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托宾小说《布鲁克林》改编的同名电影剧照。（资料照片）

托宾说，写作是作者和读者之间缔结的想象力契约，但想象无法翻越生活的边界。在《布鲁克林》里，他写爱丽丝的故事，是把自己的感受给了她，她的遗憾、悔恨和漂泊感，是他的，她没能厮守的亲情、错过的爱情，也是他的。

托宾小说《诺拉·韦伯斯特》封面。 （资料照片）

前天晚上，爱尔兰作家科尔姆·托宾风雨兼程地赶到复旦，因为雨夜糟糕的交通，他迟到了，大步流星地走进教室，豪迈地脱去羽绒外套，豪迈地开始他的演讲。他用宏亮的嗓音讲述故乡，一个灰暗乏味的爱尔兰海边小镇，如何通过他的想象成为另一个暗流汹涌的文学世界，和弥漫在他小说里伤感失落的情绪不同，他敞亮的幽默感照亮了那个寒冷多雨的冬夜。

私下的场合，托宾仍然是我们从他的文字里想象勾勒过的模样，敏感，彷徨，迂回，他是一个坦诚的作者，试图诚实地交出自己，但他不相信斩钉截铁的判断，警惕着不愿作出任何太轻易的结论，坦率和纠结在他身上和平共处。

托宾的长篇小说《大师》为他赢来最多文学声誉，他在创作《诺拉·韦伯斯特》的间歇里，写出《布鲁克林》这个小长篇，因为这部小说被改编成电影，让他从一个在文学专业领域被高度评价的“语言大师”成为亲民的畅销作者。他是个高产的作家，但他的写作总能在这三部长篇里找到感情的落点。《大师》的原型亨利·詹姆斯是他的文学导师，他从詹姆斯那里学到写作中最重要的一课，写人和人性的暧昧与不确定。漂泊无依的失落感支配了他的写作，就像《布鲁克林》的爱丽丝，是故乡和异乡之间找不到靠岸处的局外人。至于《诺拉·韦伯斯特》，是他开始写作时就想写、却迟迟落笔，用了漫长数十年写成的一部“生命之作”，当他坐在我的面前，谈作家，谈作品，所有的话题总会蜿蜒地回到他的故乡，他说：“40年来我在写作的道路上风雨兼程，是为了这一刻，我能有勇气和自信回到老家。”

小说是作者和读者之间签订的想象力契约

一个多月前，电影《布鲁克林》在爱尔兰东南沿海的恩尼斯科西首映。“你能想象么，那个只有16000人的小镇里没有电影院，放映场所是临时布置的，镇上的人都来了，穿着他们最好、最正式的礼服，看场电影这么平常的事，变成了一桩隆重的仪式。”

那里是托宾的故乡，有灰色的天，灰色的海，漫长的海岸线空旷寂寥，天气和食物都很糟糕。在20岁以前，托宾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乏味悲伤的地方，没有壮丽的传奇，也不可能产生宏大的作品。他买了一张去巴塞罗纳的单程票，迫不及待地离开，把平凡的小人物和琐碎的生活留在身后。“我要写宏大的角色，我要写壮烈的悲伤和喜悦，我要写奇绝壮观的故事，写大喜大悲、颠沛流离的命运。”在地中海的阳光和美食包围中，他度过人生中第一段没有阴翳的快乐时光，开始构思一部野心勃勃的杰作，他想象留在爱尔兰灰色天空下的母亲度过了一段“不可能的人生”：她逃离家庭，投奔地中海的阳光和自由，展开了波西米亚艺术家放浪形骸的一生，有烟有酒，有爱有性，还有创作。可是当他坐到书桌前，试图为母亲的形象和她所在的环境画出速写，他面对空白的稿纸，闭上双眼，看到的第一个画面是乌云浓厚的天空，冰冷翻滚的海浪，空旷的海岸上，母亲孑然一身。他将用40年的文学跋涉，去积攒勇气和能力面对这幅萧瑟悲伤的画面。

但是在那个瞬间，23岁的他明白了，他无处可逃，他所有的想象终将回到山和海的那边，一个多雨、凄凉、沉闷的海边小镇。后来，他走了很远的路，经历了感情和生活的双重冒险，也想象过许多种人生，但他的文学想象和他真切的感情，只能在故乡落脚。从他开始写作的一刹那，他挣扎在两个平行世界之间的漂浮地带，一边是故乡，另一边是他乡，一边是平淡无奇的现实，另一边是万花筒般的虚构。

12岁那年，托宾的父亲去世，这是他生命中遭遇的第一次重大变故，塑造了他的性格，也为《布鲁克林》埋下伏笔。那时，镇上的主妇们来他家吊唁，她们坐在一起说闲话，其中有个唠叨的太太一直在说“女儿去了布鲁克林”。40年后，托宾在德克萨斯州教创意写作课程，在那个干旱炎热的地方，他陷入多愁善感的思乡情绪，少年时无意听到的那些闲话在这时潜入脑海。于是，在一个远离雨水和大海的地方，他开始想象一个爱尔兰姑娘孤身移民纽约，独自在布鲁克林生活、奋斗，她的离开和回归都是痛苦的，她在他乡没有真正意义的归宿，在故乡又成异乡人。

