样一种“全景阅读”使读者们能够站在高的角度看到文学发展的整片森林，而不是被单部作品的一棵树所障目。通过大数据分析，评论家们能够了解的，就不仅仅是那些为人们所熟知的作品，同时还有文学评论家玛格丽特·科恩所说的“万千未曾被读过的作品”。

这张伦敦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情感地图”已有一些研究成果。过去，评论家们倾向于认为，文学中的恐惧通常与贫困联系在一起。通过这张文学情绪地图，莫雷蒂发现，相比于贫民窟，文学中的恐惧更多地与监狱和古集市联系在一起。十九世纪的伦敦处于快速城镇化的转折时期，文学作品多少沾有大环境的气息。

然而有学者质疑，这样的研究方法是否能得到阅读的快乐？知道这些“文学信息”并不意味着阅读，而阅读的快乐和仅仅获得文学知识亦是不能等同的。有人就说，“莫雷蒂或许看到了总体，但他的研究旅途，就像是一个宇航员在火星上遥望地球。虽然见到了全景，却失去了站在文学土壤上的机会。”或许，这些文学评论家们还是会继续以“学院派”的视角去批判，然后期待着莫雷蒂的最新分析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