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永安

读德国女作家海登莱希的短篇小说集《背对世界》之前，并不熟悉她的作品，却被“译后记”中的一段话击中:“埃尔克·海登莱希1943年出生，出版这个短篇集时已不年轻，可是我们竟能从她的这些小说里读出一种无行小女子才会有的摩登和张狂。”———无行小女子，摩登与张狂，多么引人的魔力，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

集子不厚，收录七篇小说，细细读了最后一篇　《背对世界》。女主人公弗兰齐斯卡生活在一个“女人们一般而言要守身如玉到新婚之夜”的时代，但19岁的她“并不想守身如玉到结婚那天。她也想积累经验，她觉得自己已经像熟透了的果子，她想知道男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于是她经历了几次不成功之后，找到了一个35岁的魅力男人，“互相拥抱，在床上打起了滚”，还告诉他“我知道你是最佳人选”。数天之后，他们“该分手了”，她拥抱了他并说道：“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你的，海因里希。我这辈子都感谢你。”他吻了她说：“你真是个绝顶聪明的好学生。现在你可以勇往直前了。”

这样的故事，癫狂而知性，一切都令行禁止，内在的平衡让人屏息。传统社会人是习俗的棋子，浪漫时代人是激情的前驱，而　《背对世界》　中的男女主人公，高居于生命之上，有能力让心里的火山爆发，也有能力让它倒流回去，这真是人神共体，世界收纳在小宇宙的自转中。从这个情感新境界看《简·爱》《安娜·卡列尼娜》，那真是Tooyoung，toosimple，都是失去人生掌控的倾斜游戏。

德国人的清峻举世皆知，但海登莱希的这篇小说绝不是孤立的存在。爱情余情化是20世纪小说中的普遍现象，川端康成　《雪国》、杜拉斯　《琴声如诉》、乔伊斯　《伊芙琳》、毛姆　《面纱》、索尔·贝罗　《赫索格》、伍尔夫《达洛维夫人》　……与19世纪那些生死之恋对比，20世纪的两性之间，似乎是两杯香浓的咖啡，充满理性的调制感。爱情中的儿童天性没有了，开始时就预置了告别，说“再见”的能力空前强大。

谁也不能说19世纪那些浪漫之爱是唯一的真情，也许那只是长河中的一道飞泻瀑布，《背对世界》　所写的才是人类的常态。生活中何尝不是如此？　男女相悦，开始时是男性的不清醒，各种追，女性很清醒；追着追着，女性越来越不清醒，男性反而越来越清醒。最后结了婚，两个人都清醒过来，锅碗盆瓢过日子。恋爱难道就是一场虚热？　细细阅读　《背对世界》，作者的心平气和后面，是无情的嘲讽、痛切的怜悯？　还是现实主义的回归？　站在不同的角度，一定会有截然不同的回答。

很妙的是这篇小说的结局:27年后，在一个天气灰蒙蒙的日子，弗兰齐斯卡心里涌出再去看看那个男人的欲望，46岁的她，“想重新还原成那个不安分、活泼好动的弗兰卡，想重新体会迷惘、心跳、蹦蹦跳跳地在路上走的滋味，想能够胡思乱想以及不思而行。”

她真的找到了他:

“你还认识我吗，海因里希？”弗兰齐斯卡边问边向他伸　出　了双手，“我是小女大学生，弗兰卡。”

“我认不出来了，”他说着把她拥入怀中，“那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快30年了，”弗兰齐斯卡一边回答一边望着他，“我恰巧路过乌尔姆，我只是想再见你一面。”

她看着他那张疲倦而沧桑的脸，深深的皱纹，过度饮酒留下的痕迹。他戴着一副眼镜，但他那浅色眼睛中仍有些许年轻时的那种魅力。

“进来吧。”他说着把她让进了屋子，屋里通风不够，有股发霉的味道。

两个人再次度过了狂热的夜晚，第二天又告别。彼此都明白“确实是最后一次了”。他们在公寓门前深深拥抱。男的说“谢谢!”女的说“谢什么？　也谢谢你。我们现在两清了。”男的问“你给我你的电话号码吗？”女的摇了摇头说“不，除非你急需，因为你又在编写新的电话簿。”———这番对话苍茫无际，仿佛吹散的蒲公英，从床上落到地下，又飘向天空。既然如此，何必再聚？　这好像是个多余的问题，刹那让人想起伍迪·艾伦电影　《安妮·霍尔》　中的最后一段话:

再一次见到安妮，我真的很高兴。我意识到她是一个多么好的人，能认识她是一件多么有趣的事。我想起了那个老笑话，你知道，有个家伙去看精神病医生，他说：“大夫，我兄弟疯了，他以为他自己是一只鸡。”医生说：“那你怎么不把他带来？”那家伙说：“我是想带他来的，可是我需要鸡蛋呀。”你看，我想这就是现在我对男女之间关系的感觉，你知道，它是完全非理性的、疯狂的，甚至荒谬的，但是我想我们还一直要经历这一切，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需要鸡蛋。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