托宾说，写作是作者和读者之间缔结的想象力契约，但想象无法翻越生活的边界。在《布鲁克林》里，他写爱丽丝的故事，是把自己的感受给了她，她的遗憾、悔恨和漂泊感，是他的，她没能厮守的亲情、错过的爱情，也是他的。“这是我第一次面对思乡的主题，第一次思考故乡对我意味着什么。当然，这不是我第一次写失落的人和失落的感情，自从父亲死去的那一刻，无处可归的失落感就伴随着我，它塑造了我，主宰了我迄今为止的写作，也许，我的一生都将和这份失落感相伴随。”

最伟大的戏剧存在于寻常的细节中

《泰晤士报文学副刊》认为，《布鲁克林》可以和亨利·詹姆斯的《贵妇画像》相提并论。詹姆斯正是托宾最欣赏的作家。托宾不止一次地强调，除了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给了他最大影响的是美国作家詹姆斯，在詹姆斯的所有作品中，他最爱的是《贵妇画像》和《华盛顿广场》。他这样评价他的文学偶像：“他有宽广的同情心、卓越的文采。我喜欢他戏剧化地处理道德话题，又关注感官和时髦。我喜欢他在写作中微言大义，晦暗含蓄，他拒绝让读者妄下判断。他对人类关系中动机的奇特和情感的摇摆性有着最深刻的理解。”他在詹姆斯创作的人物身上，能看到生活的全部：“纯粹的善或纯粹的恶是非生活也非文学的。小说处理的命题是人和人性的不确定，人是暧昧的，生活是含混的，没有是非分明的善恶。戏剧性不从大是大非大悲大喜中来，它根植于每一处细微的不明确。只有宗教意义上的奇迹是明确的，而生活和文学的领域里没有奇迹，小说的本质是一次缓慢的旅行。”

这也是他不愿对比小说《布鲁克林》和电影版的原因。他肯定了电影的努力，对女主角西尔斯·罗南赞不绝口，认为这个年轻女孩演出了他写作中的精髓。可是，“电影和小说太不同了，电影是直观的，导演用一个画面就能解决我写了十几页的内容。”他坚持以试探的、放慢的步调去接近人物的内在，外部世界再壮阔，也不及心底的波澜。在他的笔下，布鲁克林虽然和曼哈顿只有几站地铁的距离，但曼哈顿的灯火辉煌离爱丽丝很远，1950年代存在于纽约空气里的躁动离这个爱尔兰女孩很远，蠢蠢欲动的民权运动、嬉皮士精神和酝酿中的大转折，统统隐在虚焦的背景里，一个在异乡打拼的女孩生活圈是有限的，只有小出租屋、打工的店里、夜校和同乡会。托宾毫不犹豫地发表他的宣言：“外部世界当然参与塑造了一个人的生活甚至人格，但我感兴趣的是关上房门以后的家庭内部关系，我只想从人的本身出发去写一点东西，写人的脆弱和渴望。”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托宾对毕飞宇的《玉米》赞不绝口。“三姐妹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动乱的年代里，可是他把外部世界悬置了，细致地写姐妹之间的关系，她们对男人的态度，对身体的关注和焦虑，以及家庭内部对权力的争夺。当然可以认为这是巨大的隐喻，可是他把琐碎的细节写得多么生动。”他说，不是外部戏剧塑造了人，相反，人的内在才是最丰富的戏剧。当他面对空白的稿纸，在想象中接近他的人物时，他有时会想到莎士比亚，因为“他多么出色地描写了人物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世纪的文学只处理人和上帝的关系，直到莎士比亚的出现，他调转了文学的船头，写剥离了神性色彩的人，写与神无关的人间的关系”。他反复地重读《哈姆雷特》，着迷的却不是命运的悲剧，不是善和流血之间的悖论，而是哈姆雷特和母亲的关系，最本能也最无可逃避的一组人物关系。

对托宾来说，母亲的形象和母与子的关系，这个命题是把他推向写作的原动力，也是长久以来驱赶他的幽灵，在詹姆斯和莎士比亚的庇佑下，经历《母与子》和《布鲁克林》以及更多艰难的跋涉，他写下《诺拉·韦伯斯特》这个标题，回到23岁那年闭上眼睛看到的画面：一无所有的母亲孑然地面对灰色的海浪，她没有经历传奇，她的生命里没有过地中海的热烈阳光和阳光下的女性自由与解放，她就在一个乏味的小镇，度过了平凡妇人含辛茹苦的一生。

就这样，托宾松开防线，让小镇的灰色进入故事，他在晦暗中寻找力量：“要回归一个没有色彩的小地方，是需要勇气的，但我回来了，因为40年后的我明白，伟大的戏剧存在于寻常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