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建平

诺贝尔文学奖在设立之初，有两条基本指导原则：“推动文学的发展”和“促进优秀文学家为全世界接受”。然而必须看到，今天的诺奖面临着一个新的使命：重建文学和大众的连接。为此，他们需要拓展文学的边界。最重要的是，不要把瑞典文学院当成全世界文学的最高裁判法庭，不要以为诺贝尔文学奖就是对全世界文学所作的最终裁判。

(图为鲍勃·迪伦的书籍、唱片与绘画作品)

几乎每一届诺贝尔文学奖的揭晓都会引发争议。因为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认为的最好的作家。

但这一次的争议显然不同———瑞典文学院的院士们选择了一位音乐家。

鲍勃·迪伦应该获奖吗？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或许我们应该先来了解一下诺贝尔文学奖的选择范围和原则到底是什么。

对诺贝尔文学奖的选择范围，诺贝尔本人所作出的规定是很宽的，只要是“朝向一个理想的方向”的作品，都能入选。然而，除了围绕着“理想”这个词进行不同时代的解读以外，还有两条基本的指导原则：“推动文学的发展”和“促进优秀文学家为全世界接受”。对这两条的理解，对诺奖的评选影响深远。

推动文学的发展，往浅里说，是获奖人必须是在世的作家；往深里说，就是让得奖作家写出更好的作品来。换句话说，诺贝尔文学奖不是对那些功成名就者的事后追认，不然的话，院士们根本不需要懂文学，甚至连作品也用不着读———他们只要了解文学圈的情况，知道哪些人是普遍公认的优秀作家就可以了。

然而院士们并没有这么做。如果做一个百年优秀作家评选，将名单与百年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名单做一个对比，我们会发现二者的差别很大。

瑞典文学院有一位秘书叫颜尔纳，他说我们不是拎着个钱袋，追在那些早就功成名就的老人后面去增加他的遗产的。他们宁愿把钱给那些年富力强的人，让他们从此衣食无忧，不需要再为生计写作，从而创作出更优秀的作品。他举赛尔玛·拉格洛夫为例。拉格洛夫是著名的瑞典作家，写过《尼尔斯骑鹅旅行记》。他说我们把钱给她，这样她生活就有保障了，不用再写那些浅显的故事和圣诞节小报上的文章，而是可以潜心从事真正伟大的创作，写出对文学发展有意义的作品。

不认可既有的名气，不向既定的文坛座次表屈服，而是根据作品做出自己独立的判断，把奖颁给那些更富有创作活力的年轻人，这是需要勇气的。但这就是“推动文学发展”这句话的含义。这意味着诺贝尔文学奖的目的之一，是加入到文学发展的进程中去，催生出更多更优秀的作家和作品来。那么，75岁的鲍勃·迪伦，符合这个标准吗？

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二条指导原则，是“促进优秀文学家为全世界接受”。也就是说，有一些作家实际上很优秀，写的作品非常好，或者也许已经有了区域性的声誉，但却没有在世界范围里得到承认。而评奖者们就要慧眼识珠，将这样的作家挑出来，给他们发奖，使全世界都承认他们。

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例子便是泰戈尔。获奖之前，他只是一位用孟加拉语写作的地方性诗人，连德里那一带的人都不认识他。他得奖后，不但印度为他骄傲，整个亚洲都为他骄傲。

实际上，当年，也正是怀着这种消灭地理空白点的初衷，瑞典文学院委托了一位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请他在来中国时顺便打听打听中国有哪些好的作家。赫定将此事委托给了刘半农，刘半农推荐了鲁迅，委托台静农给鲁迅写信传话，但鲁迅回信表示包括自己在内，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可以获奖的作家，如果仅仅因为是中国人、而不是凭借文学实力获奖，并非好事。

当然这已经是闲话。回到鲍勃·迪伦上来：他的世界影响力，是否需要借助诺奖来打开？

然而，答案仍然是在风中飘。因为我们必须注意到，今天距离诺贝尔为文学奖定下这些原则，已经过去了百多年。100多年里，文学本身以及文学产生的影响，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除了推动文学发展、促进优秀文学奖为全世界所接受之外，今天的诺奖面临着一个新的使命：重建文学和大众的连接。为此，他们需要拓展文学的边界。

最重要的是，不要把瑞典文学院当成全世界文学的最高裁判法庭，不要以为诺贝尔文学奖就是对全世界文学所作的最终裁判。一个人得奖，是种种的机缘促成的。在一个特定的时刻，一个人的作品正好有合适的、院士们能读懂的文字的译本，正好符合这一时刻所具有的特定的标准，也恰好被几位院士特别赞赏，被人及时而符合程序地提名，也许就有了机会。获奖总是被挑出来的最好的，但这里的“最好”，有着上述种种的限定。

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一些文学艺术的审美标准，这有时是非常具有民族性的，是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中的成员所接受的教育、文学艺术教学、文化的氛围，等等所决定的。各民族和文化所面对的各自独特的问题决定了他们的文学评价标准，因此，不能以为存在着一个全世界统一的评价标准，这个标准不存在。我们过去常说，最具有民族性的，也就最具有世界性。对诺贝尔文学奖而言，就不是如此。

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人，常常是这样的情况：他是处在不同文化圈之间的交叉点上的人，而不一定是从这个文化圈之中来看最好的人。

让我们回过头来再说一遍泰戈尔，泰戈尔得奖，恰恰由于这个原因。他是一个处在文化交叉点上的人。一方面他身上有很深厚的孟加拉文化传统的因素。但同时，他的英文极好，牛津毕业，能将自己的诗译成最漂亮的英文。他对西方文化有很深的了解，对于他自己的传统文化也有很深的了解。

这并不意味着要求所有的作家都向这个方向努力，我只是分析那些得诺贝尔奖的人为什么能得奖的原因：处在文化交叉点上。如果说一种文化是在纸上画的一个圆的话，那么，不同的圆的交叉处，就是最易奖处。处在那样的位置上，常常更容易将不同文化因素相结合。这样，给那些院士们的感觉就是，你给他们带来了新东西，但你又是一个和他们的文化之间有很多亲和力的人。他们熟悉你，又觉得你能给他们以新鲜感。

多年以来，诺贝尔文学奖就这么操作下去。犯了很多的错误，同时也选择了很多优秀的作家。一年一年地评下去，一年一年地被别人批评，被人骂，但一年又一年，仍然被人看重。

(作者为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美学博士、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