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爱乐乐团在指挥艾伦·吉尔伯特率领下为沪上观众演绎马勒《第七交响曲》。本报记者叶辰亮摄

武跃

《第七交响曲》不仅是马勒上演率最低的作品之一，同时也是整个古典音乐核心曲目中最边缘那一堆里的一员。这样一个晦涩难懂的庞然大物，放在带有普及和狂欢性质的上海夏季音乐节(MISA)中，乍一看来，似乎有点格格不入。的确，与2号开幕音乐会上德沃夏克《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　和勃拉姆斯《第二钢琴协奏曲》相比，前天晚上的演出好像陡然上了一个台阶，以至于我们很难想象，这三首作品之间其实相互只隔十年左右的时间。

看惯了燕尾服的笔挺利落，纽爱乐手们这场演出中一律素白的上衣带来了强烈的视觉冲击。

什么是交响曲？　马勒说：“一部交响曲就是一个世界。”领略过了《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再来重温这句话，无疑能有更深切的理解。

从某种角度来看，《第七交响曲》中所描绘的对象，是马勒所有交响曲中最自成一体、结构严密的“世界”。乐曲的五个乐章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同心圆：内部，两首神秘诱人的“夜曲”(Nachtmusik)围绕着一首幽灵鬼魂般的谐谑曲；外部，两个规模宏大、相互勾连的首尾乐章分列左右。这样一种特殊的结构原则，彻底改变了19世纪交响曲所惯用的从起点走向终点的叙事模式。它更像是一幅三折画，将美丽与丑陋、爱情与疯狂、疯狂与死亡拉到一起，一个挨着一个展示出来。什么是“世界”？　这就是世界：好坏美丑、苦乐悲喜，其实都是多年的邻居，谁也离不开谁。走近一个事物，就会发现它同时蕴含了与其表象相反的可能。美好的事物带给人的苦痛之深，往往不亚于丑恶。

对《第七交响曲》的传播，纽约爱乐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这部作品创作完成以后迟迟找不到出版商，直到三年后才在布拉格首次搬上舞台。不温不火的首演之后不久便石沉大海，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内被人们遗忘。在一片沉寂中，是1966年发行的伯恩斯坦指挥纽约爱乐演奏《第七交响曲》的传奇录音，重新发现和诠释了这一杰作的魅力。

前晚，艾伦·吉尔伯特率领这个马勒晚年曾亲自担任过音乐总监的传奇乐团，再次给听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吉尔伯特的指挥手势虽不甚华丽，但进退有则、指示清晰，可以看出他对作品有着深刻的理解。乐曲刚一开始，低音提琴低沉的咆哮就使人如坠云里雾中，一下子跌进了“夜”的世界。在第一首“夜曲”中，闲言碎语的木管犹如精灵般俏皮捣蛋、捉摸不定，与此同时，英国管、大管和大号依次演奏的上行分解和弦自如穿梭其间，稳而不乱、层层推进，让人不禁佩服乐团的功力和默契。在几处具有特征性音响的段落，如弓背敲弦、牛铃与吉他的使用等，乐团都精致地传达出了作曲家所着意营造的那种奇异的空间感。而整晚演出令笔者格外难忘的是他们的铜管，尤其是中音号、长号和圆号，乐手们为简单的旋律线条注入了特殊且可感的表情和语气，从而使得这些乐器在某个瞬间获得了一种“人格感”，仿佛深夜旷野中一个人的长叹，不再仅仅是一条长句中的某一片段。如果非要说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或许是纽约爱乐声音略微偏“亮”，在处理乐曲中常见的大幅度色彩转换时，强烈对比的戏剧张力还稍显不足。

在璀璨耀眼、酣畅淋漓的终曲结束的刹那，观众席瞬间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和叫好声。这一象征天空破晓的乐章点燃了所有乐迷朋友们的激情，也让上交音乐厅达到了整晚的沸点。在上海这片古典音乐繁荣发展的沃土，似乎很难再感觉到这部曾困扰了人们过去半个世纪的交响曲有什么难以亲近的地方，无论悲促、神秘还是狂欢，都能与我们内心产生不同程度的共鸣。

一百多年前，马勒曾写道：“终有一天他(指理查·施特劳斯)的时代会过去，我的时代会来临。”

(作者系上海音乐学院研究生)